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峰

图：左宗棠(1815~1885)真实的历史照片

文章引言：

如果我们研究左宗棠的一生，就会发现一个很令人奇怪的问题：那就是左宗棠在一生的军事生涯中，不是几乎没有败绩，而是从无一次败绩。

他这一成就，即便放在中国三千年军事史的长河中，也是极其罕见。

在对内平叛内乱，对外抗击侵略的斗争中，左宗棠一生经历过的大小战役不下百余次，但却从无失败的记录。

他是如何做到这点的呢？靠运气吗？

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那左宗棠到底是靠什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我们须知，他生于晚清乱世，在一个积贫积弱的晚清政权之中，他并无什么特别的依靠。相反的是，他一生的军事斗争中，到是不断有人使绊下套给他设置障碍，然而，每一次的军事他都取得了胜利。

世间常胜将军固然不少，但全胜将军却是鲜有其人。

为什么左宗棠能够做到？这中间有何奥妙呢？

笔者青峰今天就从左宗棠出山前的一段蛰伏岁月去揭秘这一历史的谜团，去探索左宗棠在晚清历史上光辉耀眼的军事人生。

久伏者必高飞：左宗棠出山前的学问准备；

世间有大才者，青年时代性格多孤傲不羁。这基本是个通例，左宗棠也不例外。

左宗棠，本名左宗樾，字季高，生于1812年11月，即清朝嘉庆十七年十月。

在其出生前，其祖上七代人都是以耕读传家，没有出过一位有点影响力的人物，时代的大人物那就更别提了。其父、祖、曾祖都只是一位秀才或者贡生，在务农之余以舌耕教书养家糊口，与军事是从来就没有粘过边。

但是到了左宗棠这一代，他从一位渌江书院山长这么一个地方高级中学的“校长”一跃而成大清一代军事家、政治家，平定天下，抵御外侮收复新疆全不在话下。

他这种平地而起突兀耸峙的跳跃人生实在让人惊叹、惊奇、惊竦。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一切都得从他的青年时代一段特殊的经历说起。

左宗棠一生自视极高，还在其二十岁左右之时，便以“今亮”自许，立志做诸葛亮式的人物。

按一般情况，一个人即便有大才，在未成名之前往往都是低调行事，将内心志向与真实的想法会掖着藏着，以免授人以柄或制造上升通道的阻力。

但左宗棠却不是。他在二十岁这年成家入赘湖南长沙大户人家周家做女婿，尽管在生活上财务上还不能独立，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到处张布自己就是当今的诸葛亮。

他在与友人的信中，落款时经常署名“今亮左季高”。

奇怪的是，他的这种狂放不羁的个性似乎对他并没什么负面的影响。相反，凡是与其有深入交往的师友们，都认为左宗棠是一位有大才的人。

其一生的至交好友胡林翼，便在贵州做知府时向时任云贵总督的林则徐推荐过左宗棠时说道：湘乡有大才者，无出其右；纵览七十二州，推左季高第一。

林则徐十分看重胡林翼的为政之才，见胡林翼如此推崇左宗棠，于是还亲自修书一封，请左宗棠前住贵州总督府做其幕僚，以襄助其平叛彝民之乱。

不过左宗棠没有去，婉拒了林则徐。因此后来才有了晚清历史上著名的“湘江夜话”，林则徐向左宗棠托付自己一生中最后一件大事——抵御沙俄，西定新疆。

1837年，两次进京参加会试落第后的左宗棠，虽然小有失意，但他仍然是豪情满怀，写下了平生第一幅流传后世的著名楹联，并挂于书房之内。其联曰：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联语的落款则更有意思：湘阴左季高，钤印“今亮”。

