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与鲁迅兄弟往来的历史考察

在中国近代学人的交游中，刘文典与鲁迅兄弟的交往颇有一番故事。刘文典与鲁迅兄弟既是同门又是同事，但是由于彼此人生际遇及学术观点不一，刘文典后来曾多次批评鲁迅兄弟。新中国成立后，刘文典又撰文怀念鲁迅，在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期间他还与周作人有短暂的相处。同样，在鲁迅兄弟的日记和相关文章中也多次出现刘文典的名字。

刘文典与鲁迅兄弟的早期往来

刘文典，安徽合肥人，中国同盟会会员，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西南联大及云南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刘文典曾担任全国政协第一、第二届委员。

1908年底，刘文典东渡日本求学，不久经人介绍入章太炎门下，成为入室弟子。据刘文典回忆：“那时一般朋友的看法都是说周氏兄弟中，周作人的西洋文学好些，中国的旧学，鲁迅要学得好些。”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鲁迅兄弟和刘文典先后回国参加革命。他们都积极撰文宣传新思想，为新文化运动注入鲜活的血液。据统计，从第4卷5号到第9卷4号，鲁迅在《新青年》共发表50余篇作品，所论涉及疗救民族、保存国粹、提倡科学等。周作人也积极撰文，先后为《新青年》撰稿120多篇。同样，在陈独秀的鼓动下刘文典为《新青年》亦撰稿数篇，如1916年刘文典翻译《富兰克林自传》发表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在该文中，刘文典认为富兰克林自强不息、勇猛精进之气，“足为青年之典型”。

刘文典与周氏兄弟在《新青年》撰文，互相支持的举动进一步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也在思想上产生了碰撞的火花。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际，刘文典与鲁迅兄弟因为先后往北京大学任教，这自然就延续了他们的交往。某年冬天，鲁迅上完课后，有学生向其请教问题，当时他认真给学生讲解，刘文典听到鲁迅与学生的谈话后对其有了一番新的认识：“他对西洋的文学、艺术，以及中国所谓的‘旧学’都是十分渊博的。”为此，刘文典曾在当天下午旁听了鲁迅两个小时的课程。又如，一次偶然的机会，两人曾经在《文选》领域中有着一番学术交流，“我们做过几次长谈，谈到我对《文选》的看法，他很赞成我的话，我十分高兴。我想：他是骂‘《选》学妖孽’的人，反而赞成我，怎不使我高兴呢？从此以后，我才常到‘群言堂’去，专找他谈话。”1923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胡适评价此书是收罗清代学者的校著最完备的本子，并满足刘文典“配上一篇白话的序”的要求。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价《淮南鸿烈集解》“价值足与王氏《荀子集解》想埒。”鲁迅也一直关注刘文典的学术动向，《淮南鸿烈集解》出版后其曾专门购买此书，《鲁迅日记》记道：“往商务印书馆买《淮南鸿烈集解》一部六册，三元。”

相比较与鲁迅的交往，刘文典与周作人都为北京大学全职教授，他们的往来也就稍为频繁，彼此经常在一起开会讨论课程设置和各种教学问题。1918年1月16日，刘文典与周作人等北大14位教授举行会议，提议成立大学俱乐部、划分大学区域、制定教员学生制服等。1919年，刘文典与周作人等北大教授联名向教育部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案》。1920年至1922年这段时间，周作人在日记中有12次关于刘文典的记载。

刘文典与鲁迅兄弟的后期往来

1926年秋，鲁迅前往厦门大学文学院执教，周作人仍在北京大学，而刘文典于1927年参与安徽大学的筹备工作。1928年11月28日，安徽省爆发学潮，蒋介石斥责刘文典办学无方，遭到其反驳，结果被羁押，经各方人士保荐才被释放离皖。1929年，刘文典进入清华任教。对于刘文典的遭遇，鲁迅在《知难行难》中写道：“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此段时间刘文典与鲁迅的交往较少，刘文典与周作人的互动也较少。

1936年10月，鲁迅病逝。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刘文典因故未能同清华大学一起南下，滞留于北平。日本人曾多次派人劝说刘文典出来教学，遭到他的断然拒绝。不久，日寇又通过周作人请他出来出任伪职，同样被拒绝，周作人也因此被刘文典斥责了一顿。1938年春，刘文典设法脱离险境，经天津、香港到达昆明，随后继续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刘文典心情难以平复，写下诗篇：“故国飘零事已非，江山萧瑟意多违。乡关烽火音书断，秘阁云烟典籍微。岂有文章千载事，更无消息几时归。兰成久抱离群恨，独立苍茫看落晖”，他借用南北朝时梁使庾信出使北朝，后因战争不能还乡来表达自己不能回故乡的复杂心情。

