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口述：丁玲把津贴省下来到合作社给我买烧饼，她自己吃小米饭

在西安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

西战团在1938年3月初到达西安。丁玲带着几个团员，参加了三八节西安各界妇女集会，她穿着日本军大衣，坐在前排，并且发表了演讲。集会由省政府主席孙尉如的夫人主持，在我的印象中孙尉如属于进步、开明人士。在这次集会上，丁玲与国民党女飞行员林朋霞拍了一张合影，是赵定明拍的。

在西安，我们从3月一直待到7月。当时，国民党封锁八路军抗战的消息，大后方看不到八路军的捷报，党中央要我们去西安，就是要我们宣传八路军的抗日战绩，像平型关大捷、阳明堡夜袭日军飞机场等等，扩大八路军的影响，同时广交朋友，扩大统一战线。当时中共陕西省委设在西安，但不是公开的，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是公开的。1936年丁玲逃离南京到西安时，就住在七贤庄，那时公开对外是个外国人开的诊所，实际上是我们党的联络活动站，抗战爆发后成为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任办事处主任。在西安，有一位高级参议宣侠父，是共产党员，黄埔军校毕业生，与西安国民党将军蒋鼎文是同学，他对西战团很关照，与我们关系很密切。当时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都驻扎在陕西。续范亭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任职，徐梦秋的侄儿也在省政府，都和我们党有关系。还有一些我们党领导和影响的群众救亡团体，如民族解放先锋队、学生救国会、青年救国会等。西安有国民党省政府、省党部，有抗敌后援会，这些是国民党操纵的。国民党省政府、省党部，有抗敌后援会，这些是国民党操纵的。西战团是拿着八路军的关防去的，一到西安，就去找国民党省政府。国民党表面上给我们安排住地，实际上给了我们很多限制。

我们被安排到梁府街女子中学，这个学校很大，房子很多，有好几进。国民党省党部的一个训练班就办在那里，是训练特务的，和我们混在一起，比我们人还多。我们进去的时候，屋子里没有电灯，没有铺板，我们一件一件交涉。针对国民党在这里开办特务训练班，我们特意留出一间房子作救亡室，就是俱乐部，抗战前在延安，各个单位都有俱乐部，当时的名称叫列宁室，抗战后改叫救亡室。我们在救亡室里放置了一些抗战书籍，也有蒋介石的书，布置了一些画，还有缴获的战利品，像打棒球的棒子之类。这样一来，我们与国民党训练班的学员就有了一个联络、接触的地方。

一到西安，我们就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很巧的是，在招待会上我碰见了陈翰伯。他当时在西安的西北文化报社。意外地见到过去在上海时一起搞学生运动的老朋友，我心里十分高兴，就悄悄地写了一张纸条递给他，上面写着："请提议西战团唱歌。"我们事先已经做了准备，挑了八个男女同志，唱贺绿汀的四部合唱《游击队之歌》，借此在西安亮相。接着，丁玲在会上介绍西战团在西安的活动安排。第二天，陈翰伯在《西北文化报》上发了西战团的消息，说我们将要演出三幕话剧《突击》。

还是在万安镇准备来西安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到了西安，不能只演小节目，要有个大戏，于是丁玲就找了塞克，还有当时随团的萧红、聂绀弩等，请他们创作个剧本，《突击》就是他们几个人和戏剧组的同志，你一句我一句凑起来的，有几个人物，安排什么样的情节，最后由塞克执笔。这是一个三幕话剧，到西安后我们就进入了紧张的排练。当时西安的报纸这样报道："西战团以突击的精神排练《突击》。"这个戏的布景也搞得好，没有花多少钱，塞克和李劫夫是根据转战太行时对自然环境的印象设计的，布景画在三合板上，剪下来，放到舞台上。我们正在演出《突击》时，上海第一演剧队路过西安，他们中的许多人我们都认识。我们演出没有人搞灯光，只能点大碗油灯，上海第一演剧队有个左明，给我们介绍了在西安一家剧社搞灯光的，我去把他请了来，特别优待，给他开小灶。他看到我们作风好，也参加了西战团，去了延安。