左宗棠真有大才吗？他是自我吹捧还是实至名归呢？

答案是：左宗棠确实有大才，而且在其还只有19岁时，就被两个牛人亲自证实了。

他们便是湖南近代史上的有名的贺长龄与贺熙龄进士兄弟俩。首次见到左宗棠时，便推其为“国士”。

贺长龄，1785年生，字耦耕，湖南善化县人。嘉庆十三年(即1808年)进士。

1830年，即道光十年，这一年时任江苏布政使(大清一省的二把手)的贺长龄因母亲去世，回籍“丁忧”守制回到长沙。

贺长龄除了是大清一省的地方大员之外，他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即他是嘉庆、道光两朝一位著名的大学者，是大清《皇朝经世文编》的主编。该书收集了清初至当时有关经世致用的所有重要文章、史料等，是大清关于地理、水利、军事、农业、海事、国防、外夷等各门实用性的百科式全书。

贺长龄作为时任两江总督陶澍的左膀右臂，他不仅学问了得，而且还是湖南经世致用学派开山鼻祖陶澍人才集团智库的核心人物。他与陶澍一样，平日十分重视和发现湖南人才，一有机会，便把这些人才推向大清的历史舞台。

为此，左宗棠在少年时代便十分仰慕贺长龄，只是因为身份地位悬殊，无从相见。

这一年(即1830年)，时年19岁的左宗棠听说这位当朝大学者因“丁忧”回到了长沙，于是决心前去拜访。

当左宗棠来到贺长龄府邸后，这位名满天下的学者热情地接待了他。

见面后，二人的谈话不知不觉便转到了经世致用的学问上。

贺长龄虽然是第一次见到左宗棠，但从湖南巡抚吴荣光的口中已经对眼前年轻人有了一点耳闻。贺长龄对左宗棠的谈话既有考察之意，也有为湖南发现人才之目的。

二人的谈话不断深入，从读书谈到古今历史人物，从社会现实谈到国家大事，左宗棠侃侃而谈，丝毫没有怯场之态，也无哗众取宠之宏论。其所言地理、水利、山川地舆，皆言之有物，自成一论。这让贺长龄十分的惊讶，小小年纪，对经世致用学问竟有如此研究，不禁对左宗棠刮目相看，一见推为国士。

贺长龄自此便喜欢上了这位年轻人。

贺长龄家中藏书极多，加之又是大清《皇朝经世文编》的主要编撰者，其所藏之书不少都是当朝少见的稀世版本，价值很高。

当其得知左宗棠因苦于无钱购书阅读时，主动提出可随时来他家中借阅。

于是左宗棠便经常去向贺长龄去借书阅读学习。

起初，贺长龄发现左宗棠借书之后，往往不过十天半月便还了回来，有些奇怪。他担心左宗棠没有认真钻研，于是在他归还书籍时便有意考考他。

谁知每次左宗棠都能对答如流，更为难得的是左宗棠并不是十分迷信书本上这些观点与结论，他能针对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与质疑。

这一点让贺长龄万分的高兴。

从此，只要左宗棠来他这儿，他都不辞劳苦，亲自上楼替左宗棠取书，有时一连几次爬上爬下的，从不以此为苦，反而乐在其中。

经过近大半年的交流交往后，贺长龄更是深信这个年轻人一定会前程无量，他日进入仕途，其事业成就将不会在其好友陶澍之下。

贺长龄曾对左宗棠讲：“方今天下真正的人才十分缺乏，以后千万不要急急忙忙找一个小官职就当，这样会屈限你的成就。你要耐心些等待，干那些能发挥你的才能的事业。”

不过，有一点贺长龄可能没想到：左宗棠日后会成为晚清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为国家的统一，一举收复了国土面积达166万平方公里的广袤新疆，成为影响中国后世的一代杰出英雄。

当然，贺长龄也不可能会看到那一天，他于1848年便病逝了，享年63岁。他去世时，左宗棠还在安化县小淹教养陶澍之子陶桄，距他出山登上大清历史舞台还有四年时间。

1831年，贺长龄在家守制一年后，回江苏原任去了。6年后，已经调任贵州巡抚的贺长龄还曾几次写信给左宗棠，邀请他去贵州与其共事。只不过左宗棠因受陶公陶澍托孤教育其幼子之事，未曾前往。

