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谁发现的秦始皇兵马俑？这个问题似乎有点蠢，因为地球人都知道，兵马俑是农民打井挖出来的。

且慢，“挖出来”就等于“发现”吗？

我们先思考另外一个有趣的问题：1899年，清末学者王懿荣在生病时，从一味名为“龙骨”的中药上发现了刻痕。他经过仔细观察和考证，认出这些刻痕是尚未被识别的古老文字，由此开启了甲骨文的研究历程。那么，甲骨文的发现者是王懿荣还是那些挖出“龙骨”的人？

事实上，兵马俑“发现人”的认定是存在很大争议的，为此还曾闹上法庭。

本文深度复原秦始皇兵马俑发现过程，让我们一起探究谁才是兵马俑的真正发现者。

“历史偶然”的始作俑者

兵马俑的发现是个“历史偶然”，那这个“偶然”的始作俑者是谁呢？他就是当年陕西省临潼县西杨村的生产队队长杨培彦。

1974年春天，关中一带发生严重旱情。西杨村生产队决定打井抗旱。队长杨培彦、副队长杨文学领着几位村民勘察挖井位置，最后选定在村西南那片满地砂石的柿子园边上。杨培彦根据对水源的分析，他用镢头，在脚下砂石滩上，划了一个圆圈，作为开挖的井址。

对于兵马俑的发现来说，人们普遍忽略了当初划下这个“圆圈”的意义，我觉得这才是神来之笔：其一，后来兵马俑发掘后，发现这口井的位置恰好在一号坑东南角的边缘，如果当初挖井位置往外挪动一点，就会与这次大发现失之交臂；其二，挖井位置确定后，无论谁去挖，都会挖到兵马俑。

历史时刻：农民挖出“瓦神爷”

1974年3月25日，西杨村由杨全义、杨志发、杨新满等6名青壮劳动力组建的打井队，来到队长划圈的地方，开始挖井了。

一开始挺顺利，当挖到3米多深的时候，遇到了一层大约30厘米厚的坚硬红土，他们以为是前人烧窑的盖顶（实际上是兵马俑坑封土的夯土层）。正因为先入为主，他们把后来挖到的瓦片、青砖等东西都看成是砖瓦窑遗存的东西。

1974年3月29日，这是历史应该记下的日子！

这时井深有4米多，井底下，杨志发负责挖土，杨彦信负责运土。突然，杨志发挖到一个无头人形陶罐（实际上是无头兵俑），不一会，他又惊呼：“瓦神爷（临潼民间对陶型神像的俗称）！”原来挖到一颗头上长角（实际上是武士俑的发髻）、两目圆睁的陶制人头。

“这不是瓦窑，应该是个神庙摊子。”人们纷纷议论。

“甭管是砖瓦窑，还是神庙摊子，找到水才是正事，快挖吧！”组长杨全义督促道。

于是，一截截残腿断臂、一堆堆俑片，被装进吊篮拉上地面，再抛到荒滩野地。

这些出土的残损的“瓦神爷”引起了孩子们的好奇，他们有的当玩具，有的拿回家放到菜园子里当稻草人。还有一位70多岁老妇将俑头放到家中供奉起来。有个年轻人却颇有心机，他默默地在搜寻了许多青铜箭头，拿到废品回收站，一下子卖了14.4元。

让沉睡两千多年的秦俑出土问世，打井队的农民们功莫大焉！

然而，由于他们缺乏文物知识，那时代人们文物保护意识又普遍很差，挖出来的兵俑被抛弃，若不是有后续发展，这些兵俑的命运甚至还不如当年的甲骨文之“龙骨”。

有文章说，杨志发“挖出兵马俑并首次上报”。杨志发作为挖出兵马俑第一人当之无愧，但说他“首次上报”并不属实，实际上，打井队没有任何人主动上报，否则就不会有下面另外一个关键人物登场。

