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后中国怎么样了

来源：嘉兴日报-嘉兴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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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鹅一战中国史》

[英]乔纳森·芬比、马克·奥尼尔等著陈元飞译

上海三联书店

作家赵柏田向我们推荐了这本书。他认为一战值得反复述说，是因为这场中国并未参战的战争对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道路影响久远。在他看来，当今世界格局的形成，一战很可能就是起点和原点，可惜坊间对此重视不够，且以往战争史的书写大多是在军事层面。

作为企鹅中国特辑纪念一战百年之作，本书聚焦20世纪初叶一战中有关中国但鲜为人知的风云变幻，再现从东亚返归西欧参战的欧洲人，以及约14万中国人奔赴法国、比利时等欧陆战场，约20万在俄国支援协约国集团作战的华工经历。

百年前的一战，欧洲之殇，举世皆知。可是，中国在这场大战中的牺牲身影久被遗忘。

彼时，青岛竟是一战在东亚的唯一战场，当在上海的英国人迫不及待地回国参战，欧战中的华工也天真地期待着结束一战、实现和平共赢的新生活。

可是，内有政治动荡、复辟闹剧，外有东方形象的世纪偏见、巴黎和会的列强背叛，前线战场则有华工被俘的战俘营，后方工段亦有喝沼泽水、吃黑面包的沙俄苦旅，遥远的中国真是举步维艰。

赵柏田说，这些经受了欧战炮火的华工回国后全都湮灭无闻，只有林语堂、蒋廷黻、晏阳初等几个与华工有过交集的知识分子的声音留了下来。书分七章，每一章五万字左右的篇幅，专述一事，每一章都是一册史家小书，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的七个切片，也算贴切。

作品选读

智识影响

与华工打交道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受的影响更大。这场战争之前，两个群体生活在各自的世界里。知识分子在国内和国外埋头书案，以文凭和人脉装备自己，在政府、大学或公司里投身于事业，没想到，或者说不需要接触亿万农民和工人，虽然他们构成了同胞的绝大多数。同样，一个山东农民或天津港工人，也没有条件或机会接触这些西装革履的大人先生，他们的中国话高雅得令人不知所云。是发生在法国的战争使他们相遇。

基督教青年会的晏阳初、文人林语堂、学生蒋廷黻等等，这些人眼中的华工不是目不识丁的农民，而是自己的同胞，是正在异国他乡的纷飞战火中挣扎求生、需要自己帮助的手足同胞。他们在各服务中心里代笔写信、办识字班、组织音乐演出，通过演讲帮助华工了解世界。他们惊讶地发现工人们学习何等神速，认识到完全是文化的缺乏遏制了工人的潜能。多亏了他们的援手，许多工人在归国时已经能够阅读。

这部分中国精英为自己的经历所改变。林语堂中断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志愿为华工服务，他后来成为20世纪最著名的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之一。

晏阳初说：“战前我从未与劳工打过交道……属于学者阶层的我们，感到自己跟他们完全隔离。可是在法国，我有幸每天和他们共处，熟悉他们。我发现这些人与我相差无几，我们之间唯一的区别，是我已有优势而他们没有。”

晏阳初拥有杰出的学术资质，本可在政界、学界或实业界一展身手。然而他没有走这条路，1923年，他创办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传播到全国各省几千个村落。他倾其后半生，在中国、菲律宾等国开展平民教育。他还创办了国际乡村改造学院。

晏阳初是一位坚强有力的人物，一位富于魅力的演说家，然而他觉得，工人教给他的，要比他教给他们的多。1943年，他入选世界最具影响的十位人物，与亨利·福特和爱因斯坦比肩。

留在法国

战争结束后，估计有3000名华工选择留在法国。他们或是跟法国妻子结了婚，或是与新的雇主签订了工作合同。

战争已经杀害了170万法国人，几乎全为适婚年龄男子。三分之一的13—30岁男性人口死亡；若就15—49岁的男性人口而言，这个数字是13.3%。死亡人数相当于总人口的4%还多，致使法国成为损失最惨重的参战国家。另有超过400万人负伤。在一个人口仅为4000万的国家，这些数据令人震惊，乃至引起亡国灭种之忧。为了确保法兰西的未来，有人甚至提出允许一夫多妻。

