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历史学的几点思考
我对历史学的几点思考
包伟民
演讲者介绍：包伟民，浙江宁波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宋史、中国古代经济史及近代东南区域史等。著有《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传统国家与社会：960—1279年》（商务印书馆，2009）等，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1998）等。近年来曾多次到海外各学术机构讲学、做研究。
同学们刚进来不知道大学的历史学学什么，学了以后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所以开这门学史入门课作为一个引导。今天我主要讲四个问题：（1）什么是历史学；（2）如何研究历史；（3）大学历史学专业学什么，学它的目的是什么；（4）我个人研究历史的经历、体会。这门课程，我想更多不是一种讲授式学习，而是一门典型的讨论课，同学们有问题可以随时讨论。这可能跟中学的历史教育不太一样。
一、引言
从某种角度讲，现在一般民众大致有三种途径接受历史教育：一是大众传媒或者历史通俗图书，二是中学历史课程教学，三是大学历史课程教学。通过大众传媒或者历史通俗图书获得的通俗历史知识常流于戏说，多数应归于历史文学范畴，可置而不论。除此之外，中学历史课程教学可能是接受面最广泛的一种途径。只是目前的中学历史课程教学存在明显不足，可以说，年轻人疏远历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种不尽如人意的中学历史课程教学造成的。
除了教育主管部门在思想认识与制度规定方面的种种缺陷之外，中学历史课程教学最令人遗憾的一件事就是，它以历史知识的传授为主要目标。本应生动活泼、在开启学生思辨能力方面大有作为的历史教学变成了一味的死记硬背，历史课变成了一门令中学生头疼的课。这可真是冤枉。多记诵一些历史知识绝非历史教学的本意。
这节课想要说明的是：大学历史教学将会与中学历史教学有很大的差别，分析能力，或者说历史学思维方式的培养，是大学历史教学的基本目的。
为此需要解释三个问题：（1）什么是历史学；（2）如何研究历史；（3）大学历史学专业学什么。
二、什么是历史学
什么是历史学？这个问题很简单。现在发生的事情叫新闻，以前发生的事情叫历史。现在和过去有一个相对性，昨天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已经成为历史，但有时也还可以叫新闻，不过一个月、一年之前的事就不能叫新闻了，总之这里面有个大概的界限。历史学就是分析、研究人类社会以前发生的所有事情的学问。
首先解释几个基本概念。中文“历史”一词由“历”与“史”两个字构成。究其词源，“历”的繁体作“歷”，据《说文解字》的解释：“历，过也，传也。”从字形来看，“歷”描绘的是人穿过一片丛林，表示时间经历，后来被引申为历法、历官。“史”的篆文作“
”，《说文解字》称“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就是指保持中正的态度用右手记事。近代王国维《释史》，认为从字形来看，“
”描绘的是手持簿书之人，“史之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也就是史官。在早期的国家机构中，历官与史官属于两个不同系统，但往往由同一人兼任。在我国古代历史文献中，“史”常常被引申为由史官编写的文献，即史书。目前学者大多认同，“历”与“史”组合起来，构成现代汉语“历史”一词，是近代借用日语而来。
说到历史，我们常常会用到另一个基本概念，就是“文明史”。什么是“文明史”？上面说到，“历史”是人类社会“以前发生的所有事情”，不过这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前”到什么时候？学术界有一个基本限定，在“文明史”之前的历史叫“史前史”，从理论上讲，那时人类还没有“历史”。当然，史前时期人类早已形成，应该有历史，即便自然界也有过去，也有历史，但这不是人类的“文明史”。我们所说的历史，特指人类社会的文明史，特指人类发明文字、开始用文字记录社会活动以后的历史。
在史前时期，人类已经形成，那为什么说只有史前史，而没有文明史？这里主要并不是因为人类只有发明了文字才可以记录历史活动，而是因为以文字记录历史活动才促使人类形成明确的历史意识。举个例子，任何动物都有记忆，人类是这样，其他非人类动物也是这样。我们可以想象，史前时期有个氏族，其成员到了晚上没事干，围着一堆篝火听某位老人讲故事。故事的内容大家可以想象，是这个氏族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这就是这个氏族的历史记忆。在这个简单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那些故事可能是老人的亲身经历，也可能是他听别人讲的故事，其实这位老人讲的已经不是他的个体记忆了，而应该被归为集体记忆。而且经过他讲的故事，他个人的一些记忆被氏族其他成员听后记住了，个体记忆就被纳入了集体记忆。虽然当时还没有文字记载，但人类的这种记忆经过口耳相传，从个体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已经比较复杂了。我们不能设想某种动物，即便是最聪明、与人类血缘最相近的黑猩猩，会围着一个动物听它讲故事。它们没办法做到，这是人与其他动物的重要区别。黑猩猩也会有记忆，但它们的记忆只能是个体性的，不能进化到集体记忆。非人类动物的某些记忆会形成一种本能，传给下一代，但它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集体记忆基础上形成一种思辨性历史意识。
什么是历史意识？前面说到，那位氏族老人给晚辈讲故事，讲什么？氏族生活的故事很多，他得有所选择，选那些他认为对晚辈有意义的事来讲。这里就反映了他的思考，这就可以说是历史意识的雏形。人类发明文字以后，就可以有意识地记录自己的历史了。记什么，不记什么，什么有意义，什么没有意义，就反映着人们对历史活动的一种理性思考，这种思考就是历史意识。有了理性的历史意识，人类的文明史才算开始。历史意识是人类对自然、人类自己在时间长河中发展变化现象与本质的认识。人类的历史意识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认识能力。这种能力逐步发展为继承历史、创造历史的能力。
