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疼爱我的那个人走了

妈妈走后，妹妹在收拾她遗物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她保留的哥哥上小学时班主任和她之间的通信，保留了我上大学之后写给家里的每一封家书。不论什么时候，她都能轻松说出我们几个的高考成绩，甚至某一次期中、期末考试的成绩。她能清清楚楚地说出我们各自学习的规律、起伏、特点等。她还能准确地回忆出某次家长会，我们的老师都对她说了什么。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号，妈妈走了。

我站在她的身旁，看着被癌症病魔折磨了两年多的她终于没能挣脱死神，平静地告别了这个世界。世界上最疼爱我的那个人走了。那个不仅给了我生命，也在用一生时间教会我坚强、隐忍、宽容的人走了。

壹

妈妈十四岁那年（一九五八年），中国正处在一个多变而动荡的关口。大炼钢铁、赶英超美、大跃进、大食堂，人们被某种激进的理想激荡得无法自已。妈妈就是在那个时候，背起铺盖卷离开栈道，准备出去寻找工作。她自小体弱多病，小学时就因为哮喘休学过一段时间。后来高小毕业，就没有再读书，开始帮家里做事，分担姥娘和姥爷的生活压力。妈妈在栈道村办的幼儿园里做过老师，虽然年龄不大（其实自己还是一个孩子），但已经表现出相当的能力，否则村里的支书也不会找到妈妈，希望她能接任妇女主任的工作。但是妈妈拒绝了，她说，在村子里不会有啥出息，我必须出去闯闯。

我很多次设想过，妈妈自己背着铺盖卷一个人走向公社的景象。在黛青色的太行山的背景下，一个瘦弱、多病的半大女孩子，背上的包袱除了被子之外，就是几件简单的衣物，除此之外一无所有，凭借着改变命运的信念，离开了家乡，离开了亲人，一步步走向未知的世界。

她在公社里找到了一份接线生的工作。那个时候电话很少、很珍贵，这也意味着公社的电话不会像现在的手机一样让我们爱不释手，她有相当多的闲暇时间，应该如何打发呢？妈妈想起大姥爷曾经教过她打算盘，并且在教的同时一再告诫她，这是随身的本事，可以帮自己一辈子。于是她一边等电话响，一边不停地练习珠算。就这样，某一天被县城来的百货公司经理看到了，他要妈妈当面演示一下珠算水平。看过之后，二话不说，直接跟妈妈说，你如果愿意，可以到县上找我。

离开栈道不长时间，命运就在她面前又打开了一扇门。妈妈没有犹豫，她果断地辞别了公社，奔赴县城。后来妈妈说，那个时候村里大概出来了五六位女孩，最后只有她一个人坚持了下来，其他女孩子又先后回到了村里，大家的命运也因此大不相同。

她被分配到一个很小的门铺，销售、出纳都要做。有一天，老会计非常惊慌地说，坏了，账面上短了三百多元。在五十年代，三百元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怎么办？老会计想死的心都有了，因为他反复核查账面，也没有对齐这本账。妈妈说，要不然您给我看看。拿到账本，她几乎是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盘查，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核对，终于让她看到了问题所在。原来老会计把暖水瓶的单价和总价搞混了，三百元就这么找回来了，老会计感激涕零。故事很快传开，妈妈在百货公司一举成名。

从此她很快成了业务骨干，不论是生产还是政治活动都少不了她。大概是一九六一年前后，她接到了一封信，是一封来自石家庄的平信，写信的是爸爸。

贰

姥娘和奶奶是栈道村里的好朋友，就是今天所说的闺蜜关系。两个人在一起纳鞋底，做家务，唠家常。可是很奇怪，妈妈和比她大三岁的爸爸并不认识。

爸爸在县城上完初中，家里已经没有能力再支持他继续读高中了。其实他的成绩很好。爸爸只能离开学校寻找工作的机会。奶奶和姥娘一样也是从外地嫁到栈道的，所以几乎用同样的方式教育爸爸，必须要离开这里，到外面寻找机会。为了供爸爸读书，她还在石家庄做了一段时间保姆。所以爸爸根本没有回到村里的打算，他在报纸上看到了一个招工启事，石家庄化肥厂招聘学员，包吃包住，毕业后直接在化肥厂就业。他报了名，并顺利通过招聘。

农村习惯早结婚，爸爸已经过了二十，妈妈也十七八了，都该找对象了。姥娘和奶奶聊起这个话题，突然发现爸爸和妈妈非常合适，那就让他们通通信吧。奶奶一封信给了爸爸，爸爸按指示行事，一封信开始了他们五十多年的恋爱、婚姻。