就在贺长龄离开长沙的临行前，他又亲自安排左宗棠前往长沙城南书院学习，以便跟随其弟贺熙龄继续钻研经世致用之学，并充满期许地对左宗棠告诫：

“天将大任于君矣，望季高笃志践行之！”

正是这个机会，贺熙龄成为了左宗棠后来一生的恩师，并且后来还成了儿女亲家。

贺熙龄，生于1788年，比左宗棠大整整24岁，他于1814年(即嘉庆十九年)中进士，曾任过湖北学政与山东道监察御史等官，同时也是当时一位有名的学者。

其兄贺长龄离开长沙回江苏原任上去后，他并没有离开长沙，仍在长沙城南书院任主持讲席。

图：曾经的长沙城南书院，如今已是湖南第一师范的一个分院。

城南书院，历史悠久，为长沙三大书院之一。该书院始创于1161年，宋代大儒朱熹与张栻曾在此讲学论道，在1903年时，长沙城南书院改制为湖南师范馆，后又更名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青年时的毛泽东就是毕业于此校。

贺熙龄与其兄贺长龄一样，虽然也是正榜进士出身，但他也并不看重八股文，而是专注于“经世致用”的实学。他在主持城南学院的八年中，从不提倡学生钻研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而是用汉唐宋以来实学家的著作教学生。这一点很是合符左宗棠的志趣。

贺熙龄主持城南书院的八年中，另辟蹊径，培养通经史、识时务的经世致用的实学人才，树立新的学风。他强调治学上“精微并举”，兼容各学派的不同观点，打破门户之见，广收兼纳。因而为近代湖南人才的整体崛起，搜罗和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材，进而为近代湖南人才快速崛起点燃了火种。

贺熙龄是左宗棠一生中唯一的一位老师。左宗棠自称前后从其求学有十余年，不过实际上只从其学习了一年。其余的时间，多是和老师通信，既讨论学习，也谈论天下大事。左宗棠在学业上每有一点成绩，也必以书信向老师汇报。

左宗棠年轻之时生活颇为艰辛，加之志向远大，所以不时有些牢骚苦闷之话，他也只向老师贺熙龄倾诉宣泄。

在随师求学的日子里，左宗棠在地舆、水利、军事、农业、海事等实学方面的知识有了极大的长进。学习之余，他还经常请夫人周诒端协助绘制各省之地图，并结合向己的实行与见闻对地图加以修改。

当时，谁也没有设想到这些“无用之学”帮助左宗棠走上了一条极其辉煌的个人人生之路，进而成为了晚清一代杰出的军事家。

在城南书院随贺熙龄求学的日子里，左宗棠还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与同学，如罗泽南、丁叙忠、邓显鹤、邹汉勋等人。这些人中，后来有不少人成为了湘军著名的将领，也成了左宗棠军事生涯中的事业帮手。

贺熙龄尽管在年龄上比左宗棠大24岁，又是其授业老师，但他从不只是把左宗棠当作自己的学生弟子看待，而是视之以“国士”。师生二人每每相聚，纵论古今无所不谈，既是师生，又如朋友一般。

1839年，即道光十九年，这年的秋天，贺熙龄接朝廷上谕准备回京。贺熙龄的朋友和学生共10人到长沙城南为其送行饮酒话别。酒上大家即席题画赋诗，对贺熙龄北上依依不舍。

左宗棠与罗汝怀一直送贺熙龄到湘江岸边，看着老师乘坐的小舟顺流而下，孤帆远影，消失于天际尽头。

当贺熙龄顺长江而下，到达九江之时，当夜月明如昼，他想起了在城南书院的往事和几天前湘江岸边送行的情景，一时之间特别思念自己最为得意的学生左宗棠，情感所起，挥笔写下了流传后世的名作《舟中怀左季高诗》：

“九月湖湘水倍清，卷云亭上故交行。六朝花月毫端扫，万里江山眼底横。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而今迈步从头越，莫叹前程未可寻。”