近代早期，有一些西方学者不尊重东方文明，认为中国没有历史。他们当然知道中国有很多史书，但认为理性在中国未得到发展，中国人没有历史意识，所以没有历史。比如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等人就是这么认为的。这个例子可以从反面告诉我们，近代学术是将历史意识视为历史学的核心的。
那么，什么是历史学？简单地讲，历史学就是分析、研究人类历史活动的学问。一般认为，“历史”一词可以从广义与狭义两个不同层面来解释。前面说，历史就是人类社会以前的活动，是一种客观存在，这是从广义层面定义“历史”这个概念。狭义说来，“历史”可以指人们对这种客观存在的描述和探索，是关于历史的学问，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学。为了避免概念的混淆，这里将“历史”与“历史学”相区分，也就是以“历史学”一词专指狭义的研究历史的学问。专门研究这种学问的人，当然就是历史学家了。
具体地讲，历史学大概包括哪些内容？我们国家的学科分类目录可以给大家比较清晰的提示。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2018年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我国目前将所有的学术研究内容分为13个学科类别，历史学为其中之一。学科类别之下再划分成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与三级学科。历史学科之下共设3个一级学科——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3个一级学科之下共设21个二级学科，如考古学史和考古学理论、史前考古、夏商周考古、历史地理学、中国古代史、专门史、世界古代中古史、世界近现代史、世界地区、国别史等。这种学科分类不一定完全恰当，不过至少从某种角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历史学的学科内容。
在谈了历史、历史意识和历史学这些概念之后，我们再来说说什么是“历史科学”。现在的历史学家都喜欢说自己研究的学问是历史科学，强调它的“科学性”。那什么是科学？“科学”的英文写作science，它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研究的目的是发现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自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科学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科学”这个概念也就成了客观、理性与正确的同义词。正是由于科学的这种极为强大的影响与感召力，学术界相应地将研究人类社会的学问统称为社会科学，也就是在强调这种学问的客观、理性与正确的前提下，加上一个前缀“社会”，点明其研究对象为不同于自然界的人类社会。
在欧洲中世纪，没有社会科学这种说法，也没有科学，只有一种学问，叫神学。科学与社会科学是近代科学革命以后的产物。正是为了标榜研究人类社会也像科学那样理性、客观，也是为了发现规律，人们开始将研究自身的学问称作“科学”，于是出现了“社会科学”这个概念。现在中文词汇中，科学前面也被加上了一个前缀，叫它“自然科学”，这当然是在社会科学这个概念反向的影响下形成的。科学本来就是研究自然界的，在它前面加这样一个前缀，实际上造成了词义重复。
社会科学这门研究人类社会自身的学问仿效科学，将自己称作“社会科学”，还因为它的研究方法也有点像科学，习惯将研究对象（人类社会）分解开，分门别类，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展开研究，所以就有了经济学、人口学、政治学等学科。它也强调发现规律性现象，强调结论的可重复验证。
历史学之所以被称作“历史科学”，原因与此相似。因为历史学所研究、讨论的对象其实与社会科学是一样的。只不过社会科学研究人类的当代社会，历史学研究人类的以前社会，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从这个角度看，将历史学称作为历史科学是有道理的。因为科学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历史学为了标榜自己的研究是客观的，也为了发现以往人类社会运作的规律，所以就强调自己研究的“科学性”，将自己的学问称作历史科学。也正因如此，现在历史学科的研究越来越趋向于借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和规范，将历史上的人类社会分解成各个不同的侧面来分析，所以就有了经济史、人口史、政治史等分支。史学研究也被宣称是为了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不过，历史学还有另一个面相。近代以来，随着科学革命的深入发展，人们发现有一些学问很难被纳入科学或者社会科学的范畴，于是就给这些被排拒在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外的学问一个简便的总称——人文学科（humanities）。人文学科最初主要是指古典语文学，后来衍生出哲学、文学、艺术学等内容。这些学问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都关乎人类的精神生活与内心世界，很难被认为具有“客观”或者“规律”的特性。例如艺术欣赏，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就具有相当明显的个体性与主观性，很难“客观”，不易找出“规律”，其结论往往无法验证。后来历史学也被归入人文学科。之所以将历史学归入人文学科，是因为就其研究目的或者本质而言，它是为了探究与阐发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而且这种探究与阐发是一个相当主观的过程。
