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朱氏迅速与周边国家建立朝贡外交关系，并在许多的外交互动活动中促成文化的广泛传播与交流，在其中所涉及的文化甚至以及发展成了一种推动政治权威延伸的符号，推动了明朝"礼治"的传播和衍生，还帮助、推动了汉文化圈的建设。

明朝在对于文化的发展上相对而言其他朝代的强制性更加强，尤其是礼乐文化方面。明初时期，朱氏对舆服的管理十分谨慎，甚至到了严苛的地步，而在明末却出现了舆服乱象，究竟是文化环境宽松了还是有其他原因呢？

一、对前朝的礼乐制度有所承继

在中国古代社会，"礼"是立国之本，中国的封建王朝在利用"礼"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同时，也将国内"礼治"向国外延伸。

一般在改朝换代之时，会对前朝所指定的相关制度有所承继和延续，也有根据本朝人员对制度的理解做出调整的，明朝正是处于这种状况中，制定了《明集礼》。

明初朱元璋颁布《明集礼》，确定了明朝礼乐制度的基调，即使明嘉靖时期略作调整，也是在明初礼乐制度的框架内进行的，明代统治者给予唐宋时期的制度内容过于繁复和奢侈，在制定本朝卤簿时有针对性的进行了简化，明代礼乐以五礼为核心。

洪武十二年，太祖于礼部之外再置神乐观，置乐舞生，承应天下祭祀乐舞，以示天子对国家祭祀的看重。神乐观掌管国家祭祀乐舞，因此对地方王府乐舞生也有教习的责任。

一时间，国家礼乐制度严格，明朝礼乐制度对于周边国家主要是通过儒家思想与礼乐制度渗透，礼乐制度包括乐、舞、文、服、仪仗等多方面的内容。

明初时期，根据《明集礼》，对礼乐方面的要求颇为严苛，包括官员的舆服等级方面也不例外，随着明朝的发展推移，明末时期，礼法制度摇晃，开始出现舆服乱象现象。

二、明朝通过舆服渗透礼法文化

舆服制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曾起到过不可忽视的作用，从上古时代"皇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开始，到阶级社会，舆服制度就被打上了等级的烙印，作为区分贵贱、身份等级的工具。

舆服包括皇帝、后妃、王公大臣以及其他人在内的，籍以明辨官品等级的服饰和仪仗，礼法文化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传统法律文化，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地域性和历史性。

礼法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标志性象征，在多方面有所渗透，舆服也被深深地烙上了礼法文化的烙印。

如果说舆服是外部表现的话，礼法文化就是其核心和精髓，通过舆服影响人们，主要包括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物质上，礼法文化在舆服内容中的用度、颜色以及图案等方面的影响；精神方面，礼法文化通过舆服对愤懑价值观念、审美意识、等级制度方面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中国古代，服色、出行仪仗、旗色在很大程度上是各阶层成员的社会标志，尊卑有别、等级森严，适用范围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

中国历史上除了对黄色的限制以外，文武百官的服色都有严格的规定，明代规定：一品至四品官员着绯袍；五至七品着青袍；八品至九品着绿袍，同时也包括服装的图案，用来区分等级之不足。

明朝时期的补子也是区别官衔的重要标志，因为封建的等级和明朝建国的特殊性，要求对不同的人作出不同的伦理划分，这使得色彩、配饰、图案等成为了标志服饰制度礼法文化的重要手段。

在人们的精神意识领域，礼法文化使人们对于服饰的审美及价值观念更趋向于儒家宣扬的"文质彬彬"，排斥奇装异服。

三、顽固守旧导致舆服乱象出现

1、盲目循旧

明朝是个重视礼法的朝代，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初期就确定了以礼法结合的手段来治理国家，在服饰方面，对于属于礼服的朝服和祭服几乎完全按照汉民族古制。

除此之外，明朝在服饰制度方面未曾有过丝毫更改，除了嘉靖八年时对官服制度有部分修改以外，直至明朝亡国，明朝的官服制度都没有改变。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这是不忘本的表现，因为"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形成了十分顽固的保守思想，它一方面力图原样继承华夏民族古老的服饰。

