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论战中的偏见同化与敌意感知：意见领袖对派别成员的影响

王东，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讲师。

刘雪琳，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助教。

偏见同化（biased assimilation）是人们不加选择地接受那些对己方有利的信息，而忽略或淡化那些对自己不利的信息的倾向；敌意媒体效应（hostile media effect）是指观点对立的双方都主观地认为均衡的媒体报道于己不利的现象（周树华，闫岩，2012）。这两种表面上看起来互相矛盾的现象，都是派别成员（partisans）基于自身偏见而产生的主观认知偏差，是同一种信息加工机制的相反临床表现（Vallone，Ross & Lepper，1985）。面对同一条信息，在不同信源条件下，派别成员既可能产生偏见同化，也可能产生敌意感知。

偏见同化和敌意媒体效应为我们考察在各种网络论战中意见领袖对不同意见群体的影响提供了一种富有预见力和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在这一框架下，考察的焦点将从信源延伸到受众，从影响的结果延伸到产生影响的机制。在人人都有话筒的互联网上，涉及公共议题的论战不时发生，不少网络大V也以鲜明立场参与甚至发起论战，成为一呼百应的意见领袖。近年来最为经典的案例，便是始于2013年的以方舟子、崔永元为首的转基因之争。在这种尖锐对抗的网络论战中，意见领袖对派别成员会产生哪些影响？以何种方式产生影响？换句话说，派别成员对意见领袖会产生怎样的认知反应？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课题。我们将在偏见同化和敌意感知框架下，通过一个实验研究探寻答案。

一 文献综述

（一）偏见同化与敌意感知

偏见同化是一种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相关理论探索则得益于查尔斯·洛德（Charles G. Lord）等人的一项实验研究（Lord，Ross & Lepper，1979）。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项争议议题的对立双方，面对混杂的、不确定的证据会作何反应？看过这些互相矛盾的证据后，他们的观点会变得相对缓和还是更为极端？研究者给被试提供了两份虚构的关于死刑的威慑作用的研究简报，让被试评价两项研究的质量和证据可靠性。两项研究的结论互相矛盾，一个肯定死刑的威慑作用，另一个否认死刑的威慑作用。

实验结果表明，持有不同初始态度的被试对同样的研究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原本就支持死刑的被试认为，证明死刑具有威慑力的研究证据充分、更令人信服；原本反对死刑的人则认为证明死刑没有威慑力的研究更可靠。研究还发现，看过两份虚构的研究简报后，被试再次报告的态度都出现了极化倾向。在洛德等人的实验范式启发下，研究者开展了更多的验证研究，发现在如何看待大选辩论胜负（Richardson，Huddy & Morgan，2008）、气候变化的原因（Corner，Whitmarsh & Xenias，2012）等广泛领域的公共争议中，人们都会表现出类似的认知反应倾向。

Vallone等人（1985）在一个偏见同化的延伸研究中，敏锐地捕捉到了人类认知活动中的另一有趣现象——对立双方同时认为一篇中立的报道是偏袒对方的。一系列跟进研究发现，敌意媒体效应广泛存在于诸如警察执法尺度（Nix & Pickett，2017）、转基因食品（Gunther，Miller & Liebhart，2009）等壁垒分明的争议议题中。一些美国之外的实证研究证明了敌意媒体效应的跨文化适用性，如中国（薛可，梁海，余明阳，2011；马海娇，马二伟，2018）、韩国（Choi，Yang & Chang，2009）等。来自心理学、传播学、政治学等领域的研究从敌意媒体效应的认知表现、形成机制、适用边界、触发条件等方面入手，将其发展成为系统的敌意媒体理论（Perloff，2015）。

其中一个重要理论进展，是Gunther等人（2001）发现的相对敌意媒体效应（relative hostile media effect）。Gunther等人以是否应该使用灵长类动物做科学实验为刺激材料，测试两派被试（反对实验派VS.支持实验派）对一篇偏颇报道的反应。研究发现，当读到一篇偏袒反对派的报道时，虽然双方都认为这篇文章立场不中立，但相对而言，支持派认为文章立场更为偏颇；反之，当读到一篇偏袒支持派的报道时，反对派则认为其立场更偏颇。敌意媒体效应和相对敌意媒体效应说明，不管新闻内容是否客观中立，不同立场的意见群体都会对新闻感知到不同程度的偏向。