娶了法国妻子的华工大都是在工厂里结识她们的，他们在那里制造机械、坦克或其他武器。初期来到法国的工人最幸运，他们在工厂里做工，没有被派到接近前线的地区；他们跟法国工人享有相同的假日，能够与当地人打成一片。中国人年龄在18—40岁，身体健康，工作刻苦而有效率。他们把钱存起来，而不是花在酒吧和餐馆里。

蒋廷黻是留美学生，在巴黎管理一个中国人服务中心。他认为法国人比英国人偏见少，跟华工相处更融洽，一起吃饭，说说笑笑。他讲过一个法国女子的事例。这女子到蒋廷黻的中心找他，说她想嫁给一个姓杨的中国人，甚至准备跟他远赴中国。“他不同于许多法国人，不喝酒，也从来没打过我。我要是找个法国人，他就可能酗酒，把我们的钱都花在酒上，还时常毒打我。不嫁给杨先生的话，我就完全没机会结婚了。”她说。

法国政府不鼓励这种趋势，尤其反对婚后夫妻双双离开这个国家的想法。法国女人就应当嫁给在国外服完兵役归来的法国男人。政府决定，禁止女人搭乘运送华工回国的船舶。一名华工把妻子裹在毯子里偷运上船，但她被发现并带回岸上。他再也没有见到她。

不过，如果夫妇留在法国，就地生儿育女，政府就比较赞许。根据一份1925年6月布里索·德马耶上尉给陆军部的报告，有70名中国工人与法国妇女结婚。张长松即其中之一，1917年6月他出国赴法，在码头上当了8个月搬运工，接着受雇埋葬尸体，然后被调到一家机械厂，在那里遇到了未来的妻子路易丝，厂里的清洁工。他们1921年结婚，证书是巴黎的中国公使馆颁发的。

1801年的一条法律规定，嫁给外国人的法国女人即失去法国国籍。在战后的局面下，法国政府推翻了这项政策，以弥补人口的巨大损失。1914—1927年，约有12万法国女人嫁给外国人，失去了其公民身份；6万嫁给法国人的外国女人则取得了这一身份。政策的修改允许路易丝这样的妇女恢复法国国籍，她就和丈夫举办了第二次，也是世俗的婚礼。张长松皈依天主教时，他们又到教堂办了第三次婚礼。张长松在一家煤矿工作了32年，没发生过一次事故。这对夫妇恩恩爱爱60余年，生了13个孩子，孩子们极少说中国话。

最有名的中国移民是朱桂生。他在1916年签订了一份为期5年的合同。他熬过5个月令人精疲力竭的舟车劳顿才到达法国，战争期间在三个营地待过。1922年，朱桂生与一个法国女人结婚，取得法国公民身份。夫妇俩住在西部港口城市拉罗谢尔，育有一子二女。朱桂生当过吊车司机、码头工人和电工，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军队中服役，表现出众。他成了著名的市民，过生日时市长也登门祝贺。朱桂生2002年逝世，享年106岁，是活得最久的一战华工。该市市长赞扬他，说他是融入法国社会的楷模，拉罗谢尔市民的骄傲。

朱桂生有个邻居叫刘德胜，战争期间也在拉罗谢尔港做过工，爱上了当地的一个姑娘。他曾三次被送到马赛以遣返中国，每次他都逃跑，两次被抓获并送回马赛。最终，他得以迎娶心上人。在长久的婚姻中，夫妇俩养育了15个孩子。

在接受一位法国学者的采访时，他们的一个女儿特别提道，母亲的家人从未反对这门婚事。祖母对她说：“至少，刘先生不会酗酒和打她。”婚后，刘德胜把工资交给妻子，还允许她继续工作，这些自由在当时的法国已婚妇女中是罕见的。他培植了一个菜园，给自己做中国饭菜，但不对子女说中国话，也从不谈及中国或战争期间自己在华工营地的生活。他割断了与中国老家的所有联系。

与朱桂生同船去国的人中有位毕粹德，两人出自山东同一村庄。毕粹德当年20岁，留下了妻子和1岁的儿子。他死于1919年9月9日，正在搬运的弹药爆炸了。他在山东的亲人所收到的，唯有他的战争纪念章和补偿金。他躺进了坟墓，号码为97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