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把我的灵魂浸入在你的灵魂里”——“五四”情书

吴盛青

1933年，时任世界书局英文编辑的朱生豪，在给他的恋人宋清如的情书里这么写道：“情书我本来不懂，后来知道凡是男人写给女人或者女人写给男人的信（除了父母子女间外），统称情书，这条是《辞源》上应当补入的，免得堂堂大学生连这两字也不懂。”语气难免调侃，却道出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何谓“情书”？“五四”来了，民国人如何学会写情书？情书又诱发了何种不同的情感经验、表达方式？

古人有“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的说法，或者是將信札绑在燕子腿上递送相思。这些诗学意象固然美好，书信（在古代称为尺牍）中相思渴念的表述，如果不是付之阙如，也是寥寥无几。这类艳情、风月尺牍，在道学家眼里不登大雅之堂。1927年，周瘦鹃还一本正经地给“情书”下定义，“男女间写心抒怀用以通情愫者也，”并称之为“心灵之香”、“神明之媚。”^〔1〕现代人编撰的古代情书选，都是用现代“情书”的概念去整理、附会那些言情写意的信件，卓文君的《与相如书》俨然成了古代艳情尺牍的经典代表。^〔2〕世纪之交的“情书”概念，广义地定义为交流情感的书信，但是在“五四”前后，随着新的“自由恋爱”观念的输入、^〔3〕邮政系统的完善、都市物质环境的成熟，情书开始被奉为“是爱情上最重要的技术了！情书是爱情的宝筏，情书是兑现幸福和快乐的支票，情书是爱情上的保证！”^〔4〕本文在此不涉及“情书”作为一种书信体的文学虚构文类，^〔5〕而是聚焦“五四”作家私密的个人情感写作，从这些有幸、不幸公开了的私人信件里，去窥探“情书”作为新的情感应用型文类写作在“五四”之后的播扬，侦测其间情爱语言与情感表述方式的新变。

二十年代出版的情书指南、报刊文章中纷纷认为情书，作为“求爱的作品”，是重要的恋爱技巧法则。情书应以白话为上，认为这样比较符合大都会摩登青年的做派，而他们用白话也比较得心应手，能够畅所欲言。^〔6〕新文艺作品中的辞藻更成了情书的资源，情感的渲染烘托是其主要特征。情书里又分出叙述、日记、抒感、诗歌等四个体例。同时谆谆告诫年轻人情书要手写，切忽用打字机，教人投递時候要注意保密，以及如何用电码写情书以期达到绝对私密效果。^〔7〕情书里还可附上小照一帧，撒上清泪几许，或是以吻封箋。刘大白的《邮吻》一诗，描写了恋人郑重开启信笺时的欣喜，“我知道这信封里面，／藏着她秘密的一吻。”^〔8〕换言之，现代情书，以传统言情信札所不具有的意义感念、传播渠道，成了一种最具身体感受、贴近心灵感知的实践形式。

情书中对爱人的称谓、落款都需要细心斟酌。周瘦鹃例举了情书的上款称呼：某某爱卿、爱姊、爱妹，外加如吻、如握、爱鉴、青睐等。他特意指出“如吻”一字，新颖怪特，不知何人所创。^〔9〕《情书描写辞典》例举了恋爱不同阶段时期的称呼，诸如“我暗室的明灯”、“娇美玲珑的小白兔”等说法。正襟危坐谈着师生恋的鲁迅先生，也有柔情的一刻，将许广平称为“小莲蓬”、“小刺猬”，落款时也会充满童趣地画一只“你的小白象”。^〔10〕朱生豪在他的情书中嘲笑了那些小鸟、鲜花之类的陈辞滥调，对宋清如的称呼从宋、到清如、澄、傻丫头，并说“我想用一个肉天下之大麻的称呼称呼你，让你腻到呕出来。”在宋小姐搭架子刻意要保持距离唤他“朱先生”时，朱生豪佯装生气说：“不许你再叫我先生，否则我要从字典中查出世界上最肉麻的称呼来称呼你。特此警告。”^〔11〕从某某爱卿到肉麻的个性化称呼，其间捅破的是旧伦理的皮囊，渴望拉近心之距离，是“我”对“你”倾诉衷肠。“我”与“你”，两个互为镜像的情欲主体，通过文本对话关系、呼语的大量运用，建立起亲昵无间、互为缠扰的主体间性。