研究者们还注意到敌意媒体效应与偏见同化效应的关联。偏见同化是派别成员对中立的或模糊不清的信息产生的一厢情愿的吸收同化，敌意感知则是派别成员对这类信息产生的非理性排斥。给同一条信息附加不同的外部线索，就可以诱导派别成员做出不同的认知反应。本研究将考察在转基因论战背景下，不同派别成员在面对不同立场意见领袖的中立言论时，将出现怎样的“临床表现”。

（二）意见领袖与转基因论战

意见领袖原本是二级传播的中间环节，进入网络时代后，意见领袖在传播体系中的位置被极大地“前置化”，身兼信息源、信息桥、信息传播媒介等多重角色，成为信息流和意见流的整合者（李彪，2012），引领了网络话语空间的“再中心化”（蔡骐，卞寒月，2019）。在意见领袖研究中，有学者关注到意见领袖对不同意见群体的影响，指出意见领袖在群体内部具有号召力和影响力，但他们的高活跃度反而可能引起外部节点的抵触情绪（刘嘉琪，齐佳音，陈曼仪，2018）；意见领袖是某一意见群体中的核心人物，追随者们基于对意见领袖的信任和认同而聚集成具有一定封闭性和排他性的意见圈群，由此，意见领袖在推动网络意见圈群形成内部共识的同时，间接导致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分化与冲突（蔡骐，曹慧丹，2014）。概言之，意见领袖对意见群体的影响可归结为凝聚和分化两个方面。在转基因论战中，意见领袖的这种凝聚和分化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

转基因议题自2013年进入网络舆论视野，短短2年内就引发了11次舆论高峰（唐铮，符策旭，2017），至今余波未平。围绕转基因论战，学者们从风险传播（刘于思，亓力，2017）、科学传播（王玲宁，2018）、话语分析（刘景芳，周佩，高也，2018）、假定影响模型与网络微观动员（聂静虹，王博，2017）、敌意媒体效应与网络表达行为（马海娇，马二伟，2018）等诸多视角展开研究。与许多众声喧哗的网络争论不同，本次转基因论战的突出特点是出现了方舟子和崔永元两位针锋相对的意见领袖。研究者对此也给予了格外关注，如范敏（2016）分析了两人在论战中的修辞策略，陶贤都、陈曼琼（2016）观察到网民在围观和参与两人论战后流露出的情绪化、非理性倾向。

转基因论战旷日持久，影响广泛，但遗憾的是，这次论战并未促进不同观点的趋同和融合，反而加剧了挺转和反转两大阵营的对立，双方相背而行、日趋极化，最终使转基因议题陷入“恶性循环”（陈刚，2015）。从意见领袖对意见群体的凝聚与分化作用入手，可以找到造成这种局面的部分答案。凝聚与分化是意见领袖与意见群体互动后产生的结果，如果要进一步了解导致这一结果的心理过程，则需要深入到受众认知层面进行探索。本研究从偏见同化和敌意媒体效应出发，将转基因舆论极化的成因与意见领袖的影响置于同一理论框架内加以考察，为阐明两者之间的关联提供一种基于受众认知视角的解释。

（三）研究假设

既往关于偏见同化和敌意感知的研究发现，党派立场、议题卷入度等与认知主体相关的因素，信源属性、媒体到达度等与认知客体相关的因素，都会使人们的认知反应产生差异。其中，信源属性的影响得到研究者的较多关注。相关研究发现，不同宗教信仰（Ariyanto，Hornsey & Gallois，2007）、不同党派（Kim，2016）、不同地域（Arpan & Raney，2003）的媒体，都具有显著的信源效应，是调节派别成员认知反应的方向和强度的重要变量，媒体自身的派别属性越强，派别成员的敌意感知越强（Reid，2012）。团体信源和个人信源也能诱发类似的认知反应，如果信息来自外群体信源，可能引发敌意感知，如果信息来自内群体信源，可能引发偏见同化（Hartmann & Tanis，2013）；同一段演讲，为演讲者标上不同党派的标签，就会引起同党成员的偏见同化，对立党派的敌意感知（Greitemeyer，Fischer，Frey & Schulz-Hardt，2009）。