从“偶然发现”到“专业发现”的连接人

兵马俑的发现过程应该记下这个人的名字——房树民。若不是他，出土秦俑的信息可能就此自生自灭了，秦俑坑仍不可能重见天日。

房树民当时是临潼县宴寨公社一位水管员（负责水利建设的干部）。他听说西杨村水井已经深入地下5米多，仍然见不到水，便来到现场一探究竟。

房树民查看丢弃的陶俑堆后，又急忙爬到井里。他发现四周粗糙的井壁上，嵌着好些陶片、碎砖。房树民平时掌握一些文物知识，他拿着半块砖头对杨培彦说：“这和秦始皇陵园内出土的秦砖很像，这里恐怕是一处古代遗址，井暂时不要挖了。”

随后，房树民没顾上吃中饭，马上和县文化馆取得联系，说明情况。这样就把农民们不以为然的“偶然发现”传递给了专业人员。

秦俑修复、鉴定、命名第一人

临潼县文化馆主持工作的副馆长王进成与文物专管干部赵康民，收到房树民的信息后，第一时间赶到了西杨村打井工地。

赵康民已经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十几年，具有很高的专业素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当即下到井下，对现场进行专业分辨，并对土层结构进行勘察，断定这是秦代一座陪葬坑。

王进成与赵康民当即决定两件事：一是井不要再挖了，二是收集所有的出土文物。

接下来两天，赵康民在村民协助下，将所有陶件和陶片细细收拢，最后用借来的铁筛子，把可能带有文物的井土全部过筛筛出碎片，然后全部运到县文化馆。

在两个月的时间内，赵康民就在馆里，对上万件陶片进行修复、拼接，用环氧树脂胶粘接，残缺处用石膏填补，终于修复出两件比较完好的武士俑。他还为之取名为“秦代武士俑”，“秦俑”一词就是从“秦代武士俑”演化而来的。

鉴定出“瓦神爷”的真正身份，修复还原秦俑，因此有人认为，赵康民是第一个从考古意义上发现秦代兵马俑的人。

进展到此，有件事情很蹊跷：按考古发现的常规要逐级上报，然而文化馆却迟迟没有向上级有关部门汇报。

事后赵康民解释说，前些年他曾把几尊北周时期的石佛像，从交口镇巷里村拉回馆里收藏，结果被当做搞封建迷信的典型在全县通报。眼下“批林批孔”正热火朝天，鉴于历史教训，在报与不报的两难之间，文化馆选择了后者。

这时，若不是因为一个人的造访，那么兵马俑的大规模发掘还不知拖延到什么时候。

一份“内参”惊动了国家领导人

1974年5月底，赵康民的修复室突然“闯入”一位不速之客，他就是新华社记者蔺安稳。

蔺安稳老家就是临潼，这次是回临潼县探亲休假。他从在县文化馆工作的妻子口中，得知文化馆收藏了农民打井挖出的陶俑，于是前来个究竟。

蔺安稳被赵康民复原的秦俑震撼了：只见型同真人的陶俑，身披恺甲，手执兵器，好不威武。他断言：“这乃是国家稀世珍宝！”

蔺安稳以职业记者的独特敏感和根据他所掌握的历史知识，去西杨村作了深入调查了解后，写出一篇最终改变秦始皇兵马俑命运的文章：

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陶俑

陕西省临潼县骊山脚下的秦始皇陵，出土了一批武士陶俑。陶俑体高1.68米左右，身穿军服，手持武器，是按照秦代士兵的真实形象塑造的。像这种同真人一样的立俑，还是第一次发现。

秦始皇陵周围以前曾出土过陶俑，但都是一些体积 不大的跪俑。像这种真人一样的立俑，其珍贵的地方，在于这是一批武士。秦始皇用武力统一了中国，而秦代士兵的形象，历史上未有记载。这批武士俑是今年三、 四月间，当地公社社员打井时无意发现的。从出土情况推测，当时陶俑上面盖有房屋，后来被项羽焚毁，房屋倒塌，埋藏了两千多年。这批文物由临潼县文化馆负责清理发掘，至今只清理了一部分。因为夏收，发掘工作中途停止了。

