专访《勇敢者的征程》幕后团队：先烈走过的路，他们准备这么拍
【文/观察者网 邢晓楠】
很多人都已经察觉到了这个趋势——给当代年轻人讲红色故事的方法，正在改变。
电视剧领域，一部《觉醒年代》靠塑造革命先烈激昂却平易近人的“青春岁月”成了今年爆款，还让不少年轻人翻开党史；《人民日报》为建党百年做的微电影《丰碑》也通过“穿越”的手法再次演绎经典课文，引得不少人直呼“泪目”。
但是，纪录片作为一种特殊的体裁，时间长，节奏慢，“爆点”难寻。正因如此，尽管这几年也出了几档“爆款”纪录片。但有新意的红色题材，一直是缺席的。
11月9日，红色之路探险纪录片《勇敢者的征程》上线腾讯视频。第一期《夹金》，就重现了红军队伍在翻越这座高原神山时的“九死一生”。而探险者钟汉良，则通过和探险家乔西一同重走这条道路，带观众“身临其境”的体验了一把先烈们经历的艰难险阻。
与以往的红色题材纪录片相比，这档节目，似乎有了不小的“突破”——真人秀一般的情节设计，国际化的制作班底，探险求生的创作母题……
节目上映后，观察者网也采访到《勇敢的征程》制片人、腾讯在线视频节目内容制作部A4工作室负责人朱乐贤，和导演菲尔·斯特宾（Phil Stebbing），聊了聊这部纪录片在制作时的幕后故事。
腾讯在线视频节目内容制作部A4工作室负责人朱乐贤（左）及钟汉良（右）
观察者网：您是如何接触到《勇敢者的征程》这个纪录片项目的？
朱乐贤：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比较关注荒野求生和野外探险类的节目，这是广义上的纪录片里重要的一个品类，在国外一直也占有比较大的分量。我们也很希望切入到这一块里面去做一些尝试，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契机。
我最初的考虑有几点，首先，野外探险类的节目，它西方色彩还是比较明显的，如何加强本土化很重要。如果它不能和中国的实际状况、或者说中国的文化有所结合，那它就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
第二，国内也有过一些荒野求生类的纪录片，但感觉还是国外的团队和国外的主持人主导的成分多一些，所以其实我一直在思考怎么加入一些本土化的东西。
去年的时候，我们想到了，它可能可以和历史结合。正好今年是建党100周年，我们想，其实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有非常多这种在艰险的环境下去与大自然、狂风暴雨、恶劣的天气做抗争的故事。是什么支撑着他们？
我们觉得，应该是一种精神力量。比如说红军，比如说东北抗联，海南岛的红色娘子军，他们都是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去，为了继续自己的事业而奋斗。
如果能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我们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所以产生了要做一个荒野求生和历史结合的作品的思路，我也不想太重复以前的一些作品，希望有一些新的方式或者新的形式，新的内容能够加入，来产生新的作品。
这就像山东大花生，花生并不是原生中国，而是通过海外引进，种植在中国的土地上，与中国的山川土壤、雨雪冰霜结合，形成了新的山东大花生，这个花生可以中国人享用，也可以出口到海外。种子是国外，但是是从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
我们的片子，我希望是一个中外结合的国际化的团队，制作出一个国内、国际通用的内容产品。
观察者网：外国团队和中国团队的分工是什么样的？
朱乐贤：国外的团队主要是拍摄，还有成片初版的编辑。中国团队负责加入大量的历史内容。但是这个历史的内容如何和节目制作结合，双方开了很多会议来协调，让这个片子更加的自然流畅，而不是生硬地把历史加进去。
纪录片整体的故事走向是各方团队在把握，国外团队更多是执行层面。在后期剪辑过程中，第一版由国外团队来剪辑，后面的剪辑全部由中方团队来接手了。包括最后效果呈现、音乐音效的制作，都是中方团队完成的。
观察者网：可以分享下选择这些嘉宾参与节目的理由吗？