就转基因争议而言，大致可将网络意见领袖分为立场鲜明和立场不明两种。派别成员对立场鲜明意见领袖的认知反应比较容易预测，如卷入转基因论战的方舟子和崔永元，在派别成员的刻板印象中，他们已经被贴上了“挺转派”或“反转派”的标签。对于同一阵营的人来说，他们接近于同党信源、内群体信源，因此，他们表面中立的言论将被解读为与自己立场一致，言论中的模糊之处将被解读为对己方有利的暗示；对于反对阵营的人来说，他们又类似于反对党信源、外群体信源，他们的表面中立的模糊言论将被解读为对己不利。据此可以提出假设：

H1：立场鲜明意见领袖的表面中立的模糊言论将引起本方派别成员的偏见同化，对方派别成员的敌意感知。

除方舟子、崔永元等标签化的意见领袖外，在互联网上还有一些网络大V对转基因议题没有明确表态。作为对照，派别成员对他们的认知反应也值得关注，但相对难以预测。对敌意媒体效应的深入研究已经发现，媒体/信源的潜在影响范围即到达度（reach），和议题的个人重要性即卷入度（involvement），是影响派别成员认知反应的两个主要变量。本研究情境中，根据不同的理论假设，可对派别成员的反应做出两种相反的预测。

Gunther和Schmitt（2004）针对传统媒体的到达度研究表明，媒体到达度越大（如记者公开发表的文章），越可能引起敌意感知，到达度越小（如大学生的课业作文），越可能引起偏见同化。进入网络时代之后，研究表明受众感知到的个人博客对他人观点的影响力，无异于主流媒体信源（Banning & Sweetser，2007），一篇与自己态度不一致的文章，相对于来自传统媒体（美联社）网站，如果它来自于个人博客，派别成员甚至会感知到更强烈的敌意（Kim，2015）。在积蓄了海量用户的中国微博平台上，网络大V动辄拥有上千万粉丝，一个微博用户就相当于一家媒体，具备高到达度信源的特征，由此可以推测，派别成员将对立场不明意见领袖的中立言论产生敌意感知。

另一方面，尚未完全解明的卷入度与敌意感知的关系（Matthes，2013），又提供了建立相反推测的可能性。早期的敌意媒体效应研究提示，强烈而持久的议题卷入是产生敌意感知的前因变量（Giner-Sorolla & Chaiken，1994；Vallone，Ross & Lepper，1985）。虽然后来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较低卷入度群体中也存在敌意媒体现象，但Gunther和Schmitt（2004）发现的到达度与认知反应的函数关系还是提醒我们，卷入度与认知反应的关系是否存在类似的可能性：如果受众的卷入度较低，他们对立场不明意见领袖的认知反应会发生方向性偏转——不是敌意感知而是偏见同化？对于这一点，目前尚无可参考的研究结论。

根据上述对卷入度和到达度研究结果的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对立假设：

H2a：立场不明意见领袖的表面中立的模糊言论将引发派别成员的偏见同化。

H2b：立场不明意见领袖的表面中立的模糊言论将引发派别成员的敌意感知。

以上我们对意见领袖影响派别成员偏见感知的方向做了预测。除了感知方向的差异外，相对敌意媒体效应还提示了一种感知强度上的差异，即对于一篇有立场、不中立的文章，对立双方都会认为它是偏向某一方的，但相对于与文章观点一致的人，与文章观点不一致的人将感知其更为偏向（Gunther，Christen，Liebhart & Chia，2001）。如果不出意外，如H2所假设的，派别成员对立场鲜明意见领袖的认知反应方向将是一致的，不同点在于偏向程度。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自己的立场是客观公正的，而对立观点是偏激的。用一个坐标系来描述这种自我认知偏差，就是自己的立场更接近代表平衡中立的中间线，对方的立场更远离中间线。人的这种自我认知偏差也将投射到他们对不同立场意见领袖的评价，使这种评价呈现出相对敌意媒体效应的特点。据此，我们提出本研究的第三个假设：