我一到西安就住进了医院，是单人病房，没有参加演出，但去过剧场，看过一两场。《突击》写的是山西老百姓抗战的内容，因为是临时凑起来的，剧本比较一般，但舞台的布景、气氛很好，很有山西农村战地的味道，加上有那么多群众团体支持，有宣传媒介报道，在西安还是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个戏演了3天，一天两场，第三天又加演了一场，慰问国民党伤兵，一共演了7场。从临汾迁来的山西民族大学的一些名教授，像施存统、何思敬等，个人捐了一点钱，买了一架照相机送给我们。西战团里有个陈振清，是从抗大四大队九队调来的，丁玲就让他负责使用，后来摄影竟成了他的主业，西战团能有一些照片留下来，他有功劳。他后来成为一个知名的摄影家，建国后在北京经常为领袖们照相，"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诬陷迫害，不幸身亡。他的爱人何慧是燕京大学毕业生，在太原参加了西战团，也与他同时亡故。

我们还深入到学校、工厂，去教歌、开演讲会，还到火车站、伤兵医院慰问伤兵。我们写标语，宣传我党的全面抗战的主张，字写得很大，白底勾上蓝边，十分醒目，大部分是李劫夫的杰作，他的颜体字颇有气势。标语写在哪些地方，写些什么，我们都做了记录，以防国民党找茬子。果然他们来找麻烦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主任叫国子俊，是南京派来的，专门与我们作对，说我们的标语"穿靴子，戴帽子"。什么叫"穿靴子，戴帽子"呢？比如"拥护三民主义"，我们写成"拥护革命的三民主义"，这叫"戴帽子";"拥护蒋委员长"写成"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这叫"穿靴子"。还有一条标语："争取国际友军",国民党造谣说我们写成了"争取国防友军"。在西安我们每天早晨都出去跑步，顺便去看那条标语，发现已被白石灰水涂掉了，但字迹仍依稀可辨，是"国际友军"几个字。

从3月到5月，国民党省党部与我们摩擦不断，丁玲和王玉清特地回了一次延安，汇报情况，请示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磨擦。他们回来后传达了中央的指示，毛主席讲了八个字："针锋相对，磨而不裂。"丁玲回延安那次，正赶上陕北公学成立，毛主席在会上讲话说，中国因为有了共产党，中国不会亡。丁玲也应同学们要求在大会上发言，她套用毛主席的句式说，中国有了西北战地服务团，中国不会亡。她回来讲给我听，我说你这个话讲得太过头了，有点胡说八道！

在丁玲和王玉清去延安时，西战团举行了第二次公演。第二次公演都是些来自民间的小节目，三弦、大鼓、相声、民歌小调、独幕话剧，有丁玲编剧的话剧《重逢》等等，压台的节目是《打倒日本升平舞》，反响十分强烈。

国民党通过这两次演出，看到了我们的力量，感到害怕。为了配合第一次全国反共高潮，国民党封闭了西安几乎所有的进步团体，也给西战团下了告示，要我们限期离开西安，开赴战地，如果一旦违反，就要逮捕领导人。团里商量对策，又请示省委和八路军办事处，该如何应对这一复杂局面，宣侠父也来出主意。我们反驳敌人说，日本鬼子的飞机经常来轰炸，西安人心惶惶，实际上这里也是战地；蒋委员长在抗战之初说过，战争一旦打起来，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少，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要离开西安。我们又说，离开西安需要路费，可是我们没有钱，要举行第三次公演筹集，如果不让我们演，那就请发给路费。国民党当然不会给钱，只好同意我们搞第三次公演。

