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都做了什么？法令严苛，得罪太多人，注定了他的悲惨下场

公元前356年的一天，秦国国君秦孝公召见了商鞅，他趁机提出了“以霸道推行法治”的主张，提倡“以法治国”，这正是秦孝公希望听到的强国之计。

从这个时候开始，秦孝公决心重用商鞅，让他负责主持秦国的变法，一场以法家思想为主导的变法即将轰轰烈烈的展开。

然而，商鞅只是说服了秦孝公，并不意味着变法就能顺利展开，许多大臣对他的这套说法并不认同。

一些王公贵族首先站出来反对，因为商鞅在秦国实施变法已经触及到了他们的自身利益，他们当然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尽管双方的说辞都有道理，但秦孝公还是站在了商鞅这边。

商鞅

秦孝公认为，此时的秦国已经面临严重危机，而且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危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尝试表达，若是不实施变法，秦国肯定没有希望，若是实施变法，秦国或许还有希望。

在秦孝公的支持之下，商鞅变法终于提上了日程。

商鞅首先从农业开始改革，他出台了一项“新田制”，并且废除了沿袭多年的贵族土地所有制井田制。

所谓井田制，是指将九百亩土地划为九块，每块土地一百亩，称为一田，这种土地的划分和使用的方式犹如一个“井”字形状，外围的八块田分别由八户农民进行耕种，称为私田。

私田的收成全部归各自耕种的百姓所有，而中间一块田称为公田，由八户百姓共同耕作，收成全归王公贵族所有。

这样一来，由于百姓得不到中间一块田的收成，他们在耕种的时候，就会出现应付的现象，而在耕种自己田地的时候非常卖力。

因此，私田的收成很高，公田的收成很低，这就是井田制的弊端所在。

商鞅看到这种情况，必须要对井田制进行改革，所以推行了新田制。

新田制是指实行土地私有制，不再区分公田和私田，一律按照土地的大小和质量好坏进行收税，收成越高，交税越多。

除了推行新田制以外，商鞅还制定了相应的法律，重视农业生产，严厉打击工商业，迫使从事工商业的百姓全部转向农业生产。

商鞅的目的是，想要实现秦国的发展壮大，必须先要让秦国的百姓丰衣足食，粮食才是一个国家的基础。

除此以外，商鞅还专门制定了一项铁血军规，那就是“没收王公贵族拥有的特权，采用军功授爵制度”，一共设置了二十个军功爵位。

所谓的军功授爵制度，是指在战场上杀一个敌人，就能换取相应的土地。

若是王公贵族不能走向前线打仗，自身的爵位就会没收，不能一直沿袭下去，甚至还会沦为平民。

因此，商鞅实施的这一举措，很大程度上威胁了王公贵族的利益，从而成为了王公贵族的“眼中钉，肉中刺”。

这样一来，即使是当时身为最底层社会的普通百姓，也可以通过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建立军功，以此上升为贵族阶层，从而改变自身的命运。

不仅如此，商鞅还给不同等级的战功制定了对应的爵位。

例如，在战场上斩杀一个敌人，赐爵一级，赐田一顷，赐宅九亩。如果斩获一个敌人的首级，就可以当上一个俸禄为五十石的官职。如果斩获两个敌人的首级，就可以当上一个俸禄为一百石的官职。

而且，商鞅规定，以斩获三十三个敌人的首级为满额，如果中途战死沙场了，则会按照相应的标准进行赏赐。

这个措施一经出台，大批身处底层社会的百姓纷至沓来，他们怀着一颗发家致富的梦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前往东方的一些国家斩杀人头，然后拿到秦国换取赏赐。

秦国百姓一个个摩拳擦掌，斗志高昂，从而奠定了秦国最终“统一六国，称霸天下”的基础。

然而，对于秦国的改革，商鞅则是一发不可收拾，他还采取了更加凶狠的一项举措，那就是“爵位与封地脱钩”，顿时震惊了整个秦国上下。

按照这项举措的规定，将一些王公贵族的封地全部收归国有，从而导致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王公贵族在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

商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改革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秦国的王公贵族。

但是，那些王公贵族并不好对付，他们有权有势，自然不会等着别人来动他们从祖上传下来的奶酪。

自从西周末期开始，秦国就一直沿用世袭制，王公贵族的爵位可以一直在家族内部世袭下去。

而商鞅的这项改革措施，无疑是触碰了王公贵族的自身利益，从而激化了他跟王公贵族之间的矛盾。

商鞅当然知道，自己的改革得罪了一些王公贵族，必定会遭到他们的打击报复。

为了以防万一，商鞅每次出门的时候，都会做出周密的安保措施。他让十几辆马车跟在自己的马车后面，马车上面坐满了全副武装的将士，

除此之外，商鞅还安排一批士兵守在马车队伍的两侧，不允许任何形迹可疑的人员靠近马车。

或许，从商鞅开始在秦国实施变法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所以才不惜得罪有权有势的王公贵族，为了秦国的发展，无论如何都要把变法进行到底。