H3：派别成员将认为反方意见领袖言论更偏向极端立场，己方意见领袖言论更接近中立立场。

二 研究方法

实验方案和问卷设计参照Gunther等人（2009）的敌意感知与偏见同化研究范式，即以一篇表面看起来平衡、中立的文章为刺激材料，让被试对文章进行评估，然后根据评估结果甄别被试的认知反应。实验采用3（信源：崔永元、方舟子、白岩松）×2（派别：反转派、挺转派）的被试间设计。操纵变量为信源，我们将一段关于转基因问题的微博，分别设计成出自不同的信源：挺转派意见领袖方舟子、反转派意见领袖崔永元，以及具有高知名度又在转基因问题上没有明确表态的著名主持人白岩松。三人的粉丝数都用软件处理成1600万。实验的被试变量为挺转派和反转派，分组以被试在转基因问题上的立场为依据。因变量为不同立场被试的认知反应，即被试对这段言论产生了偏见同化还是敌意感知。

实验被试为来自华东某综合大学和某理工大学的本科生。参与实验的被试随机分到一份由两个部分构成的问卷：立场甄别题和卷入度量表，刺激材料和评价问卷。甄别立场的问题为：1.如果你要为家里购买食用油，一种标注“未使用转基因大豆”，一种标注“使用转基因大豆”，你会买哪种？2.对于是否应该推广转基因食品的问题，你的立场是“反对推广”还是“支持推广”？问题下面附有9点量表，从-4到+4，分别代表“一定购买非转基因产品”和“非常反对推广转基因食品”，“一定购买转基因产品”和“非常支持推广转基因食品”。中点0为没想过或态度中立。综合以上两题的回答，确认被试在转基因问题上的立场。按照敌意媒体效应研究的通行做法，态度中立的问卷将被排除。本研究中，上述两题答案互相矛盾的问卷也将排除，如立场上是挺转派但倾向于购买非转基因食品。

然后是三个测量卷入度的题目：1.我平时很关心是否应该推广转基因食品的问题；2.在是否推广转基因食品的问题上，我的立场是坚定的；3.是否推广转基因食品的问题，对我而言很重要。下面附有7点量表，1=非常不符合自己的情况，7=非常符合自己的情况。三个答案的平均值构成卷入度指数。检验结果表明，卷入度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Cronbach’s α=0.77。

接下来，被试阅读一篇进行过仿真处理的微博。微博的内容完全相同，发布者分别处理成方舟子、崔永元和白岩松。三人发布的微博构成三个实验条件，每个被试被随机分配到一个实验条件，只能看到其中一个作者的微博。微博内容是一段参考时评文章编写的关于转基因争议的言论，内容如下：

转基因问题上有争议是很正常的。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转基因也不例外，有问题可以争论，把转基因神话或妖魔化都不可取。是否推广转基因，要综合考虑转基因技术的利弊和民众态度等很多因素，而当前最重要的因素是民众态度，最大的变数也是民众态度。我的观点是：转基因技术事关重大，不能由一群人说了算！

本研究的自变量是意见领袖，因变量是派别成员的认知反应倾向（偏见同化或敌意感知），这就要求微博内容既要适合不同立场意见领袖发布，又要方便检测不同派别成员的认知反应。所以我们希望这段文字表面上看起来不偏不倚，同时又能给被试留出各自解读的模糊空间。在研究准备阶段，20名没有参加实验的研究生在不知作者信息的情况下，对微博内容的中立性进行了判断。研究者根据他们的反馈对措辞进行调整，最终形成了上述版本。

最后，被试在阅读微博后填答一份问卷。问题包括：1.你觉得这篇微博的内容是平衡、中立的，还是支持争议中的某一方？程度如何？2.你觉得这篇微博的作者是平衡、中立的，还是支持争议中的某一方？程度如何？3.你觉得作者所说的转基因问题“不能由一群人说了算”，这里的“一群人”是指哪些人？

每个问题后面都跟着一个9点量表，-4分别代表“非常支持反转派”、“一定是指挺转派”等意思；+4代表相反一极的“非常支持挺转派”、“一定是指反转派”等意思；0代表中立或不清楚。被试勾选答案的平均值，构成一个反映被试在某种实验条件下偏见感知的方向和强度的认知反应指数。分析Gunther等人的实验设计，他们实际是为偏见同化和敌意感知下了一个操作性定义：一篇内容中立的文章，如果被试评价其与自己的立场一致，即为偏见同化，评价其与自己的立场不一致，即为敌意感知。本研究也采用这一方案，通过对比被试立场和认知反应指数，确认该名被试是产生了偏见同化还是敌意感知。信度检验表明，认知反应指数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0.78。