搞第三次公演我们有个想法：西安原来就有一些剧团，演秦腔的、演京剧的等等，能不能把这些艺人组织起来，演抗战的节目呢？于是我们选了老舍的两个剧本，一个《忠烈图》，一个《烈妇殉国》，决定一个用京剧来演，一个用秦腔来演，还排了《新打城隍》，作为幕间休息的轻松节目。西战团只有张可会唱京剧，秦腔也只有一个女同志夏革非会唱，她是西安人。京剧《忠烈图》我们请了西安一位有名的票友裴东篱来导演，文武场面是西战团自己担任，不会就现学，指挥、伴奏也是西战团的团员，周巍峙学打擦，我打小锣。

当时西安有个演秦腔的著名剧社叫易俗社，自己有剧场，社长叫高培支，是位老先生，端庄严肃，不苟言笑。我们第三次公演，借用他们的剧场。开始我们去租用剧场时，带了一些礼品，都是八路军从日本鬼子那里缴获来的蚊帐、花伞等等，高培支老先生说，我本从不收礼，但这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我且收下，以作纪念，但你们演出的场租是一分也不能少的。夏革非在这两个戏中都出演重要角色，那时她正在怀孕，天气又热，一天两场，不能卸装，很辛苦。但她的表演得到好评，当时西安唱秦腔的有个王天明，被称为"西安的梅兰芳"，他们看了夏革非的演唱，誉之为"延安来的王天明"。开始让我在戏里扮演一个丑角，但我总是演不好，最后换上吴坚同志。为了防止国民党来捣乱，我们事先做了准备。安排了一些观众，这里一掀帘子上场，下面就有人叫好。邵子南挎着盒子枪，在门口收票，嘴里喊着："二楼三位！""一楼两位！"里面就有人把观众往座位上引。我们也学地方戏院的样子，演中间为观众递毛巾把子。这两个戏演完了，原来连陕西话都不会说的团员，不少人都会唱几句秦腔了。

在演出中，高培支对西战团的作风非常佩服，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剧团。演秦腔时，他打开箱子，说你们需要什么样的衣服尽管拿，文武场人手不够，我们全包了，个别演员也可以给予支援。老社长亲自出马担任导演，他号召易俗社的同仁要学习西战团的作风。演出结束，我们赔钱了，但还是按照约定，带足了钱去交场租，高培支硬是不肯全收，本应收700元，他只收了200元，我们离开西安时，他还送了我们许多戏装。

7月底，西战团奉命离开西安，临行之前，举行了了一个座谈会，与西安各界告别，感谢他们对西战团的支持与帮助。

凯旋延安

回到延安，我们住在城里西北旅社，组织了几次汇报演出。不久组织上在北门外大砭沟分给西战团几眼窑洞，我们就分别搬过去了。这是几座老窑，干燥坚固，冬暖夏凉。在西安我们有了利用旧形式演出新内容的经验体会，产生了兴趣，回到延安，想继续搞戏曲改良，弄一个京戏，邵子南、戏剧组的同志热情都很高，搞了一个本子，叫《白山黑水》，裴东篱导演，他也参加编剧。周巍峙负责改良音乐。漫画家胡考这时也到了延安，他负责服装设计。紧张排练之后，很快举行试演。从内容到形式，人物、音乐、舞台布景、服装都进行了大胆尝试。但是这次戏改只凭一股子热情，事先商量策划得不够，失败了。一位女同志在剧中饰演女政治委员，披件红斗篷，部队出发之前，她的台词是："且慢，待我鼓励一番。"陈赓将军他们在台底下看了哈哈大笑。这个戏只试演了一次就没有再演。

1938年11月20日上午，日寇飞机轰炸延安，下午，总部决定，城里所有机关单位全部撤到城外，一个夜晚，延安成了一座空城。西战团也接到命令，当夜出发，再赴前方，明晨一定离城空城。西战团也接到命令，当夜出发，再赴前方，明晨一定离城二十里。