叁

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五年，妈妈在获鹿生活工作了十七年，结了婚，有了三个孩子，她和爸爸始终两地分居。

打我记事起，家里的经济就没有宽裕过。有一次吃晚饭，照常是红薯玉米面粥加饼子、咸菜，突然爸爸严厉地对哥哥说，把山药皮（前面介绍过，在栈道我们就把红薯、白薯统统叫山药）吃了。哥哥一向听话，马上就想把刚刚剥开的山药皮吃掉，却被妈妈制止了。妈妈的理由是山药放的时间长了，已经发霉，吃到嘴里太苦。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发霉的东西吃了会致癌。在农村吃饭，饭碗里一定不能有任何剩饭，哪怕一粒米、一口粥。这种节俭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穷，太穷。为了吃不吃山药皮，爸爸妈妈吵了起来，把我和哥哥都吓傻了，我自己一定是号啕大哭了，因为好像哥哥也哭了。这个故事的结局记不清了。哥哥到底是吃了还是没有吃那块山药皮，后来也被我们反复讨论，结果还是没有定论。但那是幼年时期关于贫困的又一个深刻的记忆。

即便我们全家都搬到了石家庄，经济条件也没有太大改变。一九七五年，我上学了，因为我实在还小，妈妈每天给我五分钱让我坐公共汽车去上学，学校离家比较远，大约四五公里，哥哥则每天只能步行去学校。放学之后，我要在哥哥的带领下回家。当然也是为了省钱。

肆

妈妈还一直为一件事情后悔不已。那是一九八一年，哥哥参加高考，考试第一天，妈妈特意给哥哥煮了两个鸡蛋。看到弟弟妹妹没有和自己一样的待遇，哥哥很难从容地在我们面前把鸡蛋吃下去，在妈妈百般劝说之下才勉强入口。后来妈妈不止一次地说，那时候为什么不给你们也煮鸡蛋呢，不就是多四个鸡蛋吗。

穷归穷，生活压力归生活压力，妈妈从来没有影响自己的工作。她走到哪里都是深受好评的员工，不仅态度认真积极，工作能力也很强。妈妈去世后，她在石家庄化肥厂财务科的老领导对我说，你妈妈的业务没得说。全厂三千多人的工资奖金，只有她和另外一个同事能拿起来。而另一个同事是个大学毕业生，专门学会计的。正是凭借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妈妈以小学学历，成了涨工资、发奖金的排头兵，实在是因为她干得太出色。但因为太玩命，她的神经衰弱的老毛病又发作了，才不得已离开了财务科，最后从工会退休。

伍

陈晓卿曾经回忆说，他上中学时，他父亲为了激励他好好学习，对他说，你要是实在考不上大学，能找到的最好工作就是在县上的粮站干一份开票员的工作。为此陈晓卿还专门偷偷跑去粮站看个究竟，到底开票员是干啥的，不看则已，一看之下大惊失色，马上决定好好学习，这才成就了后来的经典纪录片栏目——《见证》以及名动天下的《舌尖上的中国》。

和陈爸爸一样，我妈也有她的方式。无数次，她对我说过，“现在找个工作不容易。很多家为了孩子上班，父母提前退休，好让孩子有个顶替的名额。但是我和你爸绝对不会这么做，因为我们都还年轻，不会那么早退下来，你们就不用有这个打算了。而且我们也没有什么本事能够给你们找到更好的工作。考不上大学，就去火车站扛大包吧，只有这个工作不需要走后门。”我不需要像陈晓卿一样去火车站考察，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未来会是火车站。但这样的教诲还是会让你铭记终身，它所传递的只有一个意思：要靠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妈妈走后，妹妹在收拾她遗物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她保留的哥哥在获鹿上小学时，班主任和她之间的通信，她还保留了我上大学之后写给家里的每一封家书。而和她一起离开我们的，还有她对我们成绩的如数家珍。不论什么时候，她都能轻松说出我们几个的高考成绩，甚至某一次期中、期末考试的成绩。她能清清楚楚地说出我们各自学习的规律、起伏、特点等。她还能准确地回忆出某次家长会，我们的老师都对她说了什么。我们当年的同学甚至我们都记不得了，她却还可以叫出老师的名字。

