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财务自由后，90%的人为什么会重新选择工作？原因很现实
第3课 财务自由之后，还需要工作吗
蛋糕品牌好利来自1992年创立，至今已成为业内翘楚，其创始人罗红同时也是著名摄影家。他出生于如诗如画的四川雅安，摄影的梦想从小便流淌在他的血液里。在好利来三岁的时候，他就遍行川、疆、藏等地，在9万多公里的区域留下了足迹，其后又在二十多年间走遍全球。2019年6月，罗红第50次去非洲拍摄，这次的作品是马塞马拉大草原狮群肖像。
2016年，“罗红摄影艺术馆”在北京顺义建成开放，被誉为“安放灵魂的地方”。他说：“有人说一生有一个梦足矣，我这个人却长出了两个梦来，好利来是我的一个梦，摄影是我的另一个梦，一生为这两个梦而追逐着。”怀揣两个梦想并一一实现，工作和爱好并行不悖，既享有富足的现实生活又拥有充盈的精神世界，可谓是令无数人艳羡的理想状态。
有人可能会说：我不想要开画展，也不用兼顾爱好，能让我实现财务自由，不用为钱工作，每天睡到自然醒就心满意足了。
然而，有趣的是，那些真正获得了财务自由的人，即使有短暂的停歇，最后也都重新拥抱了工作。
财务自由之后
在热门综艺《奇葩大会2》的一期节目中，嘉宾丁锐介绍了“死亡体验馆”的项目，用户可以花444元体验一次从死亡到重生的模拟过程，这引起了现场观众和评委的极度好奇。丁锐在死亡体验馆的配套书籍《醒来》中描述了接触死亡题材的缘由：他在30岁时摆脱了生存压力并停止工作，开始实现童年的梦想——学钢琴、周游世界，过着每天睡到自然醒的生活。然而，在这些看似完美的日子里，他渐渐感觉到生命力的枯萎。他用“自由令人惊骇”来概括这样的状态。“不工作之后，突然之间所有的东西都失去了乐趣，那个时候就发现每天起床就是一个问号：做什么才是有意义的？然后我开始学心理学，继而开始思考生命之核，并由此又开启了工作和追索。”
无独有偶，《中国日报》2015年曾报道过这样一个案例：一位名叫卡德尔的美国男子在27岁时获得财务自由后，停止了工作，但他后来又开始重新创业。卡德尔的第一桶金就来自创业。他创立了一家在线贷款网站，后来他卖掉这家公司，赚了1000万美元。之后，他便进入了吃喝玩乐的退休状态。不料约20天后，他觉得这样的生活毫无意义，遂决定重新工作。他说：“这样的生活无聊至极，尽管重新创业会面临压力和烦恼，但是做正面的事情能让人感觉充实。”
以上两位主人公都到了可以不用为钱而工作的状态，但他们最终又选择拥抱工作，因为工作除了赚钱外，还带给我们一种叫作“生机”的东西。
2016年年末，王健林的一页日程表爆红网络，身价千亿的他依然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真正演绎了一把“比你牛的人还比你努力”，给广大吃瓜群众打了一针鸡血。像王健林这样勤奋的富豪企业家并不是个例：雷军、任正非、乔布斯……
近几年，许多有影响力的企业家相继宣布退休，如王石、柳传志、马云等，但实际上他们对公司的影响力仍然存在，只要身体许可，他们不可能完全退休，只是将一线事务交给接班人，自己专注于战略类决策。也有一些企业家出售了原公司，根据兴趣重新创业或做投资人，但都不会完全不工作，因为工作能给予他们最重要的成就感。
一夜暴富
你可能会说，企业家之所以财务自由后还一直工作，那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渴望成就感，普通人就未必如此了，比如那些通过中大奖一夜暴富的人。事实上，法国心理学家蒂耶利·伽鲁瓦还真研究过这个问题，他在《金钱心理学》中总结道：当一个人中了彩票大奖后，会经历狂喜、孤立、质疑、适应4个阶段，其中孤立指的是失去原有社会坐标的茫然。书中也列举了可以守得住钱财的中大奖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过了好几个星期才去碰那笔钱，不会在最开始时大笔购物。
拆迁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很多人因此有了一夜暴富的机会。在《圆桌派》的一期节目中，嘉宾马未都描述了身边因拆迁暴富的例子。有人拿了原来年收入几十倍的拆迁款去赌博、放高利贷，接着就出现了暴力催收等恶性案件，也有人会拿钱去做大生意，但因不善经营又破产了。这些人在突然到来的机遇和财富面前没有承受能力，驾驭不了财富，最后又返回到赤贫阶层。
《“拆二代”青年再社会化的阶段性模式》一文对223名“拆二代”进行了调查，分析拆迁后青年的金钱、社会、心理适应情况。调查发现，“拆二代”在社会心理适应方面会有障碍，主要是工作适应和闲暇时间的安排；在消费方面，这些青年在开始的补偿阶段可能会超常消费，两年之后，他们对未来的预期逐渐变得理性，其消费行为也趋于合理，并重新适应了工作状态。文章指出，虽然也存在拆迁后青年不就业的现象，但大部分青年的就业未受到拆迁影响，其中处于各种就业状态的占76.2%。