商鞅身上的这份决心和勇气，究竟是从何而来，随着两千多年的岁月流逝，我们已经无从得知。

也许，商鞅本人就是当时社会的一个受压迫者，更能亲身体会到那种社会底层百姓的生活，从而让他想要彻底改变这种现状的冲动。

当商鞅来到秦国之后，虽然他急切想要改变这种现状，但也并非是盲目进行改革，而是经过数年的观察，并且结合秦国的国情，才做出的一系列变法。

在实施变法的过程中，商鞅就像一个躲在黑暗里的刀客，不出手也就罢了，一旦决定出手，往往就是非常致命的。

在帮助秦国制定法令的事情上，商鞅作为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更加体现了他冷酷的一面。

而且，商鞅受到李悝（kui）、吴起等法家人物的影响，所以“少好刑名之学”，逐渐形成了自己对“法”的独到认知，并且运用到了变法之中。

对于那些罪不至死的犯人，商鞅从来不会对他们留任何情面，反而是手段狠毒，他们有的被剁去双手，有的被削去鼻梁，甚至还要把他们所犯的罪行刻在脸上。

一方面，商鞅是在表达法令的威严；另一方面，他也是在为自己壮胆，只有凶狠才能掩饰变法的决心。

恰巧，商鞅的凶狠与秦孝公的野心一拍即合，这正是秦孝公需要的人才......

在君臣两人的配合之下，商鞅开始了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任何人都无法挡住他变法的脚步，可谓是“人挡杀人，佛挡杀佛”。

公元前355年，就在商鞅变法正在稳固推进的第二年，果然有人撞在了风口浪尖上，而这个人却让商鞅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个违法的人不是别人，而是秦孝公的长子、当时的太子嬴驷，也就是后来的秦惠文王。

西汉时期的史学家在《史记·商君列传》当中记载：

“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面对太子嬴驷的违法行为，商鞅没有丝毫的犹豫，凡是公开对抗法令的人，无论是谁，都要接受惩罚，这样才能确保法令的权威。

但是，究竟应该如何处罚太子嬴驷，一时让商鞅犯了难......

在当时来说，嬴驷身为秦国的太子，他是下一任秦国国君的继任者，即使犯了罪过，也无法对他施予刑罚。

经过再三思量，商鞅决定采取一种变通的方式来惩罚太子嬴驷，对他的一个老师公子虔处以杖责的刑罚，对另一个老师公孙贾处以残酷的黥刑，在脸上刺字。

商鞅认为，太子嬴驷之所以违法乱纪，都是因为他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没有管教好他，理所应当替他受罚。

尽管太子嬴驷没有受到任何刑罚，但是看到公孙贾脸上的刺字，不仅是对自己的一种羞辱，还在向世人宣告：“自己曾经犯法遭到商鞅的惩罚”。

从这个时候开始，太子嬴驷就对商鞅埋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

可想而知，等到日后太子嬴驷当上秦国国君的时候，还会有商鞅的好果子吃吗？商鞅还能够在秦国待下去吗？

因此，商鞅在秦国完全是在拿自己的性命实施变法，不计任何后果，更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后路，即使有的时候感觉自己做错了，他也绝不回头。

商鞅为了实施变法，不惜得罪太子嬴驷，以及那些有权有势的王公贵族。

这样一来，上到秦国的贵族集团，下到秦国的普通百姓，都被商鞅得罪一遍了，他们对商鞅的仇恨日益加深。

商鞅在秦国实施变法的四年之后，太子嬴驷的老师公子虔犯了法，在刚刚制订的新法之下，商鞅毫不手软，直接命人把他的鼻子割了下来。

公子虔身为太子的老师，一度两次遭到商鞅的处罚，第一次只是受了杖责之刑，第二次直接被割掉鼻子，他的心里能不记恨商鞅吗？

随着新仇旧恨的不断积累，商鞅与秦国的王公贵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

公元前349年，秦孝公把国都从栎阳（如今的西安阎良）迁到咸阳（如今的陕西咸阳），秦国曾经把国都从雍城（如今的陕西宝鸡）迁到泾阳（如今的陕西泾阳），又从泾阳迁到栎阳，这次终于稳定在了咸阳。

此后的咸阳逐渐成为了秦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

咸阳的宫殿和城墙是在商鞅实施变法期间建立起来的。

按照赵良后来的话来说：“商鞅不为百姓谋取福利，反而大肆征集百姓大兴土木，建造宫室，这算不上是为秦国建功立业”。

但是，商鞅却对自己建造的宫殿和城墙沾沾自喜，认为这是自己在变法当中的功绩。

自从商鞅当了秦国丞相之后，他认为赵良是一个可用之才，希望能够跟赵良结交，却被一口回绝，赵良甚至还劝说他应该远离政坛，赶紧隐退，以免招来杀身之祸。

商鞅有些不解，就问赵良：“我对秦国的变法方式，你是否不喜欢？”

赵良乃是一介儒生，说话有些含蓄和委婉，他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能够听从他人意见的叫聪，能够自我省察的叫明，能够克制自我的叫强。”

对于商鞅的变法，张良都看在眼里的......

