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生死较量：日军华北战略为何全面崩盘？

01

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增兵华北，攻占北平、天津，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为了统一指挥华北作战，日本组建了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下辖香月清司的第1军，西尾寿造的第2军，以及直属部队，全军共计8个师团又1个混成旅团，兵力20万人。

很快，华北方面军兵分三路：东条英机率领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横扫晋北；香月清司第1军席卷河北，剑指中原，西尾寿造第2军直扑山东。

不到一年，日军占领了察哈尔、河北、山东全部，占领了山西、绥远大部——华北大部分地方成了沦陷区。

武汉会战之后，侵华日军部署如下：

关东军经营伪满洲国，负责未来对苏作战；华北方面军确保华北治安；华中派遣军作为战略进攻部队，找机会打击中国军队主力；第21军占领华南各港口，负责切断中国海上交通线。

图片来源网络，作者：天涯孤舟

日军已无力发动全面进攻，为了支撑长期作战，日军逐渐确立以战养战的战略，华北重要性凸显出来。

在日本看来，华北是中国与伪满洲国的结合部，拥有丰富的人力和物资资源，蒙疆又是阻挡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防波堤，这里适合打造成日满华合作的样板地区。

为此，日本大本营要求华北方面军：以确保占领区的安定为一切工作的根本。

一句话，在华北，稳定压倒一切。

那么，影响华北“稳定”的因素有哪些？

日军在华北虽然所向披靡，但兵力有限，只能占领重要城市及周边，还有铁路沿线的狭窄地区，除此之外的广大地区是“匪占区”，影响华北“稳定”的因素就是这些“匪”。

日本人口中所谓的“匪”，指的是敌后抗日武装，包括国民党军队，八路军，土匪以及地方自卫武装。

太原会战结束后，八路军变运动战为游击战，化整为零，四处开辟根据地。

1938年秋，八路军已经在华北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冀鲁豫、山东五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年底，八路军从最初的3万多人发展到22万人。

鲜为人知的是，此时国民党也在搞敌后抗战。

战争初期，日军攻势凌厉，不少国民党军队来不及撤退，留在了敌后。

比如河北省保安队留在了冀中，万福麟部和孙殿英部留在了太行山南部，张荫梧部留在了冀南晋西。

山东方面，范筑先部留在了鲁西北，孙桐萱部留在了鲁西南，沈鸿烈率领海军陆战队等武装留在了鲁中，庞炳勋留在了鲁南。

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国民党也越来越重视敌后战场，不仅派出军队和干部加强敌后力量，还专门设置了冀察和苏鲁两个敌后游击战区，聘请八路军将领为教官，训练游击干部。

1938年底，国民党在敌后拥有六七十万人，兵力是八路军的三倍多。

华中派遣军司令畑俊六（左）与华北方面军司令寺内寿一（右）

为什么国民党敌后游击战没能坚持到最后？

首先，国民党在敌后人马众多，目标大，承受了日军的主要火力，牺牲很大。

其次，把游击战视为正规战的辅助，没有提升到战略的高度。每当有正规战，敌后战场都要全力配合，断交通，劫辎重，阻敌增援等等。实力暴露的越快，死得越快。

再次，国民党政治工作不到位，无法取得民众的支持，这一点无需解释。

最后，共产党的竞争。华北就那么大，双方都要生存、发展，抢地盘不可避免，而结果往往是共产党占上风，敌后国民党军的生存空间，被挤压直至消失。

1943年以后，山东、河北、察哈尔等省，国民党敌后部队几乎绝迹。

国民党敌后抗战走向失败，共产党在敌后却成功扎下根，扛起了敌后抗战的大旗。

02

华北方面军认为，要确保华北安定，仅仅占领点（城市）和线（铁路）不够，还必须占领“面”。

1938年11月，杉山元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他推出了“治安肃正”方针，计划从1939年1月到1940年3月间，分三期进行“治安肃正”工作。

所谓“治安肃正”，专业解释是“通过讨伐作战，全部催毁匪军根据地，同时彻底进行高度的分散部署兵力，随后依靠这些分散的据点，对匪军反复进行机敏神速的讨伐，使残存匪团得不到喘息时间和安身处所”。

通俗一点讲，日军分散开来，建立据点，对敌后根据地实行全面、反复的扫荡。

从1938年11月到1939年5月，日军从华南和本土抽掉了7个师团、5个混成旅团以及1个航空兵团编入华北方面军，并增设了第12军驻防山东。

至此，华北方面军下辖3个军、15个师团、10个独立混成旅团，加上辅助部队，总兵力接近40万人。这是抗战期间，华北方面军兵力的巅峰时刻。

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地，几十万日军化整为零，对敌后抗日势力发动全面进攻，不管国民党军、八路军、自卫队、土匪，人挡杀人，佛挡杀佛。

