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迭尔情报组

中篇谍战小说 /首发《小说林》杂志2023年第一期，抄袭必究。

作者：刘长春

历时两年零三个月，我在一种极端秘密的状态下，写出了《与魔鬼共存的岁月》，我当时身处一种强烈的个人重压之下，那种重压，迫使我必须写出来。

四年前，也就是2018年秋日的一个晚上，当手机铃声突然震响在静寂的书房里时，我的心泛起一阵欣喜。预感告诉我，这应该是我所期待的电话。果然，按下接听键的那一刻，听筒中传来一个响亮的声音：我是贾德水，傅老师说你想要采访我，欢迎啊……

贾老在伪满洲国时期，是我党在哈尔滨地下组织“马迭尔小组”的主要成员，也是我采访计划中的一个重要对象。与他通话后不几天，我便启程前往哈尔滨。正值国庆长假，哈尔滨城里，街头巷尾，鲜花盛开。次日清凉如水的早上，我敲开了一所僻静院落的小门。九十四岁的老人面带微笑，在保姆的搀扶陪伴下出现在我的面前。他矮矮的个头，单薄的身材，国字型的脸庞略显苍白和浮肿。那一刻，我多少有些意外，通话时老人洪亮的嗓音，爽朗的笑声，让我感觉他是健壮的，而眼前的他却有些羸弱。让我有些遗憾，同时又不由得生出敬佩。

我访问他的目的，是想了解哈尔滨地下组织“马迭尔小组”的情况，这是他走上抗战道路最初的经历。那些热血激荡的岁月让他和他的同伴们刻骨铭心，也使我感动，我正准备写一本书。采访中我询问他一生的阅历，他向我谈起伪满洲国发生的许多事情，特别是那段时期他所从事的情报工作。那个与魔鬼共存的岁月，他历练出更多于暗夜中摸索前行的智慧和韧性。也正是那段经历，使他此后一生都定格在公安工作的岗位上，这是他走上革命道路时绝对没有料到的。他的述说平淡沉稳，却在我面前打开了另外一扇窗户。没想到，在完成原有采访计划的同时又有了新的收获，这真让我感到十分兴奋。　　

我们整整聊了两天。除了马迭尔小组，又一次谈到他当年的情报工作。记忆的闸门一旦彻底敞开，贾老整个人都变得热情激动、滔滔不绝起来。

那次谈话结束时，他从书柜中取出两个大纸包郑重地交到我的手上，说，我又要去住医院了，这些东西或许对你有用……我背着两个沉甸甸的大包回来，一到家便开始认真阅读。纸包里是他的日记、回忆录还有老照片。有一部分是“马迭尔小组”的，还有一部分是情报领域的。我想把回忆录的有关内容尽可能地融入自己所写的书里，但我却不知道从何处下笔，胡乱写了几页便又撕掉，总觉得离时代的生活太过遥远，就这样，贾老的材料被我长时间搁置在一边，静静地躺在书柜中。这不仅仅因为生活和工作的忙乱，更重要的是我面对的是一个十分特殊又陌生的领域。贾老的回忆既完整又零碎，表面看上去简单如一般故事，背后又似乎藏匿着许多东西，我越向前摸索，越觉得庞杂和深不可测，几乎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下手。而就在我想要与贾老进一步交流时，他却离开了这个世界，这让我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失落。人说时光是可以冲淡一切的，有许多事情终究会被遗忘，对我也一样。然而，不久前，在一次整理家中的物品时，我重又看到躺在书柜角落中那个包裹得紧紧的纸包，它似乎一直在等待有人将它打开。触摸到它的那一刻，我意识到其实我并没有忘记，没有忘记贾老的侃侃叙说，也没有忘记他交给我这些材料时凝重的眼神……我知道我必须把他们写下来，无论我能否做到最真实地贴近他们，我都应该有一个交代。

燕子来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春天来了。

我吃过晚饭，闲的无聊，便穿上衣服，推开门，顺着果戈里大街溜达。在街角的一家面包店门前，我停下脚步，四下看了看，然后走了进去。面包店老板是一个一只脚有点瘸的白俄老头，没有老婆，只有一个女儿。这是我们传递情报的联络点。我和往常一样，以老顾客的口气和他寒暄。白俄老头在哈尔滨生活了三十多年，东北话比东北人说的还流利。我问他，近来生意咋样啊？老头目光左右扫了扫，喜滋滋地说，啊，长官，托上帝的福，最近，又来了一位像您这样的有身份客人，他认准了我们店的口味儿，常来买面包。

