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作品推荐和思考

一、刘震云的人生经历

刘震云，河南新乡延津人，津是渡口的意思，延津位于黄河故道，距离现在的黄河30多公里。1958年生人，出生在普通农民家庭，自小被乡下的外祖母拉扯大。15岁时，天天吃高粱面的刘震云选择了当兵，那是唯一逃离土地的出路。

“当兵对农村孩子是特别好的差事，当了兵，再努努力，提了干，就可以回家找媳妇。” 刘震云在甘肃的大戈壁滩上当了五年兵。

1978年退伍后，刘震云回老家当了中学民办教师。可能现在的小孩不懂民办是什么意思，简单的说，就是没有编制，由村镇拨一部分钱雇佣，用以缓解正式老师不足和安置就业。

同年，20岁的刘震云成了文科状元。他通过高考进入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从此改变了命运。刚到北大，他看到上课前女同学在吃东西，他问吃的啥？女同学说是口香糖。他问口香糖是啥糖？人家就笑他是“土老帽儿”。他这才明白，即使在大学，城里人也是看不起乡下人的。

在北大读了四年书后，1982年，刘震云被分到了农民日报工作。开始连续在《人民文学》发表了《塔铺》《一地鸡毛》《温故一九四二》等小说作品。

2011年，刘震云离开农民日报，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正式受聘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备注一下刘震云家庭背景：

父亲刘义恒，早年在乡政府任职，后任延津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以延津县政协副主席退休；刘震云是老大，妻子郭建梅是北大同学，中国第一位专职公益律师，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刘震云和郭建梅有一女，刘雨霖，1987年出生，先后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本科）、纽约大学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女导演、女编剧。老二刘晓云，西南政法大学毕业，曾任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老三信息不详。老四是刘凌云（女），任新乡市卫河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其夫曾任长垣市人民法院院长。

二、刘震云作品评价

1987年发表：《塔铺》《新兵连》，写的是刘震云参加高考补习班和新兵军训的生活。

《塔铺》，用第一人称，以“我”为主人公，写1977年恢复高考，许多社会上颠沛流离、浑浑噩噩的人面前突然出现了一条新的生路，就是考大学改变命运。《塔铺》写在一个高考复习班上，“我”对一个女孩萌发了纯洁的爱情。读过《塔铺》的读者去现实中的塔铺考察，四处打听“李爱莲”，“他们家住在哪条街？”

《新兵连》写延津一群乡村少年参军后在部队的生活，他们是延津的出走者。当他们离开延津到达军营，在另外的世界中，马上就产生了非常大的困惑。

刚到新兵连时，吃饭是猪肉炖白菜。肉瘦的不多，全是白汪汪的肥肉片子，但跟村里比，吃上肉就很了不起了。大家把菜都吃完了，但排长没吃完，还剩半盘子。新战士李胜儿看到，便认为排长舍不得吃肉。他按照村里的习惯，把自己舍不得吃的半盆肉，一下子全倒到了排长的盘子里。他哪知道排长不吃是因为大肥肉片子不好吃。排长见李胜儿把吃剩的脏菜倒到自己的盘子里，气得浑身乱颤，李胜儿你干什么？排长把盘子摔到地上，李胜儿见了都急哭了，现场的战友都捂着嘴笑。事后，主人公劝李胜儿不要在意，李胜儿就说，排长挤对我时我不生气，我是看咱村其他人都偷偷捂着嘴笑，很生气。

我写的不是李胜儿的难堪，而是延津在世界面前的难堪，是延津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延津的生活质量跟外在世界差距的难堪。

1992年出版《一地鸡毛》、《官人》、《官场》和《单位》。

《单位》和《一地鸡毛》写的是家在外地的大学生留京，进入单位面对复杂的人事关系和婚姻、家庭、生活的困扰。

《官人》《官场》对社会权力结构中人的软弱无力、权力机制对人所产生的规约作用有发现性的描述。

到了《头人》，刘震云开始把目光投身于他的故乡河南。以他生长的村庄为舞台，以历史为背景，写了他的故乡的村主任更替，对理解和了解农村很有帮助。

1991年发表《故乡天下黄花》写在政治的更替变幻中，一个村庄的生存史。

1993年《故乡相处流传》则对几千年来政治体制下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进行了分析和解构；不管是曹操、袁绍、朱元璋，还是陈玉成、慈禧太后，他们在适应这一生存环境的过程中，经历了人性的扭曲、折磨、倾轧。