再举一个例子来具体说明历史学的学科属性。譬如，研究秦始皇这个历史人物。其一，研究秦始皇，认为这个议题有意义，这样的选择本身就是主观的。而且，不同的人对同一个议题所感兴趣的侧面，或者说认为它的意义可能体现在哪些方面，也是各有不同的。传统史学可能更强调描述秦始皇作为一个“暴君”的人物形象，在道德上谴责这个历史人物。现代史学一般就不再对历史人物的道德分析感兴趣，而是看重秦始皇作为一个国君，他所拟定的国家制度、推行的政策可能对中国社会与文化产生过哪些长期的历史影响。其二，为了说明秦始皇推行的某项制度——例如郡县制——的历史影响，我们就需要在历史资料中搜寻论据，来做分析，最后才能得出结论。这样的研究，至少在技术层面上，史学家可能需要借用一些现代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如果我们将分析对象纳入政治史的范畴的话，同时在论证过程中强调取证的客观，分析推理符合逻辑，所谓“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如果别人依据研究者所提供的论据再推论一番，也应该能得出与原研究者相同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才算成立。也就是说，研究结论应该可以被重复验证。因此，从研究方法层面讲，现代史学可以说是越来越科学化了。其三，如果再从另一层面去观察，研究者引以为论据、用于分析、讨论秦始皇的那些历史资料，本身就可能存在相当大的主观性：它们是经过两千多年的人为选择才保留至今的。那些符合历史时期人们观点的记载必然得到更广的流传，而不被历史时期人们所认同的记载，则可能被冷落、失传，甚至被后人篡改。利用经过这样长期人为筛选存留下来的历史资料做出的分析，即便在论证过程中力求客观，其所得出的结论也无法确保一定能够符合历史事实。更何况，即便所有论据都客观可靠，往者已逝，我们实际上也无法对历史做重复验证。
所以，就其学科本质而言，历史学属于人文学科，历史学研究的目的是探究、阐发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正如前面那个例子所谈的，是发现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可能对中国文化产生过哪些影响。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借鉴现代社会科学的做法，这就是它在很多情况下又被称为历史科学的原因。或者说，现代史学尽可能地追求发现历史的真相，追求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尽管这种追求可能永远无法达到其终极目标，但工作总是处在不断接近真相与规律的过程中，这其实与科学家探索自然界的真相是一致的。史学家们声称自己研究的是“历史科学”，就是从这一点出发讲的。尤其是，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例如相对论、量子力学等新学科、新理论的提出，人们发现自然现象原来也不是那么“客观”，无法那么确凿无疑，这就使得自然与人文两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历史学似乎也就有了更多的理由来声称自己为“科学”了。
总之，现代史学的学科属性在性质与研究方法两方面具有双重性。
三、如何研究历史
如何研究历史？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历史学发展的几个不同阶段。所谓发展阶段，并非指不同阶段的前后轮替，实际上是指历史学不同特性的渐次展开，这更为恰当。
东西方历史学的发展有一些共性，最初都是从讲故事出发的。这就是所谓历史学的叙述性，它是历史学最突出的特征。所有民族的历史学都是这么发生、发展起来的，通过老祖宗的记忆，故事开始了，历史学就慢慢产生了。所以，历史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叙述史学。
老人们为什么要讲那些故事？除了觉得它们有意思之外，还想下一代可以从中得到一些益处、一些教训，这“益处”和“教训”最初落实在道德层面上。这就是历史学的道德性，早期人类希望利用历史故事实现一些道德功能。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乱臣贼子害怕自己做的坏事被史官记录下来，在历史上留下骂名。这就是历史学的道德教育、道德约束的功用。宋代历史上有这样一个故事：
（宋）太祖尝弹雀于后园，有群臣称有急事请见，太祖亟见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诘其故，对曰：“臣以为尚急于弹雀。”上愈怒，举柱斧柄撞其口，坠两齿。其人徐俯拾齿置怀中。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耶？”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上悦，赐金帛慰劳之。[1]
宋太祖赵匡胤鲁莽，打掉了大臣的牙齿。那位大臣说此事史官会记载下来，宋太祖于是转怒为喜，重赏该臣。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但至少反映了历史学的一个功用，那就是对那些无法无天的人祭起一个最后的约束作用——道德约束。有学者认为，对专制君主来说，与其说他们畏德，不如说他们畏天——担心失德而遭天谴。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讲，畏德与畏天其实是一致的。这可以说是历史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道德史学。
前面关于宋太祖的这个例子提到，当时国家设置史官，随时记录君王的一言一行与国家大事。那么，当时为什么要设立史官这样一种职位？是因为统治者觉得历史有用，可以从中了解历史经验，帮助君王得到一些管理国家的学问。北宋大文人曾巩在《南齐书序》中说：“史者所以明乎治天下之道也。”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宋代司马光编著的《资治通鉴》这部史书了。宋神宗为它题名、作序，开宗明义就宣称，它是供君王治理天下所用的参考书，即所谓“资治”，“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者也”。这可以说是历史学的政治功能，也是其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资治史学。