秦始皇陵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是并没有得到妥善保护。生产队随意在陵园掘土挖坑，开荒种地。 出土文物中的金属制品，有的竟被当作废铜烂铁销毁掉，一些石制、陶制物品则被抛来抛去，实在令人心痛和不安。

(新华社记者 蔺安稳)

1974年6月24日，蔺安稳回到北京，将文章交给《人民日报》。6月27日，这篇文章刊登在《人民日报》的“内参”——专供中央领导传阅的《情况汇编》上。这是关于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情况的第一次文字报道。

内参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重视。6月30日，时任副总理的李先念对此文作了批示：“建议文物局与陕西省委协商，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好这一重点文物。”

考古发掘队入场，秦始皇兵马俑“地下兵团”震撼问世

1974年7月6日，国家文物局文物处的处长陈滋德等，带着李先念副总理的批示来到西安，会同陕西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察看了秦俑出土现场。随后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为主力、以袁仲一为队长、屈鸿钧、崔汉林、赵康民等人为成员的秦俑考古队正式组建。

7月15日，考古队进驻西杨村。

来之前，主管部门要求考古队一周内完成试发掘工作简报，然而当时谁能想到，农民打井挖出的那点东西不过是地下兵俑大军的“冰山一角”啊！考古队连俑坑的边缘都找不到，不得不请求增派人手。所有人更没有想到，秦始皇兵马俑的发掘工作一干就是五十年，到今天还没有结束（一号坑2009年第三次发掘至今仍在继续）。

经过大面积钻探和部分发掘，到1975年6月底，基本上探清了俑坑（后来命名为一号坑）的范围和形制，它是个占地面积为14260平方米的大型俑坑，根据已出土的陶俑、陶马的排列密度推算，坑内共有兵马俑约6000件。考古队确认这是秦始皇的随葬墓，因为不仅有士兵俑还有陶马俑，所以将其正式命名为“秦始皇兵马俑”。

1976年4月23日，考古队员们发现兵马俑二号坑。1976年5月中旬，又发现了兵马俑三号坑。

1979年10月1日，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于是，这支“千古一帝”秦始皇的“地下御林军”，在埋藏地下2200多年后，终于正式接受中外人士的检阅和观赏。

1987年12月，秦始皇兵马俑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首批被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并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究竟是谁发现的秦始皇兵马俑？

2003年10月，西杨村的杨新满挑头发起了9位原打井队农民讨要“发现权”的维权行动，要求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把他们的名字写进博物馆的简介里，要求政府部门给他们颁发“发现人”证书。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始终未正式认定任何个人为“唯一发现人”，仅承认打井队为“参与者”。官方介绍仍使用“当地农民”表述。

这件事引起了很大争议。有人认为，打井队的偶然发现是考古前提，应获名誉认可。有人认为，农民的“挖出”行为仅是物理发现，而赵康民的专业鉴定才赋予其文化价值，因此“发现权”应归属专业人士。

由于我国民法中的“发现权”仅适用于科学规律或知识产权领域，文物发现不在此列，而《文物保护法》又未定义文物“发现权”及认定程序，导致争议缺乏法律依据，此次事件也不了了之。

从前面回顾秦始皇兵马俑发现全过程来看，兵马俑的发现完全是“集体行为”，其中某个环节缺失都会造成错失或延误此次大发现。因此，笔者认为，每个环节的参与者都是发现人之一，但任何人都不能被认定是“唯一发现人”。

秦始皇陵兵马俑作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其发现与发掘过程充满偶然性与必然性，而“发现人”之争的本质是对历史贡献多元性的认知。正如考古学家袁仲一所言：“兵马俑属于全民族，但守护它的记忆需要更包容的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