1998年，刘震云已不满足于现实主义的写作，他花了约八年时间，推出了4卷本、200万字的长篇小说巨著《故乡面和花朵》。结果被文坛的人认为是不知所云，忽略了。

2002年，刘震云写出了《一腔废话》。《一腔废话》从《故乡面和花朵》里人的胡思乱想中走了出来，写的是人在日常生活里的废话，“我们生活中90％的时间在胡思乱想，嘴在胡说八道。”

2003年，《手机》中，刘震云写人对想的背叛，嘴对心的背叛。

2007年，《我叫刘跃进》则写人和人之间出现的沟通问题，“每天遇到十个事八个别扭，更大的别扭是我们知道这个事别扭，但我们还是按照这个别扭走，结果造成更大的别扭。”

2009年3月，出版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温故一九四二》。

2011年，《一句顶一万句》让刘震云获得了茅盾文学奖。

2012年，出版长篇小说《我不是潘金莲》。

2017年，出版《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据说是一部奇书。四个素不相识的人：农村姑娘牛小丽，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局长杨开拓，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四人不同县，不同市，不同省，更不是同一阶层的；但他们之间，却发生了极为可笑和生死攸关的联系。于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深陷其中的人痛不欲生，互联网上看热闹的吃瓜群众却乐不可支。

2021年7月，出版长篇小说《一日三秋》。

2022年7月，做客芒果TV《向往的生活》。黄磊做饭，刘震云点了3个菜，很会说话。

2023年，刘震云参加董宇辉的东方甄选直播，卖书和“知识带货”。

三、刘震云接受采访语录

（一）我心中的小说

刘震云：我是容易满足的人，大学毕业到农民日报工作，只是因为能给我提供一套房子。当然，生活还是让人温暖的，和朋友在一起聊天、看球、打牌等。写作既充实也痛苦，总想把小说写好。尽管在创作上还存在一些禁区，还存在一些顾忌，但于我已足够了，只是自身素质还有待提高。我心中的小说应是好看、优美、耐读的。

（二）写作的独立性和独立精神

张英：商业会不会影响你的独立性呢？你很少为人写序，什么原因让你先后给吴小莉、崔永元、冯小刚等人写序？

刘震云：写这样的文章花不了一天工夫。生活确实变化了，生活拧巴，人也拧巴，都拧巴到一起了，就特别麻烦。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过独立精神吗？这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就是社会的附庸，每天的任务就是在解释别人，他们只知道书本上别人教给他的知识，不知道这些知识是对是错。

几千年来，所有的资源全控制在一个渠道里，他们被它喂大，喂成语言，喂成习惯，喂成价值观念，这虚假的价值观念发展到极致，会支撑一批人，甚至会支撑一个民族一个世纪，多少仁人志士为此丢头颅洒热血，它就是个谎言。

（三）书写几千年的孤独和寂寞

张英：出版商说《一句顶一万句》是你最好的小说，你怎么看？

刘震云：出版人的宣传“太雷人”。他这样说是为了好卖书，《一句顶一万句》写中国人的孤单与寂寞，所以他们说是“千年孤独”，非得跟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联系到一块。

《一句顶一万句》是我最成熟的作品。小说的故事很简单，前半部写过去，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了唯一能“说得上话”的养女，为寻找，他走出了延津；后半部写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摆脱孤独而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了延津。一走一来，延宕百年。

张英：“一句顶一万句”，为什么拿它做书名？

刘震云：小说题目是“一句顶一万句”，很多人说这不是林彪说的吗？但我说的跟林彪说的不同。

《一句顶一万句》的主人公杨百顺和牛爱国，一个人特别想找到另一个人。找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想告诉他一句知心话。朋友间想说句家常话，说句温暖的话。这话本来知道，无非世事繁杂，忘记的时间太久了，突然听朋友说起，不禁泪流满面。