情书，作为私密情感之间的媒介，说到底，无外乎是“我爱你”这三个字深情款款、翻来覆去、颠三倒四的演绎、渲染。而从两情相悦的暧昧含蓄，变成直接了当的“我爱你”的宣示，二十年里民国情书清晰地呈现了情感表达方式的深刻变化。《清代名人情书》中收入的《柳如是寄钱牧斋书》，柳如是如此表达自己芙蓉帐暖的缱绻深情，“此夕恩情美满，盟誓如山，为有生以来所未有，遂又觉入世上有此生欢乐。”^〔12〕与文言雅辞的驯化不同，取而代之的大白话自然、写实，诸如我要咬你的手臂，我要kiss你的香唇，有摩登时代里青春的放浪、生悍，无从抗拒。

新文艺作家一代已经成为“自由恋爱”的实践者，灵肉、“心”“性”一致的观念，构成现代情书叙述文体的内在脉络。想醉愛一场的白薇，为一个吻而惊心动魄；沈从文对他的“三三”呼喊，让星星成为他的眼睛，目不旁瞬地瞅着他的爱人；冷鸥（庐隐）踟蹰于荒野的灵魂渴求异云的安慰。浪漫诗人徐志摩频频用“浓得化不开”的笔调，歌颂“恋爱是生命的中心与精华”，强调心灵的契合无间，“我要你的思想与我的合并在一起，绝对泯缝，”生命路上“情愿欣欣的瞑目。”^〔13〕

出生于辛亥之际的朱生豪、宋清如，踏着“五四”脉动成长，在之江大学因诗词结缘。“新女性”宋清如，退掉包办婚姻，也曾拒绝过朱生豪的求婚。作为“宋清如至上主义者”的朱生豪，在1933到1942年间孜孜不倦地给恋人写信。他用干净利落的现代白话，排满文字巨阵，其间有无尽无休的青春情意荡漾，也有对文学翻译、好莱坞电影的讨论，还常常掺入英文，以及他自己写的英文诗、旧体诗。如果说明清以降的文士与青楼女子之间常靠赠答辞赋来升温感情，情愫互许，那么平日里沉默寡言的朱生豪，当然也要显出十八般武艺来表演文字，进入一场欲望的勾引、追逐游戏。但更多的时候，他则是性之所至，让灵魂浪漫地飞舞。他在信里的落款五花八门，这些角色成了自我欲望的多重分身：不说诳的约翰、伤心的保罗、快乐的亨利、吃笔者（吃瘪者）、Lucifer（魔鬼）、唐吉坷德、罗马教皇、照不到阳光见不到一张亲切的脸的你的绝望的朋友、Julius Ceasar（莎剧人物恺撒）、波顿（《仲夏夜之梦》中丑角）、Poor Tom（狄更斯《圣诞欢歌》中的儿童），爱丽儿（《暴风骤雨》中的精灵），卡列班（《暴风骤雨》中的丑陋怪兽）等等。二十几岁的朱生豪疯狂阅读当时商务出版的“现代书库”、“人人书库”，并于1936春夏之际着手开始翻译莎士比亚戏剧，视《罗密欧与朱丽叶》为爱情宝典。这一摞情书的有趣之处也在于它们同时揭示了支撑这位才子笔墨情趣、错落有致的想象的文化来源、语境脉络。他谐拟、套用翻译的角色，将外来的典故、情节、感知，层层镶嵌入往返反复的情感交流中，穿插藏闪之际，呼应着自我情路的跌宕起落。这或许是他心追手摹的有意为之，也是长期浸润其间的潜移默化。这个独特的意识流文本正活生生地体现了现代爱情主体也是一个交织驳杂的翻译的主体，文化的翻译落实为自我文化行为的吸纳、融汇。在抒情、搞怪、发嗲之余，他也不忘理性地讨论爱情、婚姻、独身、爱与妒的问题。以自由理念作为爱情的底色，朱生豪是一个以肉体为基础的精神恋爱的推崇者，每每渴望在宋清如那里构筑自己灵魂的家园，“我愿把我的灵魂浸入在你的灵魂里”。超越了“五四”初期自哀自恋sentimental（感伤）美学，也与胡兰成自命风流的调调不同，忙着搞翻译、发愁看不起新电影的朱生豪，在他最最隐秘的私人写作中体现对自由意志的强调，灵魂、精神之爱的张扬，近乎完美地诠释了现代“恋爱”的形态。这位可爱的朱先生，在其身前最后一封情书里写道：