三

结果

我们在两所大学的本科生中共发放实验材料690份，回收645份。排除立场中立者的问卷326份、“言行不一致”的问卷27份、填选了验谎题的问卷43份，最后得到“反转派”问卷149份，“挺转派”问卷100份。249份问卷中，文科生占38%，理科生占62%；男生占34%，女生占66%。

另外，为检验刺激材料的中立性，我们还单独选取了阅读白岩松微博且立场完全中立的被试问卷共44份，以认知反应量表的中间值0为检验值进行单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该组被试的认知反应与检验值之间没有显著差异，M=0.09，SD=0.75，t（43）=0.81，p>0.05。以白岩松名义发布的微博得到了该组被试极为接近中立的评价，说明刺激材料操纵成功。

本研究提出的假设是派别成员对中立言论的认知反应将受到意见领袖这一信源因素的影响，他们对己方意见领袖偏见同化，对反方意见领袖敌意感知，对立场不明意见领袖产生偏见同化或敌意感知。以被试认知反应指数为因变量，以信源和被试派别为自变量，进行3（崔永元、方舟子、白岩松）×2（反转派、挺转派）方差分析。实验结果表明，信源的主效应显著，F（2243）=37.23，p<0.001，ηp=0.24；派别的主效应不显著，F（1243）=1.15，p>0.05；信源和派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2243）=6.97，p<0.05，ηp=0.05。信源与派别的交互作用如图1所示。

在三个信源的水平上对不同派别被试的认知反应指数进行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见表1。分析结果表明：对方舟子微博的评价，反转派和挺转派都认为方舟子微博偏向挺转立场，两派之间存在显著差异，F（1246）=4.77，p<0.05，相对于挺转派，反转派评价其内容更为偏激；对崔永元微博的评价，反转派与挺转派都认为其微博内容偏向反转立场，但两派之间没有显著差异，F<1；对白岩松微博的评价，两派被试存在差异显著，F（1246）=14.17，p<0.001，反转派和挺转派都认为白岩松的言论偏向自己一方。

从统计分析结果看，一篇内容完全相同的微博，以不同意见领袖名义发布，引起派别成员截然不同的认知反应，换言之，作为信源的意见领袖对派别成员的认知反应方向具有调节作用。如果信源为崔永元，派别成员均评价其偏向反转立场，反转派将其言论解读为有利于自己一方，而挺转派则相反；如果信源为方舟子，派别成员均评价其偏向挺转立场，挺转派将其言论解读为有利于自己一方，反转派则相反。从认知反应方向判断，很显然，派别成员对己方意见领袖产生了偏见同化，对反方意见领袖产生了敌意感知，假设1成立。当信源为立场不明的白岩松时，双方都认为白岩松的言论有利于自己一方，反转派认为其言论偏向反转，挺转派认为其言论偏向挺转。派别成员的这种认知反应明显表现为偏见同化而不是敌意感知，假设H2a成立。

假设3根据相对敌意媒体效应提出，派别成员将认为反方意见领袖更偏向极端立场，己方意见领袖更接近中立立场。从图1中可以看到，双方总的评价趋势符合预测。但对比派别成员的认知反应指数，双方对方舟子的评价产生显著差异，反转派的评价更远离中间线，挺转派的评价更接近中间线；双方对崔永元微博的评价则没有产生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假设3部分成立。

四

讨论

本研究在偏见同化和敌意媒体效应框架下，用一个3（信源：崔永元、方舟子、白岩松）×2（派别：反转派、挺转派）析因实验，探索了在转基因论战中不同标签意见领袖对派别成员的影响。实验结果确证了两个研究假设，也带来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一）对标签化意见领袖的认知反应