诸多敌后抗日武装，消息灵通的，提前撤了，情报滞后的，往往被合围歼灭。

在绝对实力面前，跑，快跑才能保存有生力量。

“治安肃正”实施完2期之后，1939年9月，多田骏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此时，华北方面军被抽调走7个师团，补充了1个师团和3个混成旅团，兵力约30万人，还有10余万伪军。

多田骏

多田骏是日本军界有名的中国通，他一上任，就在第3期“治安肃正”计划中释放大招——“囚笼政策”：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之以封锁沟墙，构成形似囚笼的网格状封锁线，对根据地分区进行扫荡和蚕食。

“囚笼政策”在平原上才能展现威力：

公路能方便兵力投送，保证日军能够第一时间到达战场；

封锁沟是在铁路、公路两边挖沟，挖出来的土垒墙，深壕高墙，一般很难通过；

碉堡，10里左右修一个，把阻碍视线的树木都砍掉，白天视线好，站在碉堡上用望远镜观察，可以监控方圆5里内村子的情况。

日军在碉堡上

以碉堡锁定敌情，以封锁沟限制敌人机动，以公路投送兵力迅猛打击，“囚笼政策”威力惊人。

通过“治安肃正”作战，到1940年底，华北398个县，有368个县建立了伪政权。

03

物极必反，日本人这样不留余地的搞，必定引起抗日力量的反弹。

此前，日军扫荡一般从哪里来还回哪里去，地盘还是八路军的，但囚笼政策施行后，日军不走了，严重压制了八路军的发展。

到了1940年，八路军面临了两个巨大的困难：一是枪支弹药严重匮乏，许多新扩编的部队中，有枪的还不到五成，二是地方负担太重，脱产的党政军民学等人员不断增加，但是根据地不断缩小，导致财政难以为继，扩军已到极限。

本想低调发展，但现实不允许。要摆脱当前的困境，八路军必须向外线发展，扩大根据地，与日本人争地盘，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破解日军的囚笼政策——百团大战逐渐酝酿而成。

百团大战最初的战略构想是，对日军占领的要害地区和交通线，进行大规模破袭战，打破日军的囚笼之术，迫使日军战略收缩。

从1940年8月20日到1941年1月24日，八路军出动100多个团，对正太线、同蒲线、平汉线等铁路和日伪军占领的据点、厂矿进行破袭。

敌后军民拆毁日军碉堡

八路军除了进行游击战之外，还大规模采用了运动战和攻坚战，堪称八路军与华北日军总体军事对抗的一次大检验。

检验的结果是，八路军虽然对日军构成了较大威胁，但军事实力远不能达到正面挑战日军的程度。

事实上，在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中，日军已从最初的混乱中反应过来，并在第三阶段对八路军展开了报复性扫荡，八路军只能被迫进行反扫荡，著名的关家垴战斗，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百团大战没有打破日军对根据地的压制，却成功吸引了日军的注意。战后，华北方面军一改之前对八路军忽视，开始将八路军视为头号对手。

三期“治安肃正”作战结束后，日军远未达到预期的战略目的，八路军依然在频繁破坏铁道、公路、通信线路，消耗日军人力物力抢修，还时不时袭击日军补给部队和落单的小部队，神出鬼没。

“华北治安”任重道远。

多田骏在“治安肃正”的基础上迭代升级，推出了“治安强化”运动。

“治安强化”运动讲究提“三分政治、七分军事”，要求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一元化的总力战”，以达到“确切使匪民分离，掌握民心，确保华北占领”的目的。

日军已经意识到，单凭武力讨伐根本无法实现华北治安，必须统一军、政、民等各方面的力量，摧毁敌后抗日组织，争取华北民心，这样才能将共产党势力“挤出”华北。

04

“治安强化”运动是多田骏提出的，但是却是冈村宁次主导实施的。

1941年7月7日，冈村宁次被天皇钦点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这是一个比多田骏更难对付的人。

冈村宁次将华北划分为三种区域：治安区，准治安区，未治安区。

治安区是日军占领的治安稳定地区，准治安区日军和中共都进入的地区，未治安区是八路军占领地区。

当时，整个华北地区，治安区占10%，未治安区占10%，剩下的80%为双方势力交错地带，其中有60%是日军占优势的准治安区。

日军计划通过三年“治安强化”运动，将治安区扩大到70%，准治安区缩小到20%，未治安控制在10%。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日军对三种区域实行了不同政策：

在治安区，建立伪政权，安抚百姓，促进民众亲日；

在准治安区，部署日军，组建伪军，不断搜寻和扫荡八路军，扼制其活动和发展，使准治安区转变成治安区；

在未治安区，部署日军主力，反复扫荡，摧毁和破坏生产生活设施，使八路军难以重建根据地，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三光政策”。

除了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冈村宁次还将“囚笼政策”发扬光大，广修封锁沟墙，筑碉堡，对八路军进行军事和经济封锁。

