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年代
作者 李成冬

(受作者委托,摘自东篱文集)
弹指间已经大学毕业四十年了。回想毕业后在盘锦市的往事,历历在目。在那个年代,在那个地方,发生了许许多多令人难忘的事情,令人感慨,令人深思,令人回味。一九六八年冬,我大学毕业分配到盘锦,落户新立农场。
因为上面规定,大学毕业生必须先参加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被派到杨家大队。寒冬腊月,朔风劲吹,我坐接电影放映队的马车,来到大队部,这儿是我食宿的地方。
下车后,大队部有个小“赤脚医生”,围着我左转右转,上看下看,我不知所措。他看了半天说:“这不和咱一般人一样吗?”原来,他从未看过大学生,认为大学生可能跟一般人长得不一样。
吃完晚饭,总有一些人到大队部闲唠,一个小队会计问我在大学学什么,我说学中文,他惊讶地说:“中文还用学?是中国人都会,你咋还上大学学这个呢?”弄得我哭笑不得。
一天晚饭吃一种粘饼,外面用一种叶子包裹,我从未见过,问炊事员大爷:“这“树叶”能吃吗?他笑了,说“你们大学生咋连“酥子”叶都不认识”。后来几位老贫下中农就当笑料谈,大家一致认为,毛主席让大学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太英明了,这些大学生念书都念愚了。
开春后,场革委会一位女副主任带我同下乡青年一道在水稻田里拔“稗子”。我生长在大连,头一次看见水稻,根本分不清稻稗的区别,结果不是把稻苗拔下了,就是把稗子留下了。女副主任说:“你们大学生咋稻稗不分呢?真得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省里举办下乡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农场的二位下乡青年被地区(那时盘锦未成市,叫盘锦地区,下设二区一县)推荐到省里,他们的材料要重整理。农场调我和另一位同志担此重任,每人负责写一个人的材料。对这“党的信任,人民的委托”的光荣政治任务,我当然要下功夫了。场主管领导限期二十天写完。
接受任务后,我马不停蹄,深入田间地头,挨户走访,收集素材,同本人多次畅谈、启迪、引导挖掘她灵魂深处的精华。回到农场招待所我披星戴月、日夜兼程。真是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从立意到结构,从事迹到语录,可谓行文流畅、事迹感人,立意新颖,要高度有高度,要厚度有厚度,我自我欣赏着。因为我写字太差,怕领导因字而否文,特请一位书法好的下乡青年抄写一遍。只用十天时间,完成了任务。此时,那位同志身边放着“毛选”,悠然自得的谈天说地,哼哼几段样板戏,并不着急动笔。他是“老笔杆”了,写讲用材料是轻车熟路。
我把材料送给他看了,他说:“文笔确实好,我认为优秀。可是如果你现在送场领导审查,根据我的经验,肯定不会通过”。
我挺自信,就把材料送给场主管领导看了,主管领导简单看了一下,让回去再改。
我问领导要改哪些地方,领导原则地说:“立意要高一点,事迹再突出一点,文字再精一点”。“三点意见”就把 文材料“枪毙了”。
我的天,立意还要再高一点,连她摔一跤都“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联想到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没有解放”,每到关键时刻都想到主席教导,有些地方她没想到我都替她想到了,还要怎么“高”呀?
我垂头丧气地回到招待所,他哈哈大笑起来。我问其故,他说:“怎么才能看出领导的水平?如果一写就让领导满意了,不显得你比领导有水平吗?”