朱乐贤：我们最初的目标是可以国际化传播的，所以说在早期选择嘉宾的时候，会强调他会不会英语，能不能和国外团队进行流畅的沟通和互动。这个条件挡住了不少艺人。早期选择嘉宾的时候非常困难，因为又有档期，又愿意来做荒野求生节目，而且具备野外生存能力的探险者嘉宾真的不多。
今天来看我们选择的嘉宾，比如钟汉良，比如窦骁，他们都有非常多的户外经验，像钟汉良，经常去做非常多的锻炼，他的身体素质非常好。我们拍摄的环境都非常的艰苦，也有一定的风险性，所以身体素质是选择嘉宾的一个必要条件。
嘉宾钟汉良拍摄期间 图片来源：腾讯视频
而且现在的艺人的工作都非常多，这一部片子还有非常高的危险性。可能对一些演员来说，他们也要考虑这方面的原因。
像第一期，其实拍摄的地方非常危险。我们开着车上去的时候，悬崖峭壁，会车的地方都没有，有的地方的转弯直接就是一个直角。司机还要倒车调整前进的角度，我真的心都揪着，觉得这司机要开不好，我们这一生就搁这了。
观察者网：拍摄时都遇到了哪些危险？
朱乐贤：登山的时候，那个山其实已经很高了，4000多米，人其实是有高原反应的。高原反应这个东西似乎带着一种神秘因素，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一些身高力壮的可能反应更猛烈。
山上开始的时候还是晴朗的，突然就开始下雪了。天气也很差，大雪，狂风大作，看不见人。在拍摄钟汉良和乔西爬山的时候，摄影师因为需要携带沉重的设备而无法跟上去，那是他们用小型的手持设备自己拍摄的。
图片来源：《勇敢者的征程》第一期《夹金》
观察者网：腾讯在纪录片领域展开了不少中外合作，这次《勇敢者的征程》也是一个中外合作的典型案例。您在参与“中外交流”的过程中，感觉国内外纪录片团队在工作方式上有什么不同？
朱乐贤：实际上有很多非常相似的地方。当然，我觉得在纪录片这一块，或者在整体的媒体行业，西方比我们发展的更早更快，我们实际上仍然是处于一个学习和追赶的阶段。我们的专业程度，我们的工业化程度跟西方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比如说我认为西方的导演在镜头的拍摄，画面的组建，以及在整体架构的搭建上都有他们自己的独到之处。
而且西方的导演他们计划性非常强，说10天或者18天拍完，他是一定能够拍完的。
而且你也很清楚，我们现在的影视工业有时候其实是连轴转的。但是西方导演的话，哪怕早晨他们5点多就起来，但是当天的拍摄是一定要在当天完成。他们的计划性非常强，他们对要什么画面、不要什么画面非常清晰。
内容上，他们可能更加的理性，更加的注重科学性，我们其实希望有一些情感性的内容注入进来，这是一个大的不同。或者说，我们更注重Emotion（情感），强调情感的感染和共鸣。他们会更注重Science（科学）。
观察者网：您期待这部纪录片在国际上有什么样的反响？
朱乐贤：反响不好说，我当然希望海外更多的用户能够看到这个节目，能够看到中国的历史，知道今天的中国人、还有昨天的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能够看到这里面的一些中国人曾经走过的路，或者说能了解到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山川地理。知道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的另一个地方是什么样子，这里的人和其他地方的人同样有着人类共通的情感。
重要的还是它是一个创新性的节目，加入了历史的元素，和西方原有的野外生存模式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至于大家能不能接受，还要播出之后观众的检验。
观察者网：您在19年的采访中提到，纪录片有了能够收回成本/能够盈利的可能性，这也促使市场和资方在纪录片领域的布局。现在两年过去了，纪录片行业整体的盈利比例是什么情况？这是纪录片行业商业化的一种出路吗？
朱乐贤：整体上来说，就像长视频网站一样，纪录片它还是一个亏损的状态。就像这部片子，更多是提供给用户一个新的内容，希望从某种程度上建立一个我们纪录片的品牌形象，目前只能这么说了，它收回不了成本。更多能收回成本或者盈利的一些内容，是在美食类上。我们其实也一直在探讨，就是如何能更贴近现代的年轻人，让这些节目与年轻人相关，能够引起人生的共鸣，进而实现一个更好的循环，这其实是我们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我们作为制作者和平台的运营者，都会和商业化团队、市场团队紧密地配合，做更多的讨论。不过和前几年相比，情况还是好了很多。特别是在新媒体开始做纪录片之后，的确是扩大了整体的用户量。