在早期传播学研究中，卡尔·霍夫兰（CarlI. Hovland）等就已经注意到相同内容的传播，仅仅因为信源不同而效果迥异的现象，他们指出：“受众对传播者贴标签造成的影响实在不足为奇”（霍夫兰，贾尼斯，凯利，1953/2016：29）。本研究中，自带标签的方舟子和崔永元造成的影响，正是这种“不足为奇”的结果。本研究无意于验证常识，而是着眼于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正如霍夫兰等进一步指出的：“对于那些影响或使观点发生改变成为可能的过程仍有待研究。”当代传播学从媒体传播效果到受众认知加工机制的研究转向，默契地回应了霍夫兰等人的“影响或过程研究”的倡导。受众对作为信源的意见领袖的偏见同化和敌意感知，补上了从意见领袖发起传播到产生效果的中间一环——受众的认知反应。对于信源激发敌意感知的深层认知加工机制，Weisbach基于启动效应（priming effect）进行了分析，具体到本研究情境，即人们对意见领袖的“刻板印象由于其显著性成为人们在阅读信息时先于信息内容而激发的节点，从而优先成为后续信息解读的认知依据”（Weisbach，2005；转引自周树华，闫岩，2012）。这一点也正如行为经济学研究指出的，人们经常使用简捷启发式（heuristic）将复杂任务简单化，以减轻认知负荷，节约信息处理时间（吉仁泽，泽尔腾，2001/2016：57）。

关于相对敌意媒体效应的检验，双方对方舟子微博的评价出现显著差异，而对崔永元微博的评价没有出现显著差异。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与两派成员的卷入度有关。单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反转派被试（M=3.90，SD=1.29）的卷入度明显高于挺转派（M=2.99，SD=1.06），t（247）=5.81，p<0.001，这也许会导致反转派对方舟子的敌意，要强于挺转派对崔永元的敌意。这一推测是否成立还有待更进一步的验证。

（二）对立场不明意见领袖的认知反应

本次实验证明，派别成员对立场不明意见领袖的认知反应是偏见同化而不是敌意感知。对于这个结果，认知失调理论可以提供一个简明的解释。认知失调理论的原理是，人们内心存在一种追求一致性的压力，这种压力迫使人们“改变认知、改变行为或选择性地接触处信息和观点”（费斯汀格，1957/1999：11），以消除或避免失调。一般来说，人们会回避与自己立场不一致的信息，如果被迫读到这样的信息，他可能通过“错误地解释或知觉材料”，或者“采取其他的技术或策略”来防止失调（费斯汀格，1957/1999：112）。在实验情境中，被试与一篇表面中立的模糊言论不期而遇。如果这个言论出自标签化的反对派意见领袖，被试将其识别为来自偏见信源而加以否定，即可避免认识失调；如果这个言论出自态度不明朗的意见领袖，被试避免认知失调的最直接方式应是主观地将其言论同化到自己的认知框架，而非将其言论敌意化。

（三）研究结论、意义与局限

研究结果表明，网络论战中意见领袖对派别成员偏见感知的方向和强度具有明显的信源效应，他们以制造偏见同化或敌意感知的方式影响派别成员。换成受众视角来看，派别成员倾向于“因人废言”、“因人立言”，他们根据对意见领袖的刻板印象来决定自己是赞同还是反对其言论，并一厢情愿地解读其中的模糊之处。具体而言，立场鲜明意见领袖表面中立的模糊言论激发了派别成员截然相反的认知反应：对己方意见领袖偏见同化，对对方意见领袖敌意感知；立场不明意见领袖在派别成员中引发了一种悖论式的认知反应：双方同时认为他的中立言论倾向于己方立场，与自己观点一致。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以下几点：一、作为重要传播学概念的意见领袖，与偏见同化、敌意媒体理论深具关联又互相错失，转基因论战恰好提供了一个将两者“同框”的机会，藉此，本文检验了不同立场意见领袖在派别成员偏见感知中的信源效应，为这一研究领域补充了一份有一定理论意涵的新文献。二、国内传播学界对敌意媒体效应的研究相对匮乏（余红，李婳婳，2018），对偏见同化效应的关注也很稀少，希望本文能继续推进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本土化。三、近年来网络转基因论战一直是学术关注的热点，本研究确证了派别成员对不同意见领袖的认知反应倾向，为从受众心理层面考察转基因论战乃至更多类型网络舆论的形成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切入点。

本研究的局限或说遗憾，是受限于研究资源，未能招募到足够多的高卷入度被试，无法测量不同卷入度被试的认知反应。作为关注转基因论战的传播现象研究，不把人数众多的低卷入度群体排除在外是合理的；作为一种偏见同化和敌意感知的理论研究，这个结果还不能令人满意，高卷入度被试的反应仍有待进一步观察。有学者也指出现有文献在卷入度、到达度与敌意媒体效应关系方面的含混之处（Perloff，2015），这些方面应该还有深入研究的余地。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2期。

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本期执编 / 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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