我立刻明白，这是暗语，意思是，我们又来了一个同志。

我说，多多发财啊。他说，谢长官吉言，听说您要高升了？

这句话暗示，要我做好准备。我心里一喜，但表情上不露声色地接过面包，转身离去。回到家，我迫不及待地打开老头递给面包时塞入我手里的纸条，上面写道：

燕子口叼合花，飞到你家，接头暗语：警察局有个姓任的，是我山东老乡。你回答，哈尔滨有很多山东人。鳇鱼。1944年4月6日。

口叼合花是句字迷，迷底“哈”字，飞到你家，两句话合起来意思是，这位同志将到哈尔滨。

说真的，这一天我等的太久了，就像久旱的禾苗突然逢来了甘霖，即振奋，又惊喜，没有暗示，也没有预兆，它悄无声息地来了。我又将纸条打开，反复看了几遍，最终确信，这是真实的，我抑制不住内心的燥热，推开窗户，大口地呼吸着灌进来的冰凉空气。

我为何如此激动？这和我当时的处境有关。

那时，我任伪哈尔滨警察厅总务科副科长，这个机构历来是日本鬼子统治东北的一只黑手，也是我们地下党的死敌，我们先后有很多组织遭到它破坏，不少同志惨遭杀害，这其中就包括我的上线——原警察厅特务科科长老周。他是怎么打入警察厅的，我并不知道。我只听说，他是苏联特训出来的优秀特工，格斗、射击、爆破、谍报……等等，无所不能。

老周初到警察厅时，只是特务科一名普通警员。他之所以短短几年，从普通警员提拨为特务科长，是因为受到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长野田的赏识。

这事要从一个捷克贸易代表团来哈尔滨洽谈商说起。

那时伪满洲国刚建国不久，哈尔滨社会治安挺乱，经常发生绑架、暗杀和敲诈外国商人的案子，日本人出于政治考虑，便命令特务科派老周带两名警员负责捷克代表团的安保工作。

在马迭尔宾馆，老周他们每晚就住在宾馆前台，负责安保。过了四五天吧，老周发现一个叫比尔的代表行踪有点怪异，白天，他跟随代表团参加谈判，完全是个年轻有为的外贸官员样子，但等到了晚上，他和同僚吃过饭后，挨到九点左右，就从边门偷偷出去，拦下一辆出租车，不晓去哪里了。

一个警员调侃说，这小子可能逛妓院去了。

老周想了想说，我觉得不可能，我这几天观察，知道代表团里有个他们自己的监督员，专人监督每个人，不让他们去寻欢作乐的地方，他天天夜里岀去，这是违反纪律的。

那个警员说，那他干啥去了呢？

老周说，明晚，你俩跟着他看看。

第二天夜里，盯梢的俩警员回来报告，比尔去的地方，是果戈里大街一家英格兰餐厅，他和几个中国商人喝酒，一直喝到半夜才离开，然后他又直接杀到秋林公司后身，进了一家叫玛丽亚的啤酒屋。那是犹太人开的，啤酒挺便宜，他就一个坐在那里，喝了三四杯啤酒，中间，一个中俄混血女人跟他坐了一会儿，两人说啥，我们没听清。

老周听完，没有吱声，但多年的特工生涯直觉告诉他，这个比尔有问题，于是老周决定，亲自会会他。

转过天的晚上，老周来到英格兰餐厅，十分钟后，比尔来了，身边带了位女伴，一个高大碧眼的混血女人，女的后面，还跟着一个中国女人。屋里很暗，老周听着他们谈话。那个中国女人没有开口，说话的是混血女人，他们说的是俄语，混血女人问比尔住在哪里，比尔说住在松花江公馆，这显然是鬼扯。到了午夜时分，他们散了，比尔说他要回去了，明天很忙。老周分析比尔又在说谎，他一会儿准去玛丽亚。在比尔付账的时候，老周赶在他前面到了玛丽亚啤酒屋，果不其然，老周刚坐下不久，比尔来了。这时，老周已经十有八九判断他有问题了。