此时的周作人仍继续滞留北平。刘文典听到此事后生气地说道：“他读过不少的书，怎么那样不爱惜羽毛呀！”为此他时常告诫自己“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对于滞留北平原因，周作人晚年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出苦衷：“适之的诗（稿已不存）系劝我南行，其意甚可感，但我因家庭关系实在无意摆脱，故只能苦住下去。”

刘文典晚年对鲁迅兄弟的评价

在西南联大期任教期间，鉴于周作人的投敌行为，刘文典开始对他的文学创作思路进行批评。刘文典认为文学造诣应该与文学修养分不开，为人与为文是一回事。但是，周作人说读者读作家的作品，并不必了解作者是什么人，比如吃包子，只要包子做得好吃。对此，刘文典曾公开抨击周作人的观点，他认为“文学作品是高级精神产品，不同于制作包子。”

刘文典不认可鲁迅小说中的绝望氛围，对鲁迅持批评的态度也愈加明显。在西南联大任教时期，刘文典曾说：“我所敬佩的亡友鲁迅，为国家民族尽过不少的力。可是我对他极不满意的有一点，就是他的作品在青年的思想上有一种不良的副作用，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坏的’，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了鄙弃祖国文明的谬见。甚至于由鄙视而绝望，以至自暴自弃，堕入了邪路。”

1949年7月11日，刘文典应云南大学文史系邀请，发表了关于鲁迅的演讲。刘文典对鲁迅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随后，在昆明文化界引起一场巨大的风波，昆明学术界先后发表了20多篇批判和讨论刘文典的文章。7月12日，昆明《大观报》简单摘录了刘文典演讲大旨：刘文典认为鲁迅“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人生态度，是太过于小气和偏狭。刘文典还将鲁迅比喻成武松，把围攻鲁迅的人比作《荡寇志》中实行车轮战术的人，以致鲁迅许多时间都耗在无意义的笔战中。

坦率地说，刘文典对于鲁迅的批评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周作人就曾评价鲁迅：“说到他的思想方面，最初可以说是受了尼采的影响很深，就树立了个人主义、希望超人实现，可是最近又有点转到虚无主义上去了，因此他对一切事仿佛很悲观……他的个性不但很强，而且多疑，旁人说一句话他总要想一想这话对于他是不是有利”“他往往因为一点小事，就和人家冲突起来，动不动就生气”“他的幼年时代的经历，以及壮年以后对于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的幻灭，无疑的使他变成虚无主义者；这幻灭的影片，如《好的故事》所写的，的确够悲观了。”

当然，刘文典对鲁迅还是怀有佩服的心理。1956年，全国各地举办纪念鲁迅逝世20年大会，刘文典先后写下《回忆鲁迅》及《我和鲁迅最后的一面》的文章。10月19日，云南大学举行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报告会，刘文典应邀作了一次激情的演讲报告，据时人回忆：“（刘文典）他不用讲稿，侃侃而谈，讲的内容，是鲁迅小说如何揭露国民劣根性，比如国人看杀人时的麻木、祥林嫂的砍门槛以及阿Q的精神胜利法，其实质一致……我朦胧地听着，内容没记住，可以说基本上忘了。但印象深刻的是，刘教授对鲁迅先生充满了崇敬之情。”

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生活还是基本无忧，刘文典在北京参加政协会议的时候遇见他，老朋友再次相见时两人畅谈许久。对于刘文典，周作人在其《知堂回想录》中写道：“叔雅（刘文典）甚有趣，面目黝黑，盖昔日曾嗜鸦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大迁移昆明，人称之为‘二云居士’，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亦粘着唇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学以前始弃之。性滑稽，善谈笑，唯语不择言。”周作人后来曾在“卯字号”的名人中也说：“卯字号的最有名的逸事，便是这里所谓两个老兔子和三个小兔子的事，这件事说明了极是平常，却很有考据的价值，因为文科有陈独秀与朱希祖是己卯年生的，又有三人则是辛卯年生，那是胡适之、刘半农和刘文典，在民六才只有二十七岁，过了四十多年之后再提起来说，陈、朱二刘已早归了道山，就是当时翩翩少年的胡君也已成了十足古稀的老博士了。”

（作者黄伟 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