可见，无论是中奖还是拆迁，多数人在经历了最初的发烧阶段后，经过调整都可以重新融入工作状态，使得生活体验迈上一个新台阶，但也有极少一部分人在暴富后脱离了原来的工作且未能找到新的精神支撑而误入歧途。
富人要什么
每年的各种富豪排行榜总能吸引大众眼球，我们在看着那一串串遥不可及的数字时也会好奇：富豪不用为钱发愁以后，又会产生哪些新的需求呢？除了事业上的成就外，还有什么可以使富人获得幸福感？
对富豪而言，相比于物质带来的幸福感，他们更注重体验。奢侈品消费研究机构的一项调查显示，富人热衷于寻找能获得更高满足感的体验，在物质产品上的花销反而会有所节制。该研究发现，在大约500位身价500万美元以上的富翁之中，有1/5的人认为像皮包与珠宝这类昂贵的奢侈品已失去部分魅力，1/3的受访者计划提高旅游部分的花销，另有1/5的受访者打算在外出用餐方面增加支出，只有4%的人将增加手表与珠宝方面的消费。因此，增加对世界的极致体验是富豪们新的人生兴趣，是他们获得幸福感的重要方式。
TED演讲《如何买到幸福》（How to Buy Happiness）中讲到，在加拿大和乌干达街头做的实验都显示，把钱花在他人身上比花在自己身上更能获得幸福感，且幸福感和金钱的数额关系并不大。实验中20美元和5美元产生的幸福感是趋近的，该实验解释了“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的心理机制，我们在赠予别人东西时自己内心也得到了很多快乐。因此，富人的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就是做慈善，洛克菲勒家族、比尔·盖茨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慈善家。
目前关于慈善的解释主要有三种理论：纯粹的利他主义、温暖的光辉、为了提升社会地位。其中“温暖的光辉”指的是人们按自己的意愿付出并获得一种主导感。当然，这些理论并非互相排斥，一次公益行为往往会同时满足以上三种需求。
在《愉悦回路》（The Compass of Pleasure）一书中，俄勒冈大学学者威廉·哈博利用脑成像技术测量伏隔核（愉悦/奖赏的神经基质）的激活情况，实验让被试者进行各种经济交易活动，同时用脑部扫描仪观察其大脑活动。实验显示，捐款引发的愉悦中心的激活程度要比其他交易活动更加强烈，验证了纯粹的利他主义与温暖的光辉两种理论都可以解释慈善捐助的动机。
所以，即便是早就实现财务自由的富豪们，也会投身于慈善工作，用自己的方式为世界做出贡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花花公子
这个世界从来都不缺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那些生而富足的公子们，他们会度过怎样的一生呢？
号称“全球第一花花公子”的若热·贵诺是巴西首富爱德华多·贵诺唯一的儿子，22岁时便获得了20亿美元的遗产，在当时（1940年）可谓富可敌国，连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都尊他为座上宾。可若热·贵诺生性风流，最大的追求就是“想追到世界上所有的美女”，经常在好莱坞豪掷千金博美人一笑，最终只用了几十年就把他父亲留下的家业挥霍一空。晚年的若热只能待在里约热内卢一个小破屋内，依靠政府救济金度日。若热离开人世前曾留下一句著名论断：“幸福人生的秘诀，就是到死的那一刻花完钱包里所有的钱。只可惜我算错了，钱被我提前花光了。”
一笔可以确保几代人衣食无忧的资产，在一个人手里就败个精光，让家族财富重新回到他父亲白手起家的原点，让人唏嘘不已。相比之下，也有一些从小家境富足的人，不但没有挥霍父母留下的家业，还将整个家族的声望和财富带向了新的高度。
协和医院是中国医学界殿堂级的存在，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座中国最具声望的百年医疗机构并非政府兴建，而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捐资设立。洛克菲勒家族是人类现代商业史上当之无愧的第一家族，这个家族曾提出战略慈善的构想，做的每件事情都站在人类文明的塔尖上，如修复凡尔赛宫、埃及考古、捐资修建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等。家族的第二代传承人小洛克菲勒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富二代”，在他的保驾护航下，家族成功完成了转型，为财富世代传承打下了文化和制度基础。他为6个孩子及孙辈设立了信托，在信托委员会的监督下，子女在30岁之前只能享用分红收益来支付学费和生活费，在30岁后可以动用本金。凭借着精巧的制度设计，当前家族财富已经传到了第六代。