本来，老周想把这件事向厅里汇报，但第二天，碰巧机关长野马来迭尔宾馆会见客人，这也是老周第一次见到他，老周不吭不卑，走上前，立正，敬礼，动作干净利落。野田盯着老周看了一会儿，似乎很满意，拍了拍他肩膀，说了句，哟西。

老周说，机关长，我有个问题想向您汇报。

野田愣了一下，又看看手表，说，跟我来吧。

老周要汇报的就是比尔的事。他想，这是接触野田的绝佳机会，如果攀上这棵大树，对将来的工作会有很大便利。

野田落坐，开始保持一种老僧人镇定自若，莫测高深的模样，但听到老周讲到他在玛丽亚啤酒屋看见的情形时，野田忽然睁开了眼睛。

老周说，比尔什么也不干，就坐在那喝啤酒，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他坐的地方，离出口处和楼梯都最近，可以一目了然地看清人员进出及店里的一切活动，他选的位置靠窗口，遇有急情，可迅速逃离，这些，都是一个职业特工的习惯，因此，我断定比尔是在等候接头人，可能充当信箱，或者是在放线钓鱼。

野田目光犀利地盯着老周，半晌，他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说，周桑，你观察的非常仔细，非常好，这个比尔，就交给你，注意隐蔽，以免打草惊蛇。说完，又给老周一张名片，要老周有情况，与他单线联系。

老周又接连盯梢比尔几天，但没发现什么可疑之处，眼见代表团离开哈尔滨的日子越来越近，老周不免有些焦躁，一度觉得自己是不是看走眼了。这天，老周和那两个警员坐着闲唠嗑，有一搭没一搭地问他俩这几天干啥呢？有个黑脸的警员告诉老周，前两天推牌九输了，就琢磨着弄两钱把本捞回来，一下就想到比尔，他晚上不在宾馆，不如趁这机会溜进他房间偷点值钱的东西，反正他们也快走了。于是他打开比尔的房间，背顶着门，里面黑漆漆的，等眼睛适应黑暗，刚想动手，就听见床上有个女人睡意蒙胧地用俄语和他说话，当时把他吓了一身汗，赶紧悄悄走了。

另一个警员哈哈大笑，说，她把你当成她男人了，完蛋货，要我直接把她干了。

黑脸警员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说，操，可拉倒吧，打不着狐狸弄一身骚。

老周沉思片刻，说，那不可能是比尔老婆，如果是他老婆，怎么会把她一个人仍房间里，自己出去喝酒玩乐呢。

黑脸警员说，八成是相好的吧，我听说外国人可随便了，男女睡觉就和吃饭一样。

老周没有搭话，点燃一根烟，大口大口地吸着，抽到一大半时，他在烟灰缸里掐灭烟头，对那俩警员说，明天，你们盯着比尔。

老周打听到，比尔的老婆叫娜塔莎，俄国人，代表团成员，但从不外出，整天在房间里呆着。

老周决定，从这个娜塔莎身上打开缺口。

老周将自己打扮成一位中国富豪，开始接触她。

老周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我记得他曾说过，干这行当，你得有一项专长，多掌握一国语言就是多掌握一个灵魂。

第一次请她喝酒，她谢绝了。第二次，她来了。第三次，老周租了一艘豪华游脡，带她在松花江上兜风，他们一路欢笑，欣赏两岸美丽风光，看得出，娜塔莎已对老周产生好感。到了第四次约会，两人已上了床，激情过后，娜塔莎告诉老周，她喜欢哈尔滨，也喜欢老周。还说她是苏联远东情报中心的人，比尔也是，而且她知道老周也是同行，从老周的态度警觉，听人说话的眼神贯注，她可以看出来。还有，比尔每晚去的那两个地方，前一个是他和哈尔滨情报站联系碰头的地点，后一个是万一接不上头的备用地方，但不管接不接上头，他都会去坐一会儿。每次收集上来的情报，由娜塔莎发送，她发报手法极快，日本人跟本无法窃听抄收。