到近现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把历史学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特别是从19世纪开始，历史学受到科学主义的影响，强调自己的客观性。在西方史学界，最具代表性的是德国著名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兰克特别强调历史研究要客观，强调它的科学化。兰克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弄清历史事实，因为历史资料是客观的。历史学家如果能够不带任何主观偏见，客观解读历史资料，就可以发现历史真相。在兰克史学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进一步认为，弄清历史事实是为了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从19世纪起，从兰克到马克思，历史学一直受科学主义的影响，达到它发展的第四个阶段——科学史学。大体上讲，目前我国的历史学科就处在科学史学阶段。
前面分析的历史学的这些特性说明，史学研究总是带着明确的目的性，即便是以发现历史客观规律相标榜的科学史观也不能例外。历史学的这种特质，不免会影响到它的具体研究过程。
再从另一个侧面来观察。历史学研究的是以前的人类社会，它跟当今的人类社会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可是当今的人类社会看得见摸得着，而历史学研究的历史时期都早已不复存在，看不见摸不着，需要依靠历史资料去复原。换句话说，研究历史上的人类社会比研究当今人类社会多了一道工序，那就是必须首先弄清楚在某一特定时间与地点的历史事实是怎样的，之后才有可能分析、研究它。尽管历史研究的目标永远不只是复原史实，而是展开进一步的分析、研究，但必须首先复原史实。
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面对那个令人头疼的历史资料问题。史实复原需要利用历史资料，历史资料的类型是极为多样化的，它可以包括历史上存留至今的图画符号、文字语言、遗迹遗物、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其中文献资料占最大多数。一切可能承载历史信息的东西，都可以成为历史研究的资料。从某种角度讲，近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被纳入历史资料的内容日益增多，甚至包括基因、DNA、放射性同位素碳-14这样完全由现代科学所发掘的“资料”。说历史资料令人头疼，主要指前面已经提到的它可能蕴含的主观性问题。
第一，历史现象能否成为“历史资料”或者“历史事实”，是由人们的主观选择决定的。历史现象纷纭万千，几乎不可穷尽，只有被历史学家关注的那些历史现象才有资格被称为历史资料，也就是被引作某一具体历史研究专题的论据。有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卡尔（E. H. Carr）曾说：
并不是所有关于过去的事实都是历史事实，或者过去的事实也并没有全部被历史学家当作历史事实来处理。[2]
过去常说，让事实本身说话。当然，这话是不确切的。只有当历史学家要事实说话的时候，事实才会说话：由哪些事实说话、按照什么秩序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说话，这一切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3]
第二，哪些历史现象有可能成为历史资料，取决于历史学家们对哪些议题感兴趣。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由于受时代的制约与影响，人们感兴趣的历史议题是不一样的。所以，历史研究具有明显的时代性。任何忽视历史研究之时代意义的企图，都会影响它的发展。不过，相对抽象而言，也许可以这么认为：如果说生死与爱情是文学的永恒话题，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思维是哲学的永恒话题，那么，对历史学来说，历史现象的因果关系就是它的永恒话题。
第三，历史资料必然是零碎、片面与主观的。关于人类早期历史的资料是如此，关于近代以来看似资料极为丰富的那些议题的资料也未必不是如此。关于人类早期历史的资料残缺不全比较容易理解，前面已经提到过。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还包括一些技术性因素。譬如说，我们现在都知道人类早期制作工具的材料有石头、铜与铁等，所以有石器时代、铜器时代与铁器时代等早期历史的划分法。难道当时的人们不知道木材也可以被用来制作工具？只是因为木材腐烂较快，不易保存下来，所以我们现在就不可能在考古资料中发现它们了。
不过，相比于历史资料在流传过程中受偶然因素与人为选择的干扰而形成的零碎、片面与主观的现象，历史资料——尤其是历史文献（文本）——在形成过程中所体现的主观性更麻烦。因为任何人都必然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针对特定的对象、出于特定的目的来叙述与写作，所以完全超然的历史文本是不存在的。大家读一读网络上对某一特定事件的五花八门、态度迥异的报道与跟帖，就可以体会出那些作者的不同立场，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文化上的。那么，历史文本的那些叙述者们难道不会同样立场迥异吗？你在面对一大堆可能只是隐晦地反映了部分事实的历史文本时，就会发现资料数量多有时并不比资料数量少令人省心。
第四，更加重要的是，即使历史资料都是客观的，历史学家们在解读它们时也难免不会受到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造成误读。历史学家们不可能超脱社会现实而存在，他们必然受时代与社会阶层立场的制约，而与历史资料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隔阂。