张英：《一句顶一万句》来自《手机》最后一章《口信》。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确实是从《手机》那冒出来的。在《口信》里还是个小树芽，到《一句顶一万句》，就长成了一棵树。

《手机》中，一个人在找另外一个人，一个人要把话告诉另外一个人。写《手机》时，我没能力把它变为好作品，经过《我叫刘跃进》的写作训练，我才能写《一句顶一万句》。写作如登山，是一步一步走到山顶的。很多人只看终点，很少看起点，起点很重要，它容易被评论家忽略。

张英：孤独与寂寞是《一句顶一万句》表达的主题。杨百顺和牛爱国从农村进城打工，他们从事卖豆腐、剃头、杀猪等体力活。关于精神的痛苦和流浪，以往的文学作品只表现在知识分子身上。

刘震云：过去的观念认为，只知识分子有这样高级的精神活动，如《古拉格群岛》《日瓦戈医生》，或《哈扎尔辞典》《霍乱时期的爱情》《我的名字叫红》等，写的都是知识分子因战争、政治、宗教等引发的精神痛苦和思考。

在日常生活里，好多不识字的人，面对生活时，能悟到许多书本上悟不到的。《一句顶一万句》里写的磨豆腐的、贩驴的、剃头的、杀猪的、染布的，他们的精神飘移和流浪要严重得多。

我上大学时，很多老先生是从“五四”过来的，对我启发最大的是吴组缃先生。吴先生开讲座，不说书本上的事，他跟你聊人生经历。他返璞归真，知道教材的知识是从生活中来的。

他就说六个字，一是“不着急”。许多人着急了一辈子，也就活一辈子。不着急是调整好人和时间的关系，什么事情，慢慢来。不管做人做事，想好做好。二是“不要脸”。“文化大革命”时，吴先生受到批判，去厕所扫地。他却说，“我人生干得最漂亮的事，是北大的厕所我打扫得特别干净。我是打扫厕所的人，我不再把自己当教授啦。”这是不要脸的前提。但他朋友老舍先生是人民艺术家，受到批判，“士可杀，不可辱”，跳楼了。

吴先生对我们说，不着急、不要脸，这是他一辈子的体会。我们当时年轻听不明白，随着年龄的增长，五十来岁就深有体会了。

（四）中国人太孤独太寂寞了。

几千年都这样。孤独已成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它符合我们民族的特性。

西方是人神社会，人与人的交往上面还有神，神可能不存在，也可能存在，你想忏悔时，想说时，孤独时，神无处不在，你可以马上找神说，痛苦和忧愁有落脚处。你犯下多少对不起人的事，无论多么惊心动魄，都可以说，主啊，宽恕我吧。主的回答都是，孩子，你已被宽恕了。这是一种文化生态。中国是人人社会，痛苦和忏悔想表达，没有上帝，只能找人说话。茫茫人海中，找个知心朋友不容易。

朋友找到了，却不一定会说出心里话。话找话，比人找人更困难。在中国，我们这个民族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你有心里话，必须找最知心的朋友才能告诉他。我和你是最知心的朋友，我才能把忧愁、痛苦、高兴的事告诉你。三天不吃饭饿不死人，三天不说话能把人憋死。找知心朋友是件非常艰难的事。不是唐朝艰难，不是清朝艰难，也不是民国艰难，是从古到今都很艰难。有句话说得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人人社会的知心朋友和人神社会的知心朋友不一样。人和人的关系是会变的，知心和不知心也会变。人和神的关系是不会变的，非常保险。所以“人找人不容易，话找话不容易”，中国人活得累、寂寞、孤独、心灵封闭。在危险的人人社会中，一个人怎么能找到另一个人，一句话怎么能找到另一句话？一种生活形态和话语形态，比一种社会形态和历史形态重要得多。

社会历史形态总是在不断发生变化，许多伟大的人说他们创造了历史，但历史很快告诉他们已经过去。

社会历史阶段都会过去。但人人社会这种关系比较稳定。怎么跟人打招呼，见面问吃饭了吗，千年不变，它是常态，不是变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