张良之所以这么说，因为他知道，商鞅为了推行变法，大刀阔斧，一意孤行，从而得罪了不少王公贵族。他想让商鞅多多听从别人的意见，多多进行自我反省，多多克制内心的冲动，他的一番劝谏，一切都是为了商鞅好。

可是，张良的一番好心劝谏，并不符合商鞅的脾性。

商鞅只是一个改革家，并不是一个虚心纳谏的谦谦君子，他如果听从了赵良的劝谏，就不可能在短短十余年之内就把秦国变得富强。

因此，一旦变法开始，并且在短期内收获了明显的成效， 商鞅就不可能再听从别人的建议，从而放缓改革的步伐。

在两人谈话的过程当中，商鞅提到了秦国历史上的五羖大夫百里奚。

商鞅说道：“当初秦国的习俗和戎狄一样，父子不分开，男女老少同居一室，如今我改变了秦国的教化，使他们男女有别，分居而住。我征调士兵建造宫廷和城阙，把秦国建造的像鲁国和卫国一样，我跟五羖大夫百里奚相比，谁更有才干呢？”

赵良回答说：“百里奚起于贫寒，秦穆公用五张羊皮替他赎身，并且提拔他当了万人之上的高官。他在辅佐秦穆公期间讨伐过郑国，征讨过楚国，三次拥立晋国国君，这是他的功绩。他能够以德服人，施行教化，巴国前来纳贡，诸侯和四方少数民族都来朝见，前来投奔的贤人无数。”

而且，赵良认为，五羖大夫百里奚做的都是仁德之事，积攒下来的都是恩德，百里奚死的时候，秦国上下的男女老少无不痛哭流涕。

赵良对五羖大夫百里奚的仁德赞颂，无疑就是在跟商鞅的酷刑作为对比。

赵良继续说道：“你实施的刑罚过于严苛，将百姓的生命视为草芥，还惩治太子嬴驷的老师，不知得罪了多少王公贵族，这已经是犯了众怒。”

除此之外，赵良还说：“如今公子虔已经八年没有出门了，他就是在等待找你复仇的那一天，等到秦孝公死去，这些王公贵族就可以利用民愤对你发出致命一击。”

于是，赵良建议商鞅辞官隐居：“趁着秦孝公还活着，你不如选择急流勇退，把大王分封给你的土地归还出去，找一个偏僻荒远的地方生活。”

赵良作为商鞅在秦国为数不多的朋友，这是他给商鞅的最后一条忠告。

可是，此时的商鞅已经被权力和变法蒙蔽了双眼，完全听不进赵良的忠告。

因为商鞅的眼里看来，经过自己实施的十余年变法，秦国已经完全脱胎换骨，成为天下霸主已经指日可待，说明自己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或许，对于商鞅来说，个人的荣辱和得失无关紧要，变法的成功就是自己的成就和荣耀。

然而，正如赵良所说的那样，秦孝公总有一天将会死去，而太子嬴驷总有一天会成为秦国的国君，难道商鞅就没有想到这些吗？

但是，商鞅确实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退路......

早在公元前361年，商鞅从魏国逃走的时候，身上只是带了一本李悝的《法经》，而在二十年后的公元前341年，他再次回到魏国时，身后却带了一群秦国军队杀了回来。

当时的魏国国君是魏惠王，当他得知商鞅带领军队攻打魏国的消息之后，他的脸色变得无比苍白，内心充满了恐惧。

此时的魏惠王终于想起了公叔痤曾经说过的那句话：“如果大王不对公孙鞅（商鞅）加以重用，那么一定要把他杀掉，不可让他离开魏国半步，否则他将会成为魏国最大的敌人。”

事实证明，当年的公叔痤并没有看错商鞅，他的话果然得到了应验。

在商鞅的率领下，秦国军队在河西之战中打败了魏国军队，从而收复了河西之地。

然而，在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之后，太子嬴驷继承王位，史称秦惠文王。公子虔眼看复仇的机会来了，开始诬陷商鞅谋反作乱，秦惠文王于是派兵将他杀害。

随着商鞅的死去，秦国历史上著名的一代改革家就此落幕，不免让人心生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