在该诗中，贺熙龄还特地加注说明道：

“季高近弃词章，为有用之学，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

贺熙龄对学生左宗棠的期许之大，这在当时看来的确非比寻常。这也成为了后来左宗棠不断进取的源动力之一。

蛰伏岁月：出任渌江书院山长，姻缘际会，为两江总督陶澍引为忘年知己；

图：醴陵渌江书院，公元1837年，陶澍与左宗棠初次见面的地方。

1837年，已经25岁的左宗棠在经过两次进京会考失利后，回到长沙又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

这一年，时任湖南巡抚的吴荣生邀请左宗棠出任醴陵渌江书院山长兼首席主讲。他这一职位放到今天就相当于一个县市级重点高级中学的校长兼教导主任。

渌江书院作为一个古代地方性书院，尽管在全国知名度并不高，但是在醴陵县则是一种超级的存在，光芒万丈。

南宋的两位大理学家朱熹与张栻曾在此举行过著名的“朱张辩论会”。及至近现代，从这里又走出了许多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影响的人物，如宁调元、傅熊湘、程潜、陈明仁、李立三、左权等人青年时代都曾在此求学过。

所以，尽管薪酬菲薄，左宗棠到是十分的珍惜，把渌江书院开办得有声有色。

左宗棠在渌江书院前后不到两年，但在这一段教书岁月中，于他个人却发生了一件大事。

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回家省亲扫墓，从江西进入湖南时途经醴陵时，因一幅欢迎他的对联主动结识了左宗棠。

关于这段历史，本文不再详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本人上一篇文章。

陶左二人的结交，这在1837年是轰动道光一朝朝野的大事件，在官场与民间传播极广，为左宗棠带来了巨大的个人声望。

为了与左宗棠有更多的交流与思想上的碰撞，陶澍还特地在醴陵行馆多住了一宿。陶澍后来在其年表中记录下了这次见面：

“观此联，乃激赏之，询访姓名，敦迫延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至于达旦，竟订忘年之交。”

这次陶澍与左宗棠的见面，充满了传奇色彩。

一位名满天下、时年58岁的两江总督，与一位从未谋面的时年25岁的地方书院主讲、教书先生首次见面便结为了忘年知己，这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显得不可思议。

然而，历史就是这么奇妙地发生了。

临别之际，当陶澍得知左宗棠将于明年春上再次进京会考时，当时对他嘱咐道：“会试毕，不论中与不中，务必绕道南京，来督署衙门盘桓几日。”

次年春，左宗棠进京会试，再次落第。返回时特地绕道去了南京，拜会了陶澍。

这次见面，左宗棠又收获了一个重大的人生意外收获。这个收获对左宗棠日后成长为一位军事家、政治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他后来的军事才华的展现铺平了道路。

左宗棠在总督署中的几天里，陶澍一旦公务上得暇，便抽空与左宗棠见面，二人无所不谈。从古人谈到当朝人物，从家事谈到国家大事，二人只觉时间过得飞快，往往一谈就是一个下午，不曾有丝毫的疲倦。

临别时，陶澍提出一个请求，希望和左宗棠结为儿女亲家。其幼了陶桄年方6岁，左宗棠长女左孝瑜5岁，二人年龄相当，待日后成年之后完成婚事。

左宗棠听闻后，感到非常为难，认为很是不妥，以“齐大非偶”为由，辞谢婉拒了陶澍。

陶澍人情练达，世事洞明，知道左宗棠的担忧与顾虑，对左宗棠推心置腹道：

“季翁之言差矣，若论门第名位，你将来功业必在我之上，至于年龄，只要儿女相当就行了。”

陶澍顿了顿又恳切地说：

“我已老矣，将来幼子和家事都要托付于你。”