指出历史研究总是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以及历史资料可能存在种种不足，无非为了提醒大家在认识“历史事实”时应该保持清醒与理性。在这样的前提下，历史研究如何展开，这当然会涉及不少专业训练问题。不过，就学术研究基本要求而言，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分析、讨论的展开必须符合逻辑的合理性。这其实就是前面第一部分所强调的，现代史学在研究方法上科学化的一种表现。
所谓逻辑的合理性，具体就历史研究而言，就是在逻辑上追求历史的客观性，即分析、论证的过程必须符合逻辑，得出的结论必须有可靠的论据。学者们所强调的言之有据，“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或者“板凳必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字空”，都是这个意思。
什么是逻辑上的客观性？就是得有依据，依据就是历史资料，也就是论据。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论据做出符合逻辑的解释，但绝不能脱离资料论据。脱离了论据，你所说的就是文学而不是历史。历史学和文学之间的关键差别就在这里。一位历史学家的底线是什么？说的话在逻辑上必须有依据，就是有历史资料做支撑。认为宋代的经济发展迅速，得举出论据；认为李白可能出生在中亚地区，也得举出论据。这些论据必须是可靠的、可供复核的历史资料。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那所写的就不是史学著述，而是文学创作。
这里就涉及在目前社会上流通的历史读物的情况，其中很大一部分其实都不是历史著作，而是历史文学作品，有些甚至连历史文学都算不上，那是因为它们没有达到在逻辑上追求历史的客观性这个最低要求。我当然绝没有贬低那些读物的意思，实际上那些历史读物多数还是很有意思的，它们向史学界提出了重大的挑战：如何更好地普及学术研究成果。它们有价值，但我觉得它们不一定是史学著作。这是两回事，不矛盾。现代史学面临一个重大挑战：一般读者期望有更紧张、更离奇的情节，更自由的想象，但史学做不到，究其本质来说它也不可能做到。一般读者不太容易了解这中间的差别。我对一些读史类电视节目最大的意见就是：它们没有试图提高观众的欣赏能力。观众的欣赏能力是需要培养的，电视节目需要有这个意识。目前这类节目为了追求收视率，完全放弃了取法乎上的追求，完全跟着观众的口味走，这就是所谓的媚俗。我讲这个话题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历史著作和历史文学作品是不同的，区别就在这里，这是底线。你可以发挥想象，但必须说明这只是想象，到此为止，不能超越，这是历史学的底线。
四、大学历史学专业学什么
说到历史学，不得不提出一个更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学历史有什么“用”？将它作为一种“专业”来学习时，这个问题就被更尖锐地提出来了。
当历史教师这么多年，不断有学生问我这个问题，我也不断问自己这个问题。这就转到了我们今天的第三个话题：我们在大学里学习历史到底是为了什么？纯粹说历史学的“用”，我认为它就是一种精神追求，历史是一门人类认识自我的学问。一个民族，如果不是特别功利主义，不是那么单纯追求物质利益，就会有精神追求。目前世界上的一些发达国家，它们的出版物中占比最高的就是历史书籍，这是因为一个民族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民众探究人类文化精神的自觉性就越强，对历史学的兴趣就会超过对文学的兴趣。
历史学是一门基础学科。恩格斯曾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4]他的意思是，历史学是所有学科的基础。2015年8月，习近平主席在写给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贺信中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无法回避一个极为尖锐的问题，即专业与职业之间的矛盾。将历史学作为大学里的一门专业来学习，无法保证学生毕业后在社会上谋得一份相对应的职业。除了专业研究人员以及中学与高校的历史教师外，社会上并不存在与历史学相对应的职业，而研究人员与教师岗位所需要的人又太少。
这一专业与职业之间的矛盾，随着近代以来大学性质的转变而变得愈发尖锐。我们知道，现代大学源于欧洲中世纪的神学院，神学院主要培养基督教神父。在欧洲中世纪，神学是包揽一切的学问，强调博学。近代以来，随着工业革命与科学革命的推进，大学慢慢变成培养科学家与工程师的中心。后来，高等教育越来越普及，大学又慢慢变成职业培训中心。像历史学这样没有相对应职业与之衔接的基础学科，生存就出现了困难。
在欧美，基础学科的生存也存在一些问题，但不像我国如此突出。因为欧美大学的专业设置比较强调综合训练。例如在美国，就并不是所有应用性文科职业都设置相对应的大学本科专业，法学、社会学等都不设本科专业。这种体制促使学生先选修一些基础性文科专业，等本科毕业后再选修应用性文科的研究生课程。所以在美国，很大一部分法学院研究生来自历史学专业。
我国目前的大学学科体系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设立起来的。苏联的大学专业设置与欧美不一样，当年苏联为了在工业化方面尽快赶上欧美，尽快培养各行各业的工程师，将大学的专业设置得与社会上的职业完全对应，是彻底的实用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面临的任务与当年的苏联如出一辙，完全为应用服务的大学专业设置符合当时的社会需要，也与我国传统强调学以致用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相契合。20世纪90年代高教大跃进前，大学属于精英教育，大学毕业生人数较少，上述矛盾并不突出。自高教大跃进以来，大学从精英教育逐渐变成普及教育，大学毕业生人数激增，一些基础性专业与职业之间的矛盾变得愈发尖锐。这种矛盾不仅存在于历史学这样的文科专业，而且存在于理科的一些基础性专业。
实际上，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主要并不能归咎于大学教育，它是当前中国社会就业人口与就业机会之间的总体失衡造成的，但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似乎要比其他人群更为敏感。在各种压力之下，大学不得不在毕业生就业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于是，大学专业设置愈发走向应用主义，一些相当奇葩的专业开始在中国大学的专业目录里出现，基础性学科——不管文科的还是理学的——的日子就愈发不好过。