老周搂着她，不想打断她，静静地听她诉说。

她把她一生的经历都告诉了老周，从出生、父母、初恋、入选、受训，失败的婚姻等等。她和比尔在受训时编在一起，从此就没分开过，成了一种难解难分的关系。她告诉老周她的真实姓名、工作化名和发报时的假名，接着拿出手提包，给老周看她那暗藏密码的钢笔、口红照相机。最后，她全盘说出了她所知道的，苏联在哈尔滨的情报网的全部情况：人员、地址、信箱等，老周费了好大劲儿才记住。但直觉告诉他，娜塔莎并没有把全部情报都告诉他。的确如此，当老周问她有啥要求时，她说她要面见野田机关长，要一笔钱，新的国籍和身份证，去一个安定的地方生活，从此隐姓埋名。老周说，我马上安排。娜塔莎说要尽快，因为代表团的两个监督员是苏联特工，她现在的一举一动，也许被监视，她的处境很危险。

再说野田听完老周的汇报，喜出望外，告诉老周，约个时间地点，他马上要见娜塔莎。

老周赶到宾馆，娜塔莎却失踪了，一起失踪的还有比尔和那两个苏联特工。

出了宾馆，老周叫了辆出租车，也不讲价，让司机全速开，好像疯了一样在车站、码头和各个交通要道寻找。最后，马家沟机场的一个员工告诉他，昨天下午，一架开往黑河的飞机起飞前，有四个外国乘客登机，两个男护士抬着担架，上面躺个女的，脸上缠满绷带，处在昏迷状态，后面跟着位医生。

老周听后，仰天长叹，懊悔不已，没有及早将娜塔莎接出来。现在一切都晚了，黑河与苏联一江之隔，夜里随便找条小船就能过江，他们这会儿，恐怕已踏上苏联的土地了。

老周回来向野田检讨自己的过失，请求处分，但野田却说，是娜塔莎自己暴露的，这不是你的错，相反，你对大日本帝国的赤胆忠心，另我感动不已。

老周的仕途自此后步步高升。成为我党第一位楔入敌人堡垒级别最高的人。我忘了老周是怎么发展我成为他的下线的，但第一次见到他的情形，我至今历历在目。那是1934年秋天，我从伪满洲国奉天警察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哈尔滨警察厅，报道那天，就是老周接待的我。他有一张英俊的脸，看起来有点阴郁，但却十分亲切，我觉得他身上有点梦一样的气氛，直到现在，我回忆起来仍有这种感觉——这大概就是我誓死不渝追随他的缘故吧。后来我知道，他早年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过，也是在那里加入共产党，后辗转到莫斯科学习三年。

这是个注定要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蒙羞的人物。

那几年，老周在警察厅的谍报工作十分得力，日本关东军的诸多声音常常回荡在延安及莫斯科的上空。据说，关东军秘密策划刺杀斯大林的情报，就是老周截获并及时电传给莫斯科的。

老周暴露的事情，要从一封神秘来信说起。

1937年春，野田收到了一封来信，他打开一看，里面还有一个信封，收信人是他本人。

这封信很短，是用打字机打的，信上说：我愿意就苏共的间谍活动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如需要，请在报纸的人物专栏上登一则收到信件的启事，杨彬。

那么，这个陌生而又神秘的杨彬到底是谁呢？这是不是共产党设置的圈套呢？

野田费尽心机，想确定杨彬的身份。最后，他坚信：从信的内容看，所用句子全是俄语句法，打字机和墨水也是欧洲产品，杨彬有“苏联”背景，当无疑问。

根据对方的要求，特务机关在报纸的相应版面登了一则小启事：杨先生，信已收到，欢迎继续联系。

通过这一方式，特务机关又给了杨彬两个联系信箱号码，在马迭尔宾馆附近的一家公共浴池设立了一个秘密投递点。还给了他一个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电话号码和一笔奖金，由此，与之开始了固定的通信联系。

忽地有一天，杨彬使用了特务机关给他的应急电话号码，他说，他感觉有人跟踪他，他怀疑是苏联派来的特工。

那天，杨彬现出了原形。他果然是苏联人，此刻，他带着他娇艳的白俄情妇出现在马迭尔宾。他真名叫伊万诺夫诺维奇，原来是苏联军事情报部副部长，也是苏联在哈尔滨谍报网的负责人。

伊万诺维奇对叛逃早有准备，在叛逃前几个月，就把几百份事先拍下来的文件，藏在每天晚上下班回家时，路过的一棵大树的树洞里。

叛逃日期，他选得也很理想，就在圣诞节，苏联情报部起码要有几天时间才发现他的失踪，再过几天，才能采取行动。

野田得到了伊万诺维奇藏在树洞里的文件后发现，这是用米诺克斯相机拍摄的文件胶卷，总数超过300张，其中包括苏联在远东活动的间谍名单及情报部的组织编制表。野田意外收获这样一条大鱼，大喜过望，称伊万诺维奇是“苏联有史以来所拥有的最佳叛逃者”。