再次去战地，是原来就有的计划，为此我们曾到中央组织部组训班选调干部，补充团员名额。全团学习讨论，在新的地区建立根据地应该怎样开展工作，丁玲就此提出意见，发表文章，更重要的是，向领导推荐新的领导人。原来，回到延安后，中央有意调丁玲去马列学院学习，王玉清因为爱人夏革非要生产也留在延安，我因胃病频繁发作需要留延安治疗。我们几个，都要暂时离开西战团。丁玲、王玉清和我三个人反复考虑，从团员中间推荐新的领导人，联名向组织建议，周巍峙为主任，王在江为政治干事（党内支书）。中组部审批后，决定丁玲仍为西战团主任，周巍峙为副主任，王在江任政治干事。周、王两人带队奔赴前方，1939年到达晋察冀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继续做出贡献。到1940年，周巍峙被正式任命为西战团主任；1945年夏，西战团奉命再度回到延安。

1938年底我们送别西战团时，有个团员叫朱焰，那时正在闹离婚，丁玲批评他，要他留下来先处理好与妻子的关系再走。早晨他从城外赶来，正好日本飞机又来轰炸，他被炸伤了。我在窑洞里听说了，拉了一条被子就往外跑，到抗大医务室捆绑包扎，用担架把他送到南门外的边区医院。他住了几个月医院，身上取出十几个弹片。

从这以后，我就完全脱离了西战团。丁玲当时虽然名义上还是西战团主任，但是也没有再管西战团的事了。事隔半个多世纪，我看到一本《新文学史料·纪念西北战地服务团70周年史料专辑》，上面有《西北战地服务团大事记》，我这个亲历西战团创建、至今仅存的人，很想看看那上面关于西战团的创建和前期活动是怎么写的。我看到：西战团成立大会中央宣传部宣布任命，丁玲是主任，吴奚如是副主任，陈克寒为通讯股长，李唯为总务股长；唯独没有我这个宣传股长陈明的名字。大事记里记到不少团员的名字和他们的活动，甚至演出时乐队板鼓、吊钹、大锣、小锣各由哪几个人负责都记录在案；而却没有我的身影。对了，只是在1938年10月的大事记中有一段话："经中央组织部同意，留丁玲、陈明、王玉清……等同志在延安治病……"一年多的大事记中，就这里出现了一次陈明的名字。唉，如果当年我不在西战团，后来的历史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说到这里，我想起20世纪50年代批丁玲的时候，一位当年的西战团员，解放后长期在文化战线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在大会上对西战团的前期活动提出过质疑。这是我当时的笔记本，上面记载他的发言是这样记的：

周巍峙发言：……1938年西战团在西安工作，当时国民党封锁延安，封闭团体，只西战团未封。赶走，又不走。临走还开座谈会，省党部参加，住址梁府街女中。为什么能？值得查清楚。是否有问题。……西战团小集团从1937年开始。在山西，团的行动不受党的约束。……过去以为陈明是丁的参谋长。谈话时，一搭一档，思想合作，分不开。现在看来，陈明对丁、陈反党集团一无所知，不可能。坚决搞清楚。

我前面对西战团的回忆，既是对西战团的创建和前期活动提供了订正、补充的材料，也是对怀疑西战团前期活动的回答：西战团当年的行动不但没有"不受党的约束"，而且是遵照毛主席亲自指示的"针锋相对，磨而不裂"的原则行事。

送走西战团，第三天凌晨，丁玲、王玉清和我就离开大砭沟，赶在天亮之前去马列学院报到。我和王玉清抬着行李，丁玲拿着半截蜡烛照明。当时天色微明，我们踏着石头过了延河。到达院部办公室那孔窑洞后才得知，全院同学已经在黎明前转移到七八里外的一个小山沟上课去了，于是我们三人立即又赶了去。