一些理想主义学者，或者试图扮演理想主义角色的大学校长，往往会在迎接新生入学的演讲中，竭力强调基础教育与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在大学教育中的核心地位。1936年9月，竺可桢先生在浙江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说：“教育不仅使学生谋得求生之道，单学一种技术，尚非教育最重要的目的”，“诸位求学，应不仅在科目本身，而且要训练如何能正确地训练自己的思想”[5]。在美国耶鲁大学当过20年校长的理查德·莱文（Richard Charles Levin）是享誉全球的教育家，他曾说：如果一名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居然拥有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那这是耶鲁教育的最大失败。因为他认为，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是学生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在大学毕业后才需要去学习和掌握的东西，而不是耶鲁大学的教育任务。在他看来，本科教育的核心是通识，是培养学生批判性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为终生学习打下基础。
这些看法都相当了不起，但现实问题仍然存在，那就是专业与职业之间的矛盾。绝大多数用人单位不太愿意支付对新员工进行岗前培训的成本。在这样的客观现实面前，请允许本人就各位的专业选择提出几条建议。
第一，你们现在刚开始大学本科阶段的学习，很多同学并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兴趣在哪里。当你基本明确自己的兴趣是什么之后，如果你真对历史学感兴趣，愿意将史学研究与教学作为自己的职业，那你就选择历史学专业，把它当作自己毕生的专业来学习，慢慢地走史学研究这条路。但我相信多数同学不一定喜欢，因为说实话，学历史这条路虽然蛮有意思，但有时却十分辛苦，也赚不了大钱。
第二，如果你虽然并不想选择史学研究或教学作为自己的职业，但仍然愿意如上面所论，在大学阶段先掌握通识，掌握“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的历史学，毕业以后再来解决具体职业问题，再掌握关于职业的特定技能，那么也欢迎你选择历史学专业。不过，鉴于目前就业市场的现状，我建议大家在学习历史学的同时，选修第二专业。那样的话，你以后在各方面的能力肯定会超过那些只学习了某些专业技能的人。当然，这样选择的前提是你得更努力。如果你有历史学的专业训练，又学了第二专业，那你肯定比只学了那些应用性专业知识的人更优秀。举个例子说，新闻学，你只学了摄像机怎么用、编辑器怎么用、新闻报道格式如何等，那些技术性东西的思想底蕴还是太有限。怎样把新闻报道写好，不是光靠漂亮词汇就能解决问题的。你要了解这个民族，了解这个社会，你得有思想，你的文章才会有底蕴。在这方面，学习历史是一个极好的训练途径。所以，尽管我们的专业设置给大家带来了困惑，大家还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来弥补它，当然会比别人辛苦一点。实际上，近二三十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专业毕业生在各行各业都有极为出色的表现，如果了解他们的成长经验，恐怕多数人都会强调历史学作为一种基础训练对他们的重要影响。
第三，如果各位还是希望在大学阶段直接选择自己中意的、以后可以作为职业的某一“专业”，那么我建议大家多选修历史学的基础性课程，以培养自己的思辨能力，拓宽自己的知识面。
那么，大学历史学专业究竟教什么？能不能达到理想主义学者所强调的教学目的？我们最后来讨论这一问题。
简单归纳，大学历史学专业的教育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大学历史学专业的教学不以传授具体历史知识为主要目的，而重在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
相比于具体的历史知识，大学的历史教学更注重教授学生了解历史知识是如何复原的。所谓分析与批判能力的训练，尤其蕴含在关于历史资料的处理中。例如，前些天在山东电视台《我是先生》节目中，著名收藏家马未都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就“司马光砸缸”的历史典故有一番争论。马未都认为，从文物实证的角度看，这个故事是虚构的。因为北宋时期还不具备制作足以淹死人的大瓷缸的能力，至今人们没有见到宋代大瓷缸实物。赵冬梅则从历史文献记载的角度做出回应。据《宋史·司马光传》所载：“（司马）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这个典故出自官修史书，而非笔记杂谈所载，所以一般来说是可靠的。司马光所砸的是“瓮”不是“缸”。缸是敞口，瓮是小口，形制不同，小孩落入瓮后的确很难施救。这就说明了司马光不捞人直接砸瓮的合理性。这个电视节目播出后，又有网友补充了不少来自考古以及图像资料的论据，说明北宋时期其实已经有大瓷缸，更不要说大陶瓮了。后来还有学者从论证理路的角度分析马未都判断失误的原因。史书记载的这个故事在后世的传播过程中，将“瓮”误写成“缸”，颇有点像被后世不断演绎而“层累造成”的古史。马未都以后世以讹传讹的“缸”为依据来否定故事的真实性，这无疑是近代以来“疑古派”学术理路的延续。可是随着近代学术的发展，以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为代表，古史新证方法被重建，学术界逐渐走出了“疑古时代”，也就是不能以后世不断演绎、层累起来的文献——不管它们的数量有多大——来否定得到早期文献与考古资料双重印证的历史事实，所谓“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这个例证相当典型地说明了历史学专业学术训练的思路：一方面，重新验证关于这个历史故事的原始资料，也就是与结论相关的论据。它出自正史，正史记载的是“瓮”不是“缸”，接着又有网友举出当时有大瓷缸与大陶瓮实物的旁证，可见论据可靠，结论可以成立。另一方面，从论证逻辑的角度分析问题，马未都以后世以讹传讹的“缸”为依据来质疑史书所载故事的真实性，从“缸”到“瓮”，逻辑上缺了一环，所以其论证无法成立。可见，在这个例子中，“司马光砸缸”历史故事真实与否并不是讨论的重点，重点在于它的真或者不真的论证过程如何展开，其论据是否可靠，论证过程是否合乎逻辑，这才是关键。如果回应第一部分所讲的关于学科属性的问题，就可见在研究方法层面史学研究是力求客观、科学的。