我问怎么办?他说:“一个字都不用改,就放在这,待第十九天你再送给领导审查,因为期限到了,没有时间再改了,肯定通过”。
事实果然如此。主管领导看后直夸好,还说:“写文章就得千锤百炼,老李(那时我才二十五岁),你说对不对?”我无言以对。
农场成立高中了,我由联中(联办中学)调到高中。此时,场“贫宣队”已进驻学校,一切事情要听“贫宣队”的安排。新学期就要开学了,“贫宣队”——实际上一位身体有病的贫下中农,开始安排每位教师的任课。当时缺一位教高中物理的老师,“贫宣队”就问一位“沈体”毕业的老师:“你教物理吧”,这位同志说:“我是运动系的,不会 教物理”。他又问一位“沈农”毕业的老师:“你教物理
吧”,那位老师说:“我是畜牧系的,不会教物理”。他又问一位“辽师”毕业的老师:“你去教物理吧”。那位老师说:“我是数学系的,不会教物理”。最后他对我说:“老李,你去教物理吧”。我说:“我是中文系的,我教不了物理”。说完后,“贫宣队”生气了,看着大家说:“你们都“细”,就我粗,我来教物理”。最后,农场调来一位高中毕业的下乡青年任物理老师,问题总算解决了。
那个年代学校“贫宣队”要对每门课程“把关定向”要求“贫宣队”深入课堂。于是老师上课时,“贫宣队”就坐在教室后面“把关”。政治课、语文课、历史课还好说,数理化就听不明白了,更可笑的是外语课也要“把关”。一堂课下来“贫宣队”说:“哇啦哇啦的说些什么?谁听得懂,我这纯活受罪”。
一天,老师正在给学生上数学课,场革委会的主要领导进到教室,说:“我给你们出道题”。然后他就在黑板上写开了数字:一穗稻子有多重,一亩地有多少穴水稻,全场有多少亩耕地。求如果一穴稻子掉地上一颗稻穗,全场能损失多少粮食,算完数字,场领导下令,全体学生停课,立即到稻田里拾稻穗。老师摇了摇头,无可奈何,只好领学生下地 散拾稻穗了。
今天听起来都会觉得可笑,可是在那个年代就是这样。 公平地说,场“贫宣队”先后几位代表同老师们的关系
相处的都不错。一些“贫宜队”十分同情、理解老师,帮助老师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在那个年代,能实事求是地肯定老师的成绩,不打小报告,不上纲上线已实属不易了,时至今日,我还时时想着他们。
我送走三届毕业生,相处时间最长的还是1972-1974届,亲自授课并担任班主任。从入学到毕业一直朝夕相处。
那时,孩子们很单纯,又多是农家子弟,能吃苦,学习有股钻劲。更令我感动的是,那时候我刚刚安家,生活上诸多不便,几个要好的学生,经常利用星期天帮我割烧柴、垒院墙、垫菜地、灌稻皮(留做烧火做饭),在那个年代,没有他们的帮助,我真难以在这盐减地上扎根。
“学生以学为主”,在那个年代,农村学生“以农为主”,春天插秧时,学生放“农忙假”,回队里插秧他们是插秧的主力。开学了,农场又组织学生去“挠秧”除草,是农场的机动队,四处转战。中午,学生做干饭,不是夹生,就是“串烟”了。菜是小白菜汤,没有油,一大锅汤放一盒猪肉罐头,汤上飘着一层“蜜虫”。吃吧,反正动物煮熟了都是蛋白质。水稻熟了,又开始收割、搬运、拾稻穗。我真佩服这些孩子的吃苦精神。
在那个年代,孩子们的家境都不太富裕。尤其有位学生,家里人口多、劳力少,生活十分困难,有时竟断粮。我很挂念他,前些年还打听他的近况,听说生活好转了,我也放心了。
有个学生上学时就好淘鱼,(一来家里吃,二来可以卖钱)时常旷课,我去家访,让他重返课堂。前几年师生在盘锦相见时还笑谈这段往事。
孩子们虽说家庭负担很重,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求知的欲望。我那时经常上语文“公开课”——其它高中的老师来检查指导,学生们积极配合,踊跃发言,确保公开课圆满成功。
一次区里组织统考,班里学生语文的平均分排在全区前几名,为校争了光。可惜他们没有赶上恢复高考,否则,他们中的很多人会迈进大学的校门。
在那个年代,师生的感情还是很纯洁的。学生毕业时,家庭条件好的学生送老师一本简装日记本,就算是师生间最大的物质馈赠了。
虽说几十年过去了,但当年这些学生的形象还时时在我眼前闪现。
班长李东志,小个子,高嗓门,好演个小节目,颇有组 散织能力;班委姜丕福又多了几分稳重和成熟;张玉林一个黑黑的农家子弟,显得忠厚诚实;赵金旭,一个从朝阳迁来的 文瘦小孩,聪明好学,公开课上争先发言,一口朝阳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栾福忱,矮矮的个子,坐在前座不声不响,但很精明;刘占胜,白脸盘,大眼睛,聪明博学,又被家庭出身束缚;张跃利,家境不富,但又十分懂事.……。
现在,往日的学生也五十多岁了,他们经历了那个年代,又赶上今天改革开放的好时代,经历风风雨雨,踏上了不同的历程。有的走上领导岗位;有的经商办企业,成为知名的企业家;有的参军入伍,曾在老山前线为祖国流血负伤;有的入了大学,经过多年的拼搏,做了公司的总经理。成为全市劳动模范;有的在家务农,与土地打了大半辈子交道……,不论从事什么工作,他们都感到这个时代的和谐与温暖,安静平和地生活着。自打学生毕业,师生间就很少见面了,尤其我调回大连,师生更难相见了。我时常在月明夜静时打开相册,看看那些可爱的学生,回味着我们共同经历的那个年代……。
2008年9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