另一方面，明末时期，国家岌岌可危，急需改变变革，而这一做法也遏制了求新求变的任何企图，与守旧的舆服制度和将自身从统治者水深火热的通知中解救出来的企图相悖，这也导致了明末时期出现舆服乱象。

2、忌讳服妖

中国传统的服饰观念向来抵制服饰创新，称奇装异服为"服妖"，被视为预示人事变乱的不祥之兆，历代都有关于禁止服妖的记载，也有人因此被杀。

明朝与前朝相同，对于"服妖"都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认为服妖是灾祸的预兆，始终将其与灾祸联系在一起，统治者对于服饰的控制更大程度上使得社会趋于稳定，但封闭守旧、一成不变的舆服，同时也阻碍了古代服饰文化朝着多元化发展。

阻碍多元化发展的制度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与社会发展方向相违背的，因此明末出现舆服乱象即是一种突破的表现同时也是情有可原的。

3、社会动乱

明朝后期，由于自然灾害频发和统治阶级的腐败，明末统治者大多贪图享乐，不理政事，大明王朝开始走下坡路，"官以钱进"的现象非常普遍。

以皇帝为首地统治集团还开始兼并土地，广大百姓生存艰难，使得阶级矛盾及其尖锐，再加上明末战事增多，在内忧外患下，最终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明末农民大起义，而遵循旧制的舆服制度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没有办法完全地将人们从明末统治者昏庸无能的统治状况中解救出来。

为了解救自己，创新制度，舆服制度也需要改变，而反抗的人们一代从服饰以及用度出发，改变现状，表示不满和对统治者的抗议，便也就出现了所谓的明末"舆服乱象"。

4、对传统礼教的固守

礼教即礼仪教化，礼教是中国各代统治阶级的政治工具，中国古代服饰深受礼教等级制度的影响。明代服饰制度的制定初衷就是恢复礼制，所以封建礼教的思想在明代服制多有体现。

明代服饰制度的制定是从皇帝开始的，然后用了很大的篇幅对皇帝宗亲的服饰做了规定，中国古代是宗法伦理社会，以血缘宗亲为纽带的家族是构成国家社会组合的最基本单位。

皇帝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的宗亲就构成了统治阶级的主体，为了稳固他们的地位，他们既是封建礼制的建立者也是封建礼教的维护者。

女子服饰颜色随夫官服，体现出明显的夫权思想，并且要求命妇在家拜见公婆以及丈夫都必须穿礼服，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昭然若揭，为了维护封建礼教达到束缚女子的目的，统治者甚至用服饰压迫女子，加大了冠帽的重量，沉重的冠饰压得女子头不能抬，目不能斜视，恰恰达到了规训妇女的作用，符合统治者的意图。

同时，明代和其他历代一样，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通过服饰禁令，将社会成员的衣着习俗以及服饰行为强制纳入国家权力的严格控制之中，商人在古代社会在传统"士农工商"排序中，处于末位。

在以农立国、重农抑商的王朝中，为了对商人实施政治压制，统治阶层通过多项政策限制商人，包括商人不能用绸纱、貂裘，家庭中只要有一个商人，全家都不能服用绸纱，对商人的限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些蕴含了儒家伦理的服饰制度，一方面起到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作用，另一方面还起到了维护社会道德秩序的作用，为了确保这种礼法道德秩序的稳固，明朝皇帝还在律法中专设了服饰违式条，强制人们恪守封建礼制，从而实现"贵贱不相逾"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氛围。

但对落后的礼教的固守、对妇女的打压、阶层的固化都对社会长期发展起到了消极的作用，因此，明末出现舆服乱象现象也反映了人们对于封建礼教的反抗，因此舆服乱象的出现不可避免。

四、符合历史发展潮流、更新的制度才能长久

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一个国家的长久发展需要健全的制度、先进的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统治阶级有长远的战略目光，制度的建立不仅依靠于继承，更需要与时俱进的发展，明末出现舆服乱象也正是由于统治者一昧守旧而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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