到1942年10月，华北新筑碉堡7700多个，封锁沟墙11860公里。

敌后抗战最困难时期，可以看出平原地区根据地几乎全部沦陷

对日军而言，“治安强化”运动效果明显，敌后的国民党部队纷纷瓦解投敌，全军覆没。

八路军也不好过，根据地和人口损失了一半以上，平原地区的根据地几乎全部沦陷，总兵力由40万人降到30万人，武器和各种物资奇缺，敌后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岁月。

拿破仑说过，最困难的时候，就是离成功最近的时候。

日军为了彻底压制八路军活动，不得不将兵力分散开来，维持对占领区的控制，占领区越大，兵力越分散。

到1942年夏天之后，华北66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布着约24.5万日军，每平方公里只有0.37人，每个碉堡或据点里只有平均不到30个日伪军，其中日军只占1/4。

兵力越分散，控制力递减，八路军的活动和喘息空间反而越大了。

而之前被压制的日子里，八路军没闲着，大生产、减租减息、内部整顿、军事训练等等提升内力的事没少做，兵员虽然下降，但质量和战斗力反而有所提升。

05

守得云开见日出。

时间进入1943年，世界大战形势已经逆转，瓜岛战役之后，日本元气大伤，大本营不断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投入太平洋战场。

中国派遣军虽然很不愿意，但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对中国派遣军说：从中国抽调兵力，乃着眼于对美军作战，中国派遣军可能会有不满，但希望你们能顾全大局，体谅大本营的苦衷。

1943年到1944年初，华北方面军被抽走了4个师团，却只补充了2个新编的师团。

用冈村宁次的话说：在华精锐部队调走后，接防的部队战斗力很差，有些部队平均年龄为10岁至15岁，他们无心战斗。

兵力、士兵素质、火力不断下降，已镇不住所有占领区，只能收缩战线，将高度分散的兵力集中起来，守备重点地区——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日军的变化，八路军都看在眼里。

由于日军兵力的减少，敌人放松了对村庄统治，闪露了很大空隙；日军在长期分散守备中，军击败坏，士气低落，整训困难，战斗力日低；日军有些部队新兵占三分之二······

大量类似的情报，不断从各个根据地汇总到总部。

日军战略收缩后留下的“空隙”，正是八路军发展壮大的空间，此时的八路军犹如被挤干了水的海绵，遇到了人民的汪洋大海，瞬间吸饱。

到1943年下半年，华北战略主动权逐渐向八路军转移，对于日军的一般性扫荡，八路军已经不用再像之前那样退避三舍。

进入1944年，日军大本营孤注一掷，要打通大陆交通线，中国派遣军奉命发动了规模空前的豫湘桂会战，其中华北方面军负责击败驻守河南的汤恩伯，打通平汉线。

华北方面军抽掉了60个大队的兵力，只留下75个大队守备占领区，虽然又从关东军调了1个师团，还新编了一些步兵旅团，但杯水车车薪。

此举使守备华北的日军数量猛降一半，战斗力更是降了一大半——抽调走的都是战力相对较强的部队。

日军只能收缩兵力守备重点地区，为此放弃了很多据点和县城，相当于直接送给了八路军。

八路军趁此机会，集中兵力，广泛袭击日军据点，同时还派出部队紧随日军之后，跨过黄河，开辟了豫西根据地。

豫湘桂会战中，日军的进攻犹如一道铁犁，所过之处，国民党军纷纷败退，日军自己又守不住，这些地方自然成了八路军、新四军发展的重点地区。

八路军总指挥部明确提出，要把游击战发展到大城市周围去，包围日军，“要准备夺取这些大城市”，并努力尝试将游击战模式转换成运动战模式，积小胜为大胜，把日军一步一步挤出去。

1944年8月，冈村宁次调任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接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

华北形势已难逆转，冈村宁次都搞不定，冈部直三郎就更不行了。

他在任上重点抓两个事：一是确保重要地区和铁路两侧的安全，二是尽可能收集战略物资，运往日本，以维持战争机器。

冈部直三郎待了三个月就走了，11月，下村定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

下村定的任务除了保护铁路抢运战略物资之外，还多了两个任务：一是强化山东半岛的防御，准备抗击美军登陆，二是与关东军紧密配合，完成对苏作战准备。

此时华北方面军补充了不少兵力，但士兵素质拉垮到了极点，整体战力变化不大。

1945年春，华北方面军有125个大队共计19万人，其中有不少丙种甚至丁种师团，平均下来一个大队要担负4个县的守备任务，伪军约50万人，基本是充数的。

19万日军，既要对付八路军，还要准备抗击美军登陆和协防苏军南下，这种情况下，即使把1个鬼子劈成5个都不够用，只能龟缩在重点城市和交通干线附近，静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此消彼长。1945年4月，董必武参加旧金山会议时对外宣布：共产党已有正规军91万，1944年底86.5万，民兵220万。

而早在1944年底，八路军总部就提出了进行制式训练和正规的军事生活，提倡干部打大仗及大规模的正规战。

换句话说，由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抗战后期八路军已经不需要再靠游击战和日军周旋了，能和日军硬碰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