洛克菲勒的后代享有巨额财富，同时子孙没有陷入俗套的财产争夺旋涡，也没有过挥金如土的奢靡生活，《罗辑思维》节目曾这样评价洛克菲勒家族：“这个家族在上升的时候像烟花一样灿烂，在下降时像湖水一样沉静，给历史留下一幅美景。”
随着社会的进步，“花花公子”式的“富二代”占比越来越少，我们对“富二代”的固有印象多是因为媒体的倾向性报道，现实中的“富二代”接受优质教育，半数以上留学海外，拥有更高的平台和眼界，或子承父业或自主创业。相较于“富二代”的标签，他们更愿意被称为“企业家二代”，相较于躺在父辈的荣光里，奋斗才是他们的人生主旋律。
工作不是“必要之恶”
2015年7月，著名主持人汪涵出资465万元发起了公益项目“響應”（响应）计划，该计划将用五到十年的时间，对湖南方言展开调查研究并形成声像资料捐给湖南省博物馆。
在一档访谈节目中，被问及为何发起这样一个计划时，汪涵答道：“我一天到晚在节目里说着各地的方言为自己加分，然而我为方言做了什么？我最大的愿望是将来以学者身份跟世界告别，我觉得几百年后的人如果能听到他们先祖的声音是很浪漫、很美好的事。”
汪涵不是大企业家，他尚没有到不工作就能安享富足生活的程度。因此我们不禁要问：工作、赚钱、热情三者的关系是怎样的？为何有人自掏腰包做这样小众的慈善活动？
日本“经营之神”稻盛和夫在《干法》中批判了一种叫“必要之恶”的工作观：这种工作观认为工作是为了得到美好生活的权宜之计，而工作本身是痛苦的。《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便是这种工作观的最好佐证，他们原本不需要劳动，后来犯错被赶出伊甸园后，为了生存，他们在痛苦中开始劳作，为了抵赎原罪才接受劳动这种惩罚，劳动在人们的意识里成了一种负面的、否定的形象。于是有人认为“有了足够多的钱之后就不用再工作，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自己之所以要工作，其实是因为钱不够”。持有“必要之恶”工作观的人应该不少，翻翻我们的朋友圈就知道了，从工作日的“加班狗”，到节假日的“风景这边独好，人生到此一游，夫复何求”，假期结尾则是“再见××，再见美好，滚回去搬砖”，像陀螺一般，在“上班很痛苦、不上班很开心”的圈里打转。
稻盛和夫的工作观包括“工作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和你的贪嗔痴做斗争”“一个人的价值、尊贵，都体现在工作中”“如果不把工作看成必要之恶，很多烦恼压根就不存在”等。
相对而言，稻盛和夫提倡的工作观显然更加积极，他认为主动从工作中寻求意义和快乐，更容易把工作做好，升华了自己心性的同时工作报酬也就水到渠成。如果始终把工作看作“必要之恶”，难免会有消极被动的心态，工作的热情和成就也就容易打折扣。
“有了足够多的钱后，你想做的那件事，就是一个人发自内心的热情。”汪涵的“響應”计划便是对这句话最好的解释，这个慈善活动的对象不是贫困儿童、特殊病种，它的慈善效果并非立竿见影，甚至可以说能感受到它意义的人群很少，因此也很难获得他人的资金支持，但对语言、对声音的热爱驱使汪涵这样做，他坦言现在预算还不够，希望接更多商演来贴补“響應”计划。
对普通人而言，尚未达到“有了足够多的钱，做发自内心想做的事”的财务自由阶段，但我们依然可以用这句话来帮助自己做出当下的选择，这个专业、这个工作是我热爱的吗？假如有足够多的钱，我还会做这件事吗？如果能在开始的时候选择做喜欢的事并做好，一定是人生之幸运。
总而言之，对于那些已经实现财务自由的人来说，他们或许会在一段时间内停止工作，但并不会将无所事事、吃喝玩乐变成生活的常态。他们有的同时兼顾工作和兴趣，有的把精力投入真正想做的事业，有的致力于慈善与公益活动，有的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或许，从这些“其实完全可以不工作”的人的选择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工作对于人生的意义：它绝不仅仅是为了生存的权宜之计，更是人生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真正应该做的，不是实现财务自由后就退休，而是努力朝着那个财务自由后依然想做的工作不断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