这几年我们会清晰地看到，互联网、新媒体，在纪录片上非常多的投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有很多的用户喜欢通过纪录片获得知识，开阔眼界，见到外面的世界，通过真实的、现实的历史故事，看到自己所处的位置，然后获得继续向前的力量。
观察者网：之前腾讯视频发布会公开，平台纪录片受众中90-95后之间用户占比26%，95后占比40%，也就是纪录片的受众群体正在年轻化。但是纪录片基因里的“长时间和慢节奏”，又和现在市场上追求的快节奏短视频相悖。纪录片该如何平衡这两者的冲突？
朱乐贤：不管是在中国还是欧美，短视频其实都占据了大家大量的时间，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长视频有没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呢？肯定也有，因为提供的内容是不一样的。长视频，能够更系统、更全面地展示一个你关注的话题，短视频可能只是快速的一个刺激。如果你想了解深度的内容，了解生活本真的意义，了解真实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你可能还是要看纪录片。
早期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段时间，人们觉得电视的崛起会挤占电影的生存空间。但是我们今天来看，电影其实发展得也很好，它在受到挤压的同时也做出了很多创新，并不断向前。
长视频提供的，是更加丰富、更加系统的一个认知。短视频它提供的可能是点。毕竟我们现在有很多提取图书精华内容的短文，那你看完短文，还会去看那本书吗？会的，肯定还有人去看这本书的。你直接获得了一些观点，而观点形成背后的原因或者说它的逻辑，仍然需要你进行深度的了解。所以长视频在面临短视频的一个挑战，但是它总会找到自己的生存方式，能通过不断的创新来吸引用户。
观察者网：菲尔，与之前拍摄的挑战节目相比，这次有什么不同？
菲尔·斯特宾：是的，我在很多国家工作过，其实我会说一些其他语言，在西班牙拍摄的时候我西班牙语不赖，法语和意大利语也能帮我（在当地拍摄）。不过在中国，我的中文确实不太行，其实我就会说个“谢谢”。所以，和一个具备双语能力的团队一起工作很重要，他们可以帮助我们翻译不少东西。
说到这个纪录片的不同，和团队在合作上的挑战是一个。
我们这次只有三个来自英语国家的团队成员：探险家乔西、一个摄像和一个制片。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由中国成员组成的团队，有超过20个人。我从没在中国和这么多人的团队合作过，而且我之前也没和这个中国团队里的任何成员合作过。我其实习惯和小团队合作，这次要让这么多人和你一起拍摄纪录片，其实需要具备更好的协调能力。我们的拍摄地对摄制组而言并不是那么方便——要么是山上，要么是森林里。要把所有人都从酒店带到现场，并且确保食物和他们的安全是非常困难的。
另一个挑战是，我们还要与一些中国青年演员合作。这次拍摄的时候，我们会要求他们去克服各种困难。
图片来源：《勇敢者的征程》第一期《夹金》
比如说钟汉良，他基本是刚拍完一部电影就赶过来了，然后被要求去爬一座山。他可能只有一天时间适应了下环境，但其实这时间根本不够。
我们的环境比较恶劣，从住的地方到拍摄的地方大概有四公里，那条路非常破，到处都在施工，布满石头和冰雪，每天开过去拍摄确实是挺艰苦的。我们得要求他们自己去完成登山任务，还得保证他们别迷失在风雪里，这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
另外，这个纪录片的内容和我之前做的也不太一样。我之前做的偏向生存型纪录片，这次这个虽然也是生存型的，但是我们要确保把那段历史也呈现出来，这并不简单。
其实大部分的“生存纪录片”只是在呈现人们是怎么在某个环境里生存下来的，而且是现代背景。