将这一关于方法论层面的学术训练再拓展一些，还可以引出大学历史学专业训练的另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它非但不以传授历史知识为主要目的，还强调在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的基础上，训练学生养成一种质疑既定知识的思维习惯。这里涉及前面所说关于目前中学历史教学的特点，以传授历史知识为主旨：一来，当前中学历史课本存在较多不足，未能反映史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二来，传授历史知识的教学方法不利于使学生养成质疑成说、探索新知的创造性思维习惯。所以，在训练学生掌握获取准确历史知识的学术思路的同时，质疑成说思维习惯的形成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另外，也因为下面将要谈到的，既定的知识——也就是前人讨论历史事件的结论——无一不是从某个特定角度得出来的，可是社会现象错综复杂，史学研究强调综合分析，只要我们将观察视角稍做调整，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大不一样。
第二，大学历史学专业的教学重在让学生形成一种“历史学的思维方式”。
现代社会科学各个不同学科由于研究对象不同，研究方法自有所长，从业人员浸淫日久，往往会形成一种学科特有的思维方式。简单地讲，对待某一特定的研究对象，不同学科的人往往会用自己习惯的思维去观察、去讨论。例如，有学者认为，法学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规范性思维，是一种站在人性恶的立场上思考一切行为的、一种求实的、以寻求利益为目的的思维方法。而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则看重个体，认为实际上只有个体在选择、在决策，一切社会经济行为的主体都是个人，是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思想、有成见、有立场、有追求、有思维、有盲区的个人。也有学者称经济学理论就是边际分析，所以“边际主义”可以指代所谓的“经济学思维方式”。
人文学科的各个专业也不例外，也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那么，历史学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是什么？我以为就在于“综合分析”这四个字。人类社会现象错综复杂，如果说自然界最复杂的事物是宇宙，那么与之对应的人类社会最复杂的事物就是社会本身了。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都是将人类社会解剖开来，从各个不同侧面深入探讨，唯独历史学，在将历史上的人类社会从各个不同侧面做观察的同时，更强调从某一特定时期社会大背景来做整体观察。所以，现在我们常见有一些社会科学的专家分析某些社会热点现象，有时竟会得出在旁人看来相当奇葩的结论，不免受到非议，被称为“砖家”。这里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往往只从本学科的特定视角出发观察问题，未能综合考虑社会运作中的其他相关要素。历史学反对这样片面的观察方法，尤其强调综合分析，强调社会各个不同要素间的相互联系。
例如，我曾见到有一位前几年在电视上说史相当走红的中学教师，他分析公元1004年宋辽之间签订澶渊之盟的原因，说是因为宋军用床子弩射杀了辽军大将萧挞览，使辽军士气大损，不得不与宋军议和，所以床子弩这种神奇武器改变了历史。他分析得头头是道，煞有介事。殊不知两国交战，牵制战局的因素千头万绪，史学家分析宋辽澶渊之盟，必须将所有可能的因素全部纳入考虑范围，例如宋辽双方的国力、军力、地势、后勤、士气、民心、装备、影响战局发展的必然因素与偶然因素等，总之从战略、战役、战术等不同层面展开全面分析，才有可能得出大致接近史实的结论。将澶渊之盟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完全归于宋军使用了床子弩这种武器，无疑是将历史过于简单化、演义化了。这就与长期以来关于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鼻子的故事如出一辙。[6]
历史学综合分析的另一个重点是长时段观察。任何社会现象的产生都可能存在着深远的历史原因，因此我们需要尽可能从更长的时段出发来观察，这更是历史学思维方式的特长。例如，曾有学者讨论目前已经影响整个世界经济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就指出：农工相兼，农户生产各式各样的手工业品，也就是小商品生产的普遍性，是近千年来我国东南丘陵地区农业生产经营的一大特点；与此同时，为了推销各种小商品并购入本地缺少的生产生活资料，在相当广泛的地区构建起了一张营销网络，这在浙中丘陵地带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传统。于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开放、商品经济发展，在传统的“鸡毛换糖”营销网络基础上因缘际会地发展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这样的世界经济奇迹，也就并不显得那么突兀了。
所以，历史学综合分析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是在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尽可能地拓宽视野，在海量要素中梳理出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养成这样的思维习惯，无论分析历史还是处理现实事务，都会使人受益无穷。
