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定都前，孙中山超前布局＂一都四京＂，为何最终选择定都在南京？

中华民国建立后，首都定都问题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孙中山早在革命之初就提出了＂一都四京＂的构想，但最终为何却选择在南京定都？这背后暗藏着怎样的曲折历程和权力博弈？让我们一探究竟。

一、孙中山早期的＂一都四京＂设想

说起孙中山先生对首都所在地的构想，可谓是思虑良久、历经沉浮。早在1897年，孙中山就在日本横滨提出了＂一都四京＂的设想——以武汉为都，重庆为西京，江宁为东京，广州为南京，北京为顺天京。这个构想源于他对中国地理环境的深入考量。

数年后，孙中山对此作了进一步细化。他认为，武昌作为首都最为适中，可统领全国；西安则是藩服之地，以叫板清廷；而伊犁作为大陆腹心，则可左右亚洲局势。这个构想不无夸大之词，但也折射出孙先生对革命前景的雄心壮志。

1906年，当时已居于新加坡的国民党元老张继，也曾亲耳听闻孙中山先生对建都问题的种种设想。他回忆说，当时孙中山认为，统一后的都城首选应该是南京，待统一边疆地区后，则应该设都于兰州，而扶助亚洲各小国独立则须定都新疆。可见，随着形势的变化，孙中山对首都选址问题也作出了不同考量。

与此同时，孙中山给予武昌和南京同等重视。在武昌起义策动之初，他将二者视为可选地点。他认为，沿运河地带、靠近产粮区的南京和武昌，都是极佳建都所在。不过就在此时，形势的发展已远超孙中山预料。武昌起义一举成功，江浙军队很快攻克了南京，震惊中外。各地响应的呼声不绝于耳，代表们奔赴武昌，决议将临时政府设于南京。

眼看形势节节攻陷，武昌亦濒临落入重围。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南京的夺陷为各地军民带来喜讯，无疑是革命力量吃下了定心丸。代表们遂决定将临时政府设在南京，南京作为首都的地位初步确立。这一切都发生在孙中山意料之外，远早于他的预计。

二、南北双方就定都问题的激烈争论

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首都定都问题随之成为南北双方的焦点。孙中山坚持要将南京作为首都所在地，但另一方面，北方势力则极力主张定都北京或武昌。

孙中山斩钉截铁地将定都南京作为了底线。在他去职的咨文中，就附有这样一个条件:＂临时民国政府应设在南京，南京是民国政府的首都，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可更改。＂他不无威胁地暗示，如果袁世凯不愿来南京就职，那他就不交出大总统一职。

面对孙中山的强硬态度，袁世凯自是不愿就范。他暗中寻求各路支持，企图推翻定都南京的决议。比如当时的思想家章太炎，就在《致南京参议院论建都书》中力主定都北京。晚清重臣宋教仁亦是这一主张的拥趸。

在南北双方僵持不下之际，武昌方面也孤掌难鲁，不甘就此作罢。黎元洪执掌武昌军政大权，他在给袁世凯的书信中，咬文嚼字地表达了将临时政府设于武昌的愿望。他认为武昌地处中原，交通便利，足以统率中国。他诚恳地请求袁世凯从速将临时政府迁于武昌，开辟建都新局。

可谓是双方唇枪舌战，莫衷一是。就在这激烈的权力角逐中，孙中山被迫放弃了先前的＂一都四京＂构想，将定都南京视作不可逾越的红线。与此同时，袁世凯亦斥之不听，始终不愿就范。两人为此你来我往，争执不下。

最终，在妥协中南京成为首都的选择。但这并非孙中山本心所愿，而是在双方的权力博弈中勉强作出的一个让步。这背后是怎样的曲折历程？接下来我们将一一道来。

三、定都南京背后的原因探析

为何最终选择将首都定于南京？这其中确有几重原因值得我们探讨。

首先，南京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实为上佳之选。它不仅处于长江下游腹地，地处四水环绕之区，更是沟通南北的交通要冲。自古以来，南京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如能在此建都，无疑将成为掌控全国的制高点。

其次，南京在辛亥革命中扮演着非同小可的角色。1911年11月，江浙联军在黄兴所率领下，经过顽强拼杀后终于攻克了南京城池。这一胜利不啻为革命军肩负起守护革命果实的重托。没有南京的顺利收复，想必革命也难以如此迅速推进。由此可见，南京可谓是革命成功的重要缩影。

再者，定都南京也反映出南方革命势力日益壮大的现实。辛亥革命爆发以来，广东、江西、湖南等地的起义不断升温，而以南京为中心的江浙地区则被瞬间点燃。当时的形势已然由北向南逆转，革命的主导权不知不觉落入了南方诸省的掌控。因此，选择南京作为新政权的首都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南方革命力量的一种政治取向。