但是这一个，我们需要完成一些更复杂的部分，我们需要给观众讲历史故事。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年轻观众，对这段历史所知甚少，所以我们必须把历史和有趣的叙述结合起来。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节目。
生存纪录片+历史+明星，让这个纪录片的制作难度暴增。开拍之前，我们开了不少会，进行了许多讨论和书面工作。人们理解历史的方式一般是看一些书和照片，但我们要重现历史。这是我觉得和以前工作的不同之处。
探险者乔西（左）及嘉宾钟汉良（右）图片来源：腾讯视频
观察者网：为什么将重走长征路作为本节目的重要情节？
菲尔·斯特宾：长征是中国的建立过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这是一段很惊人的历史。全世界很多人都对长征只知其一，他们不了解长征具体的情况，多少人牺牲，以及经历了多么难以置信的挣扎。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讲述长征的故事，而且是以一种比较注重体验感而非比较枯燥的方式。不过节目也很严肃地对待那些在这段生存之旅上发生的故事。长征是一个惊人的故事，我们用翻越夹金山、横渡乌江这些著名的故事作为代表来讲述这段历史，能参与这个故事的讲述我很荣幸。
观察者网：您如何看待这一纪录片对于年轻人的意义？您想通过本纪录片表达什么？
菲尔·斯特宾：其实我之前问过，国内的团队也可以做这个项目，你们为什么要找外国人呢？他们给了我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希望这个纪录片可以给全世界的观众看，其次就是，如果这个项目由一个外国导演来拍摄，或许会带来一种不同感觉的吸引力。我们做事的方式其实是不同的，讲故事的方式也有所不同，这次有一些新的概念加入进去。有时候他们会说，如果这样来描述一件事可能国内年龄比较大的观众不会理解，但是我觉得，可以试试，说不定他们就理解了呢？让我试试吧。
因此，我们试图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有趣的方式来制作这个故事。这是我的想法，也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解读中国历史的一种方法。其实，对于中西方不同视角下的历史，当下存在很多讨论。我们这次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制作期间我们也有很多讨论。
观察者网：你来中国接手这个项目之前感到紧张吗？
菲尔·斯特宾：我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开始这项工作，所以我确实担心我没有做足够的准备。没有时间了解更多历史和拍摄地点，这让我感到压力很大。我们和嘉宾探险者能一起拍摄的时间已经定好了，也视频交流过了，但一直因为不在一个城市而无法当面沟通，并且我和一些在当地帮助我们的工作人员语言不互通。这让我感到这一次拍摄不同寻常。一切都很着急，尤其是还因为疫情导致了很多生产的延迟。
观察者网：你通常如何选择拍摄主题，并确保它能受到观众欢迎？
菲尔·斯特宾：比如说历史类的纪录片，对于观众来说，历史总比较无趣，他们想看娱乐内容。所以大部分时候，历史只能以照片形式呈现，或者由一些老人在大学里的历史课上讲述。所以，你怎么能让一个没有太多素材的历史纪录片受到观众欢迎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可以用一个生存游戏来展示。把一个野外生存专家和一些探险者放在一起，让他们和“追击者”一起执行任务。刚开始拿到这个项目的时候，没有提出“追击者”这个概念，这个是我们在酒店隔离的时候提出来的。因为他们说，要让这个故事有吸引力，因此我们必须设置一种恐惧感，复制那种在长征中被追赶、缺衣少食的感觉。这就是我们为节目设置了一个“追猎者”的原因。
一个纪录片制作者应该做的，其实就是寻找有趣的方式来讲述一个人们可能非常了解的故事，并让观众从节目的最初到结束都有一种“身临其境”的参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