陆

每一代人都是承上启下的一代。和我们相对更纯粹的城市血统相比，妈妈爸爸他们这代从农村走入城市的人，过得真正不容易：出生在中国社会的巨变时期；少年时期因为贫穷和条件限制，求学艰难；青年时期赶上的是大跃进、四清、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几乎没有过一天安稳的生活，在那个靠牺牲农业来追求工业发展的时代，农民的生活固然不易，工人的日子也很难熬，常年不涨工资，每个家庭都过得紧紧巴巴；人到中年，拖家带口，上有老下有小，中国又进入到另一个高速发展的轨道，时代的巨变冲击着他们曾经非常单纯的价值观，身份的疏离又加剧了他们的失重感；进入老年，他们又赶上了企业的重大转制和社会的不断转型，很多人常年劳累，身体变得很差，不得不隔三岔五地往医院跑，还要经常为自己的退休生活提心吊胆。

虽然我们几个都算孝顺，爸爸妈妈再不用为生计发愁，但妈妈经常说：“我不喜欢用你们的钱，我希望的是我能给你们钱。”她真的是说到做到，退休了也不肯闲着，偏要自己做点小本生意，虽然没挣什么大钱，但还是可以让她找到一些存在感。直到有一天，身体实在不允许她再干下去，她才恋恋不舍地收了生意。

两年多以前，她有一段时间总是低烧，到普通医院检查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我们决定让她住院检查一番，结果在最后时刻确诊为：晚期输尿管癌。接下来的两年时间连续做了两个大手术，情况却始终未见好转。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妈妈走了。我坐在灵车上送她去八宝山。当年那个在公社里一边转接电话一边练习珠算的小姑娘，那个一边养活着三个孩子还需要接济着农村亲戚的百货公司职员，那个苦口婆心地培养了四个大学生的妈妈，那个退休之后为了方便孩子毅然来北京做北漂的老太太，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平静地上路了。

余话

妈妈曾说过，我刚刚出生时，有八斤半那么重，和她一个产房的另外一个产妇，恰巧同一天也生了一个女儿，这是那个产妇的第四个女儿了，她的丈夫是一个小学体育老师，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有一个儿子。于是他们拼命鼓动妈妈：“你都有一个儿子了，如果换了，正好儿女双全，而我们不就盼着有个儿子吗，而且我们的家庭条件也比你家好，孩子在这里肯定不会受苦。”可是任凭他们如何巧舌如簧，妈妈抱着我坚决拒绝了这个方案。

妈妈还告诉我，我很小的时候头上发脓，臭不可闻，她四处求医，终于用一个奇特的偏方治好了我的病，就是用香油反复涂抹，也不知道我用掉了多少香油，要知道很长时间，我们家吃饺子的时候，醋里的香油都是点到为止，是绝对不可以太奢侈的。我喜欢吃糖，妈妈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弄点来，没有白砂糖就用红糖代替。

在获鹿时，条件许可的时候，她早上起来也会给哥哥一毛钱，让他带着我去小卖铺买一两饼干吃。上小学时，妈妈托人从北京买回来准备过年的杂拌糖被我发现了藏匿之处，我今天一颗明天两颗地偷吃了一个精光。哥哥上大学了，她会给哥哥多寄几块钱，为的是让我穿上有生以来的第一双皮鞋，还是上海产的。

高中时代，因为我要主持班里的迎新晚会，她给我置办了第一身西服，让我知道原来我穿上西装也很有型。我上大学了，她花了三十多元给我买了一双特别漂亮的绛红色的皮鞋，为此爸爸还和我大吵了一架，他心疼是因为那几乎是他一个月三分之一的薪水。工作了，还是她给我买了当时相当于我几个月薪水的杉杉西服，让我穿着可以漂漂亮亮地出镜采访、主持。

我知道，我考上了一中的时候，妈妈一直为我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我考上了人民大学，妈妈终于可以为我感到一份喜悦；我成为了一名记者，妈妈有了一点小小的满足感；我在《足球之夜》做出了一点成绩，她终于可以以我为骄傲了。但我更想说的是：妈妈，你才是我的骄傲！你教会了我坚强，教会了我宽容，教会了我善良，教会了我做人。妈妈，下辈子还让我做您的儿子吧，妈妈，我爱您！

二〇一五年初，我去澳大利亚报道亚洲杯，一天晚上在布里斯班植物园慢跑，抬头突然看到一颗星星，明亮而温暖，不知道为什么，我强烈地感受到，那就是妈妈在注视着我，默默无语，却用爱笼罩了一切。我久久地、久久地盯着那颗星，把我的心里话向她倾诉。我从来不曾迷信，但这一次，我确信那就是妈妈和我交流的一种方式。我期待着下次，期待着和她的再次重逢。

（本文作者刘建宏，节选自作者新书《上半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