当时的情况的确如此。伊万诺维奇的叛逃，让一大批苏联间谍在东北落网。

不过，令野田更为震惊的是，伊万诺维奇认为，警察厅内有共产党的卧底。

他举例说，你们日本人曾派出十几名优秀特工潜入远东，准备炸毁伊曼铁路大桥，按说，这是一个极其隐蔽的行动，我相信，你们内部也没几个人知道，殊不知，苏联情报部门早就得知了这一行动的具体细节。

野田怎能忘记，那次他们派出的特工刚一入境，就遭到苏军埋伏，结果全军覆灭。关东军高层也怀疑内部有“卧底”，如今，伊万诺维奇的话，让野田确信“卧底”肯定出在警察厅。

对伊万诺维奇所这个大宝贝，野田在马迭尔宾馆专门开了两房总统套房，并安排特务一天二十四小时保护。然而，百密必有一疏，一天深夜，两个特务交接班的空隙，伊万诺维奇和他的情妇被一个蒙面人乱刀捅死。

伊万诺维奇的死，令野田气急败坏，他动用各种侦破手段，忙活了一个多月，最终一无所获。但狡猾的野田怎么会就此罢手呢。在警察厅全员大会上，他故意放出烟雾弹，他说，日满亲善一家亲，我相信，警察厅每个警员，都是大日本帝国久经考验的忠诚卫士，绝不可能有共党奸细。然而会后，野田却派出大批特务，对所有可能接触高级机密的满洲籍警员秘密开展调查，一一追究，人人过关。可查来查去，也没发现任何可疑之人。野田仍不甘心，明里不行，就来暗的。他在怀疑者家里、办公室秘密安装窃听器，安排专职特务，昼夜连续不断地监听和监视。当然，野田这点小把戏，老周心知肚明，他每天上班，下班，回家，三点一线，滴水不漏。野田忙活了大半年，还是豪无进展，就在野田无计可施之时，老周的媳妇儿，一个小小的行为引起野田怀疑。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负责监视老周家的日本特务，有几次发现他媳妇儿驱车来到郊外的小树林，停车后，从车厢里搬出一只小铁笼子，然后走进树林深处，好像放什么动物。特务们想走近查看，又怕打草惊蛇，加上树林枝叶繁茂，距离较远，空中监视也是不可能的，特务们只能隐藏暗处，干着急。

特务们把这一情况立即汇报野田。尽管不知道老周媳妇儿究竟在放什么，但野田怎么会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呢。他怀疑，老周媳妇儿是在放“信鸽”，用此方式来传递情报。

老周可是警察厅的优秀特工，而且对大日本帝国忠心耿耿。一个特务说。

野田冷冷一笑，说，干我们这行的，任何人都是怀疑对象，包括你和我。

野田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命令特务们继续跟踪，发现老周媳妇儿再拿出来铁笼子，马上拘捕。

这天午后，老周媳妇儿像往日一样，又开车来到小树林，她打开车厢，拿出铁笼子，这时，几个特务围了上来，一把抓过铁笼子。令特务们大跌眼镜的是，铁笼子里关的根本不是什么“信鸽”，而是一只小黑松鼠。

这是怎么回事啊？

听到特务们的讯问，老周媳妇儿扑哧乐了，她说，最近，我们家花园经常来小松鼠祸害花籽，老周逮住后，又不忍心杀死，便让她到树林里放生。

几个特务连连说，对不起，打扰了。

再说野田，他听了特务们的汇报，也觉得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便解除了对老周的监视。之后的日子，关东军高层天天催，并限期野田揪出“卧底”，否则，自己剖腹，向天皇谢罪。那些天，野田可以说是焦头烂额，坐卧不宁。

谁是“卧底”呢？

有天夜里，野田做了个梦，梦见一只鸽子在他头上拉屎，他醒来后，忽地想起老周媳妇儿放松鼠的事，虽说是一场乌龙，但刚才梦里的鸽子，让他生出一丝预感，总感觉这里面有蹊跷。天亮时分，野田决定，不管怎么样，先来个“逼蛇出洞”。