昨夜一夜天在听着雨声中度过，要是我们两人一同在雨声里做梦，那境界是如何不同，或者一同在雨声里失眠，那也是何等有味。^〔14〕

当这夜里的雨，一滴一滴，滴在他的灵魂上时，翻译家朱生豪也用他在不经意间留下的三百多封情书，悄悄完成了现代文学史上从风月尺牍到现代情书的质变。

吴盛青，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副教授

〔1〕 周瘦鹃，《情书论》，《紫罗兰》第2卷第13期，第1页。文中指出我国情书首推司马相如、卓文君等，并认为拿破仑致约瑟芬，嚣俄（雨果）致未婚妻的情书系西洋代表。

〔2〕 例如，丁南邨编，《清代名人情书》（上海：时还书局，1931年）；曹兆兰编，《中国古代女子情书选》（广州：花城，1987年）。参见赵树功，《中国尺牍文学史》，关于古代“情书”的讨论，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1—51页。

〔3〕 见杨联芬对“恋爱”作为一关键词的讨论，《浪漫的中国：性别视角下激进主义思潮与文学（1890—1940）》，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第1—60页。

〔4〕 静宜女士，“序”，《情书描写辞典》，上海：中央书店，1933年，第2页。序言作于1923年。

〔5〕 徐枕亚著《雪鸿泪史》、包天笑以未亡人的口吻写就《冥鸿》书信体小说，鸳蝴作家中也有专门用“情书”命名的“哀情小说”、“写情小说”。《小说新报》中“艳情尺牍”专栏用代、拟的形式写情书，李定夷编有《艳情尺牍》》两册，见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0—188页。其他虚构性的书信体短篇小说，例如，见俊生编，《现代作家情书选》，上海：仿古书店1936年。

〔6〕 见徐国桢《情书论》，《红玫瑰》第四卷第13期（1928），第1—2页；《情书描写辞典》，上海：中央书店，1933年，第5—7页．

〔7〕 德文：《情书之约法》，《礼拜六》第180期（1922年），第53—54页等。

〔8〕 刘大白：《邮吻》，上海：开明书店，1926年。

〔9〕 周瘦鹃：《情书论》，《紫罗兰》第2卷第13期，第1页

〔10〕 见鲁迅、景宋：《两地书·原信》，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两地书》上海青光书局1933年版系删节版。

〔11〕 朱生豪著、朱尚刚整理，《朱生豪情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宋清如整理出版的《寄在信封里的灵魂》，上海：东方出版社，1995年，有删节。朱生豪写情书之际心里当然只有宋清如一位读者，宋清如也曾想在她临死时销毁这些属于她个人的文字。重新整理出版的情书，尽可能地保留了信件原貌。《朱生豪情书》所呈现的私密、真实、原生样貌，亦是其魅力之一。

〔12〕 《清代名人情书》，丁南邨编，上海：时还书局，1931年，第13页。

〔13〕 白薇、杨骚：《昨夜》，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初版，上海南强书局，1933年；沈从文：《湘行书简》，收入《沈从文精编散文》，一苇编，桂林：漓江出版社，2002年，第195页。该书本系“三三专利读物”，在沈从文身后发表。白薇、李唯建：《云鸥情书集》，杭州：海天出版社，1992年；初版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年，第39页；徐志摩：《爱眉小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初版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第27，56页等。白薇与杨骚，庐隐与李唯建，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恋情都属于“五四”之后的“公开的恋爱”，即在大众视野下约会、相恋，当事人亦常在大众媒介上宣示、探讨爱情问题。其他著名的“情书集”有郁达夫：《达夫书简——致王映霞》，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朱湘：《海外寄霓君》，上海：北新书局，1934年。

〔14〕 朱生豪著、朱尚刚整理，《朱生豪情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306—307页。后人将这句话刻在朱生豪与宋清如合葬墓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