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年间，严嵩父子把持朝政，为了弥补国库亏空，想出了在浙江试行“改稻为桑”的国策。

得到嘉靖的首肯后，严嵩父子马不停歇，立刻写信，指使当时的浙江布政史郑泌昌、按察使何茂才推行这个政策。

另一边，大明王朝的继承人裕王，联合内阁的徐阶、高拱、张居正，为了“倒严”，让参事谭纶到浙江，并举荐海瑞、王用汲去当地任知县，以对抗严嵩父子“改稻为桑”的国策。

这个时候，一个人的态度就变得特别关键，那就是胡宗宪，时任浙直总督兼浙江巡抚。

严党和“倒严”派，都对这个人进行争取和拉拢。胡宗宪本是严嵩的学生，是严嵩一手培养和提拔的。

令严嵩父子没有想到的是，胡宗宪的态度暧昧，对“改稻为桑”的国策并不积极，反而有意拖延。

实际上，胡宗宪本着家国道义，身负东南抗倭重任，又看准了“改稻为桑”实行不下去，不想让浙江乱起来，也不想得罪严嵩父子，所以态度暧昧，一直拖延，夹在中间，十分为难。

严世蕃坐不住了，先是借调军队把老百姓种下的青苗毁掉，但被戚继光阻拦，看着插桑苗的时间越来越晚，干脆趁着端午汛期，毁堤淹田，逼老百姓把土地贱卖给富商，让富商去种桑养蚕。

这个时候，故事的关键人出现了，是“严党”找的替罪羊，杭州知府马宁远，被派去执行毁堤淹田。

马宁远深受胡宗宪的信任，他也知恩图报，但是不懂变通，只知道愚忠。他想当然认为，“改稻为桑”既然是国策，那就得执行，自己的上司胡宗宪，又是严嵩的学生，那听领导的领导的话，也没有错。

况且，知道胡宗宪为难，那替领导去做难堪的事情，也是帮胡宗宪分忧。

就这样，马宁远干下了“毁堤淹田”的勾当，差点把9个县都淹了，幸亏胡宗宪等人分流抗洪，最后淹了淳安、建德两个县，保住了其他7个县，但也造成了大量灾民，需要大量粮食去赈灾，才能保住老百姓的性命和土地，避免进一步的动乱。

事后，胡宗宪叫来马宁远，一开始马宁远拒不开口，宁愿去死，也不想让领导从中为难。当马宁远亲耳听到，严党的人把罪过嫁祸给他，才知道自己是个替罪羊。

在胡宗宪的逼问下，才说出了“毁堤淹田”真相，并写下了凭证。但此时的他，还是坚信自己做的是对的。

于是就有了那段经典的对话，在处决马宁远之前，胡宗宪对他的一段话。

平时叫你读读《左传》《通鉴》，你不以为然；我叫你读一读王阳明的书，你更是不以为然，还说什么半部《论语》可治天下。现在我问你，孔子说的“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什么本意？孔子是告诉世人，做事时不问可不可能，但问应不应该。毁堤淹田，伤天害理，上误国家，下害百姓。这也叫知不可为而为之？

这段话说透了为人处世的真谛，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反复思考。

马宁远的问题是看不清大局，钻牛角尖只认书本，较死理。《论语》只是道德文章，是用来修身养性的，不是用来经世致用的。很多大道理，只是统治者维护自身权益的工具，是给下面的人看的，如果我们按照去做，就只能成为被统治的人，或者是令人摆布的一颗棋子。

为什么要读《左传》《通鉴》呢？因为这两本都是史书，只有在历史中，我们才能发现真相、看透人性，才能认清事物发展的规律，按照规律办事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错误，明哲保身。《资治通鉴》，300余万字，毛主席读了17遍，反复研究、批注，可见这本书的价值有多大。

胡宗宪是懂人性的，他让马宁远藏在后面，听严党的人嫁祸于他，让他明白了自己不过是个替罪羊。然后又让马宁远写下供词，这张供词也成为日后胡宗宪保命的护身符。杀了马宁远，但不公开供词，既是给严嵩一个面子，也能让严嵩父子不敢对他轻举妄动，借此延缓“改稻为桑”的国策；也可以把它作为投靠裕王的手段，在合适的时候拿出来，给严嵩父子致命一击。

每个人都是站在自己的利益去思考问题的，你的领导再信任你、维护你，即便你是为了他承担了过错，但是当你和他的利益冲突时，那牺牲的一定是你。

“做事时不问可不可能，但问应不应该”，这句话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最重要，也是为人处世的心法，也是王阳明提倡的“致良知”。每个人都有是非观，只是有时候受到利益和欲望的驱使，看不清事实，引来灾祸。举个例子，比如戒烟，很多人的借口就是抽这么多年了，习惯了，很难戒掉，很多人抽烟也活了很大岁数等等，这就是只问可不可能，没问应不应该，如果真的静下心来，搞清楚抽烟的原因和危害，戒烟的好处，认清了这个事实，戒烟也不是什么难事。

《大明王朝》是一部经典历史剧，豆瓣评分9.8分，不管剧中情节是不是真实的历史，但其中有很多的经典台词，值得我们反复推敲，教会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做事。但我认为，这一句话，最经典，是我们普通人最好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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