尽管左宗棠听后十分感动，但是他还是以不合适为由婉辞了陶澍这一请求。

一年后，即1839年的6月，陶澍在两江总督的任上去世。

陶澍去世后，左宗棠的恩师、陶澍的儿女亲家翁贺熙龄亲自写信给左宗棠，要他去安化县陶家教陶公幼儿陶桄读书，完成陶公遗愿。

左宗棠感念陶澍生前对自己的知遇之恩，接受了老师贺熙龄的建议，遵命去了安化小淹陶家坐馆教育年幼的陶桄。

他这一去前后就是8年之久。

不过，正是这8年，让左宗棠拥有了一个成熟政治家的视野，同时也让他在军事战略战术理论上产生了质的飞跃。

我们了解了左宗棠这8年的坐馆经历了什么，就理解了为何后来他一出山，便在军事政事上处理起来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深入研究：在陶家坐馆的八年，左宗棠相当于读了一个顶级“军政院校”；

图：湖南安化陶家湾陶澍的故居，左宗棠曾在此坐馆八年，教育陶公幼子陶桄，同时也在此研究军事地理等实学。

左宗棠遵师命来到安化陶家后，他一边亲自教育年幼的陶光，一面继续钻研经世致用的实学。

在陶澍家乡的府邸，左宗棠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宝藏”——那就是陶澍生前所藏书籍、图书文献史料、奏疏、书信，以及当世难得一见的清朝宪章与军事典籍等。

陶澍作为清朝嘉庆、道光两朝的重臣与封疆大吏，参与了大清长达37年中几乎所有的国之大事。他生前有一个习惯，就是凡是由其经手的奏章疏本都会抄录留下副本，还有生前与同时代的大臣、朋友、属僚们来往的信件。

这些原始的第一手资料，对于以经世致用为本的左宗棠，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宝矿”。

更为难得的是，在陶澍府邸还存有一大部头《图书集成》，其中就包含有当时社会上只流传于朝廷上层士大夫口头中而难得一见的《康熙舆图》和《乾隆内府舆图》。

如获至宝的左宗棠，在教学之余，几乎是夜以继日在钻研学习。他将自己以前所绘地图与之对比，加以考证修订。

他从《图书集成》中还发现了不少外国使节来过大清的记录。对于凡是涉及到军事、地理、外交等关乎国家命运的学问，无不细心研究并加以考证，并进行深入的思考。

其实，从左宗棠20岁以后的读书重点的转移，我们就不难判断出左宗棠这位才华横溢的人，为什么在此后三次进京会试落第了。

一句话，他的学习兴趣不在四书五经、八股文赋了。

经世致用的学问与八股文的无聊，是完全不能相交的两条平行线。一旦进入了经世致用实学的大门，再想回到科举制度下的八股取士学问，就是难上加难了。因为它们的学问路径完全不在一个思维逻辑之下，它们存在于两个世界之中。

明白了这点，我们就进一步明白了为什么晚清许多著名学问大家都没有考中进士的原因了。

在陶家坐馆的这8年中，左宗棠等于一直在接受大清那个时代下最顶级的“深造”。因为他的“教材”全是陶澍生前留在的处理国家大事的第一手资料，全是实打实的“干货”。

正是这8年，左宗棠从一位教书匠、一个读书人蜕变成了一位成熟的军事家、政治家。他对国家的边防、山川险要、朝廷政治得失都有了一个高屋建瓴、宏观俯瞰的视野。尤其是在地图地舆上的造旨，他可以说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峰。以至他日后在平叛内乱与收复新疆时，几乎可以做到不用察看地图而排兵布阵，事无巨细，无一遗漏。

做到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说是他这8年中打下的基础，积累下的巨大知识力量。

世上一切成大事者，都有一个艰苦的磨练期，它考炼一个人的耐心与毅力，我们称之为“扎根”。扎根越深，日后获取的能量与力量愈大，事业更容易成功，也会更加辉煌。

1847年，左宗棠离开安化小淹，携陶桄返回了长沙。

这一年，左宗棠35岁。

现在，他一飞冲天，只需要等待一个人生的实践机会，或者说是机遇了。

机遇与机会会降临吗？

答案是时代的风云下，实践的机会很快就降临到左宗棠头上了。(上篇完，此文下篇敬请关注！)

——2024年10月9日，青峰写于长江之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