第三，大学历史学专业的教学坚持并张扬人文精神。
这一点比较直白，无须过多解释。跳出功利主义的“学以致用”旧传统的桎梏，以求真求实、探索民族文化精神为终极目标，这是历史教学人文主义精神的最好体现。如果说前面所论历史学的四个发展阶段，或曰四个特征的逐步展开，无论是为帝王提供统治经验的资治史学，还是以发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宗旨的科学史观，都或多或少带有某种实用主义的味道，那么以求真、理解为宗旨的现代史学则可以说已经超越了这种实用主义，因而也将历史学的人文意义表露无遗。
人们常常误解历史学家，以为他们都是冬烘先生，食古不化，事实上，优秀的历史学家绝不是这种被歪曲的形象。熟悉科学的研究方法，拥有宏观的视野与综合分析的思维方式，因为了解史事而常常秉持通达的心态，这些都是历史学专业训练所可能赋予人们的能力与品质。因此，这一学科必然具有一种超越狭义的专业训练的意义。
葛剑雄先生曾经指出：“历史究竟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想，用最简单的一句话说，历史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而对于历史的专门性研究，就是历史学，简称史学，也可以称之为历史科学，它不仅包括历史本身，还应该包括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研究和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以及总结研究历史的方法和理论。”[7]对他所下的这个定义略做补充，还可以这么说，不仅历史学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而且史学训练是一切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训练的起点。
五、我的求学经历
我是1956年出生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读小学三年级，当时我不够大，当不了红卫兵，叫红小兵，戴个红袖章。但有些事也干过，比如敲掉某个寺庙里的菩萨。我老家在宁波市，我家对面有一座很大的寺庙。当时有中学生跑到寺庙里要把那尊很大的释迦牟尼像拉下来。我也一起去拉，尽管没有多大力气。当时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学生干这样的事情？除了那种狂热的革命热情之外，其实是因为他们以为大佛肚子里藏着宝贝，把它拉倒之后要去“淘宝”！经历“文化大革命”以后，1977年恢复高考。1977年10月有消息说大学可以考了！以前大学不是考的。毛泽东说大学还是要办的，不过主要是理工科大学！后来就开始了工农兵学员通过领导推荐、选拔等途径念大学，名额很少，所以我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上不了大学了。那时还有点运气，没有下乡。我哥哥到内蒙古支边了，我就留城了。当时的原则是一个支边一个留城。我是第二个，就留下来了。我到工厂当工人，以为没有上大学的可能性了。
我听到可以考大学的消息后就赶紧复习。我没有读过高中。当时所有初中毕业的人如果满16岁，就应该参加工作，只有不满16岁的才可以读为数不多的高中。1977年11月第一次考试，当时留给我备考的时间只有40多天。在这段有限的时间里，我不仅跟几个朋友一起把初中的课程都复习了，还把高中的课本都学习了。当然学得很浅。除了把数学、物理、化学都学习了，其他都没学。当时考大学是按高中难度考的，要考两次，因为报考的人太多。可是我竟然考上了。然后就选专业，那时经济学、法学等都没有，只有三个学科，即中文、历史、政治。我不愿意学政治，因为觉得有点不搭界。我也不愿意学中文，因为当时理解中文就是写小说，写小说就是谈爱情，觉得没意思。那就只剩下一门了。不过当时对历史还蛮感兴趣的。为什么？因为经过“文化大革命”，有点社会阅历之后就会思考，思考以后就想学历史，想了解更多。各个不同的学科也有竞争，我们77级成绩最好的人是学历史的。因为大家都想学历史，觉得历史有意义，对社会有思考。后来很多人比我灵活，发现学历史不赚钱，就改行了。我比较“笨”，没有改行，坚持下来了。这就是我学历史的原因。
我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研究领域是宋代历史。是不是觉得离现代社会很远？我觉得不是。一个好的历史学家必须要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只有时刻关注现实社会，对历史的理解才有可能越来越深刻。因为历史学是主观的，历史学家是活生生的当代人，具有当代感情。另外，对中国历史这个特殊的学科来说，中国文明没有中断，不像印度文明、埃及文明，古代历史中断了。所以，以前老说，知古见今，即古人怎么做，就可以推想现在的人会怎么做，因为古今是相通的。学历史，就可以把历史当作镜子。所谓“通鉴”，“鉴”就是镜子。我老把这个话反过来对我的研究生说，只有了解现代社会才能理解古代社会。
注释
[1]司马光.涑水纪闻.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7.
[2]E. 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91.
[3]同[2]93.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6.
[5]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第20号，1936-09-23.
[6]据说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最后一任女法老克利奥帕特拉极为艳丽，她色诱了罗马帝国的尤利乌斯·恺撒与马克·安东尼，使托勒密王朝的统治得以继续。因此，有人认为如果克利奥帕特拉的鼻子长一寸或短一寸，也就是她不是那么艳丽、无法色诱恺撒与安东尼的话，托勒密王朝早就被罗马帝国灭亡，或许世界就会改变了。
[7]葛剑雄，周筱赟.历史学是什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