开始，我们三个都插班在第二班，不久第三班开学，我们又都到了第三班，从头学起。我所在的二班和三班的学员，有徐海东、阎红彦、谭余宝等著名的红军将领和具有丰富解放区领导工作实践的同志。学院的院长是洛甫同志，他在全院传达六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的政治报告时，不带讲稿，也没有笔记本，操着南方口音的北方话，娓娓道来，亲切生动，接连几个半天时间才传达完。我们后来对照在《解放》杂志上发表的报告全文，他的传达竟然完全一样，他的准确记忆力让我们十分惊奇、佩服。洛甫同志还为我们讲授"苏维埃运动"、"战略与策略"等课程。陈云同志给我们讲授"党的建设"课程，他讲课的内容深刻，语言生动，后来我在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大队任大队长时，有一次回到学院，总支书记张启龙同志问我，你认为马列学院里哪门课程对你工作帮助最大？我立即回答说：陈云同志讲的"党的建设"帮助最大。陈云同志当年坐在小白木桌边讲课时候的音容笑貌，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我们的教员里还有王学文、杨松、吴亮平等，他们理论修养高深，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育。那时，我们穿的是布衣草鞋，吃的是小米干饭，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是大家十分团结，互相帮助照顾，革命热情饱满奔放，我在三班的时候，我们的小组长先后是孙鸿志、江帆、赵志萱等，我们亲切地称呼他们是"小干部"。赵志萱同志比我大两岁，我一犯胃病，她就借来军用水壶，装满热水，让我热敷，又到行政处为我报病号饭，对我十分照顾，像个可亲可敬的大姐姐。20世纪80年代，我和她同住在北京木樨地一所公寓大楼里，我比较详细地知道了她这些年来经历的坎坷，但是她依旧保持着坚强的党性，生活态度乐观开朗，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也是激励我前行的榜样。

我的胃病回延安后经常犯，一犯就得躺下来，每周几乎要躺倒两三天，医生也很难确诊。我曾经到中央机关的干部休养所休养了两三个月，休养所在一条僻静的山沟里，我好像是和沙英同志住一个屋子，当时，著名科学家高士其也住在那里，他是个很乐观的人，1928年就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细菌学硕士学位，1930年得病后回国，在南京中央医院任职，抗战爆发后，他带着病残的身子来到延安，尽管袭入他脑子里的细菌不断折磨他，但他总是带着笑容，说话十分幽默风趣。后来我担任休养员的党支部书记时，成为高士其的入党介绍人之一。高士其同志已经于1988年去世，但他的坚忍不拔、乐观向上的革命精神至今还策励着我。

到马列学院后，我在上海时有个同学，这时也在延安，他跟国际防疫学会的工作人员有些关系，能从那儿弄一两听牛奶给我，丁玲给我煮好后，从山上送到山下来，我住在山下的平房。我的胃病不适应吃小米，丁玲就把她的津贴省下来，到合作社给我买烧饼，她自己吃小米饭。

那时我们的关系很自然，傍晚总在一起散步，我心里也很坦然。对于爱情，我有自己的看法。在我们的关系朝前发展时，我也曾经有过犹豫，有一次，在太原国民师范一同参加军政训练班的同学廖井丹，从山西来延安挑选干部，我为了疏远与丁玲的关系，决定随廖井丹去太原，王玉清也决定和我一起去，中央组织部批准后，我们就搬出了马列学院。但是这时阎锡山开始反共，进攻新军（决死队），我们去山西的事情就搁浅了。

【陈明（1917年2月11日-2019年5月20日），原名陈芝祥，江西鄱阳县人。1933年到上海著名的教会学校麦伦中学就读，第二年参加革命。在"一二·九"运动中，他是麦伦中学的学生领袖、上海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1937年5月，20岁的陈明风华正茂，奔赴延安成为抗大十三队的学员，不久结识了已到延安半年多的丁玲。丁玲那一年33岁，是当时第一个从国统区到陕北的著名作家，因为她曾经是上海左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到陕北即发起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并当选为文协主任，成为党的文艺战线的重要领导人。陈明和丁玲经过5年曲折恋爱终于走到一起，开始了他们长达半个世纪的风雨姻缘。2019年5月20日陈明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10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