吃过早饭，野田来到办公室，抓起电话，告诉老周马上去阿城一趟，协助当地派出所抓捕一名土匪。

老周前脚刚走，嘢田就派人把他媳妇儿请到宪兵队。连续对她进行了一天一夜的审讯，日本特务非常狡猾，明知自己手里没有任何证据，可审问时，却故意说，他们对老周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他们甚至描述出老周和媳妇儿之间的性生活细节。至此，老周媳妇儿才知道自己家里早已被窃听。她骂了一句，无耻。之后，任凭特务们如何诱导，她就是一言不发。

这边审讯，另一边，野田带人搜查了老周的家，特务们翻箱倒柜，房前屋后，仔仔细细地搜了几遍，最终一无所获。

机关长，也许您的感应是错的。一个特务说。

野田面色青紫，沉默了好长一会儿，忽然，用穿皮靴的右脚，狠狠地跺了一下地板，大声喊道，回去。

回来的路上，野田坐在车里，双目紧闭，若有所思。汽车快要到机关本部时，他睁开眼睛，厉声喊道，倒车，回老周家。

野田第一个冲进屋，他低着头，两只贼眼直勾勾地盯着地板，突然，他命令道，快去找工具，把屋里的地板全部启开。

在地板下面，野田搜出了一部电台和密码本。

老周媳妇儿被日本宪兵队抓走的消息，我是当天下班时知道的。时间紧迫，我租了辆出租车，连夜去阿城找到老周，向他报告了情况。

老周说，我说嘛，野田派我来阿城，我就觉得有猫腻。你嫂子关在哪里？

我说，日本宪兵队地下室。

他说，动刑没。

我说，没有。但双手铐在铁管子上，站不直，蹲不下，不给饭，不给水。

他说，几天了。

我说，算明天三天了。

他说，知道了，你回哈尔滨，继续上班，就当啥也没发生。

我说，你咋办？

他说，我找岛田，换回你嫂子。

我说，嫂子是咱们的人吗。

他说，不是。

我说，太冒险了，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他说，还有什么好办法么，你不是不知道，人进了宪兵队，没有活着出来的。

我说，警察厅还有咱们的人吗？

老周说，这不是你该问的事，到时候，会有人来找你。

临走时，老周给我交待了新的联络点及联络方式，再三叮嘱我，继续潜伏，不可妄动。

告别老周，我赶回哈尔滨。

第二天，老周出现在野田的办公室，他对岛田说，我就是你要找的共党卧底。

野田吓得急忙掏出手枪。

老周说，别紧张，我没带枪。况且，我要想杀你，不会等到现在。野田慢慢地放下枪，指着对面的椅子，说，坐下说吧。老周坐下来，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大口，又缓缓地吐了出来，烟快吸完时，他开了口。

野田，我就一个条件，放了我老婆。

野田说，还有吗？

老周把烟头在烟灰缸里掐灭，说，没了。

野田点点头说，可以。

老周被捕后，野田多次来到监舍，试图招降老周，但都被他严词拒绝了。

周桑，请原谅，这不是我的本意。老周死刑命令下达那天，野田惋惜地说。

老周牺牲之后，组织上再没有人来联系我。我就像一只断线的风筝，孤零零地随风飘荡。我有时走出房门，站在索菲亚大教堂的广场上，仰看满天星斗，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就我这里一点是热的。唯一使我感到温暖，感到组织一束阳光的，只剩下一个联络员——就是那个面包店的白俄老头。我也曾猜测，警察厅内部或日伪其它机关，也许还有我的同志，可这些，老周不会告诉我的（组织上不允许横线联系）。我在可怕的焦虑里度日如年，每天坐在警察厅死气沉沉的办公室里，百无聊赖地浏览着无穷无尽的报刊，寻找可能出现的暗语。夜里，一个人躺床上睡不着觉，辗转反侧，消耗着乱七八糟的的玄想。

面包店做为我唯一的联络点，我没有节制地去了又去，买回家的面包，时间长了，发霉生毛，我不敢仍垃圾桶里，怕邻居起疑，只能在院子里挖坑埋了。就这样，在晦暗的岁月中，我度过了无数个延长的白天与黑夜，今天，终于盼来了组织，怎不令我万分激动。（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