固然，孙中山从地缘、战略等层面考虑，本是将武昌视为最佳定都之地。然而，在混乱的战火环境下，实际的政治局势已远远超出了他的计划和预期。在此背景下，孙中山选择南京并非出于理想化的考量，而是基于务实权衡的结果。

总的来说，战火纷飞之际，寻一处地理位置优越、革命意义重大且具有一定政治辐射能力的都城，对于新生政权而言可谓刻不容缓。基于诸多因素的考量，孙中山不得不将定都的选项放在了南京身上。不过这并非他一开始的设想，而只是在革命进程中逐步作出的权宜之计。

四、权力斗争下的艰难选择

在定都南京背后，其实隐藏着一场旷日持久的权力角逐。孙中山为夺取最高统治权而不得不作出让步，两广军阀亦卷入这场关乎国家命运的博弈之中。

一切要从辛亥革命后清帝退位说起。1912年2月，溥仪遽然宣布退位，中华民国政权开启了新的征程。作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本可一路高歌，但他却出人意料地突然辞职。这背后固然有他个人的考量，但更多的是出于对统一全国的渴望。

孙中山深知，倘若自己一意孤行将首都定於南京，必然会引来北方各省的强烈不满，国家将陷于四分五裂的危险境地。所以即便不情愿，他也只好在辞职信中提出＂临时民国政府应设在南京＂的条件，期望借此能争取到袁世凯等北方实力派的支持。

然而袁世凯却不为所动，执意不肯到南京赴任，双方为此僵持不下。就在这恰疑无路的关头，两广军阀黎元洪和陆皓东再次介入，他们也对定都地点各有主张，分别力主武昌和广州。黎元洪在书信中大谈特谈武昌所处的地理优势，冀望能说服袁世凯迁都武昌；而陆皓东作为孙中山的老部下，亦希望能让孙中山回心转意，定都广州。

这无疑是给孙中山带来了极大压力。在北方实力的威慑下，他只得放弃先前的＂一都四京＂构想，将南京作为了底线；但两广军阀的介入，又让这个底线岌岌可危。如果再对峙下去，内战的阴云便会重新笼罩华夏大地。为了国家统一和革命理想，孙中山不得不作出痛苦的抉择——暂时性地妥协下来，暂时将首都定于南京。

这是一个艰难而不得不做的选择。在这之后，孙中山辞去大总统后不久，袁世凯遂在北京扶助袭汗并继任大总统，南北分裂危机终获缓解。但定都南京的决定，对孙中山而言不无遗憾。这既不符合他当初的考量，也与他后来追求统一中国的目标背道而驰。但在国家分崩离析的危机面前，他不得不做出了这样的权宜之计。

五、南京定都的曲折命运

虽然最终将南京定为首都，但这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南京作为首都地位并未稳固。后来随着形势的反复无常，南京作为首都经历了一番坎坷命运。

1913年，在孙中山辞职后不久，袁世凯便在北京扶助袭汗继任大总统。作为回报，孙中山曾暗示袁世凯可以将首都迁回北京。这一转折显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不过孙中山的考量是，如此一来或许能为即将到来的第二次革命扫清障碍。

然而袁世凯并未如孙中山所愿，将首都迁往北京。相反，他决定将首都暂时仍设于南京。他钦定宋教仁、黎元洪担任国务总理与副总理，开始全面掌控南京国民政府。可见，袁世凯对南京的定都决定非但不想推翻，反而想进一步巩固自己在这里的统治地位。

接下来几年，形势又一次反转。1916年，孙中山在广州发动护国战争，举起了第二次革命的旗帜。次年，他攻陷南京，曾一度将大元帅府作为大本营。但很快，他又被迫撤离南京，避居上海、广州等地。短暂的重掌南京，显然无法撼动南京作为首都的地位。

真正命运的转折是在北洋政府的孙传芳手中。他力主将首都迁往武汉，并于1927年初开始着手实施。然而不久，孙传芳的统治就被国民党方面推翻。南京重新回到了中央政权的版图之中，并且从此一直延续至1949年。

中华民国新近正式成立时，南京作为首都的地位曾经岌岌可危。几番政治斗争下，它始终摇摇欲坠，命运飘摇不定。这种摇摆状态一直持续到1927年，南京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首都城市。此后二十年，它最终成为了一段历史的终点。虽然定都过程颇多曲折，但南京终究还是凭借自身的地缘优势和历史地位被确立为首都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