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衷寒：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

在黄埔军校的学生中，贺衷寒的名气够大，顶着“黄埔三杰”之一的名头和宣传鼓动的天赋，再加上勤于笔耕，一时也混得风生水起。

然而，他却是蒋介石最憋屈的学生，作为黄埔一期的“大哥大”，终其一生未掌兵，他组建特务系统，既不如军统的学弟郑介民，也不如手握“别动队”的小弟康泽，离第六期肄业的小弟戴笠戴老板，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贺衷寒立志军中从文，一支笔尽管指点江山，纵横捭阖，却最终也没有形成自己的路数，因为前面早已有戴季陶等先行者一骑绝尘，他自从成为蒋介石的死忠以来，虽然竭尽全力为之鼓吹，却总是没有拍到点子上，反而因在“西安事变”中为讨伐“叛逆”鼓吹，引得校长的震怒，便一直不受重用。

然而，当蒋校长败退台湾后，他那些一直冲在第一线的黄埔同学们，如胡宗南等等纷纷被弃用之时，一直沉沦在底层的贺衷寒却出人意料地得到了重用，不得不说，他就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的典型。

贺衷寒，字君山，1900年出生在湖南巴陵的一个富裕家庭，现在这里属于岳阳市，与黄埔同学大多出身贫寒不同，贺衷寒的家境是相当好，父亲是乡间颇有影响的大绅士。

可惜的是，他的父亲久试不中，于是，便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所以，贺衷寒自小接受了良好的系统教育。

他6岁启蒙，不但入私塾读书，家中还给他请专门的老师教授；贺衷寒聪颖好学，过目成诵，儒家经典、《资治通鉴》等烂熟于胸，被老师称为神童。

当新学兴起之际，开明的父亲将他送去新式学校读书，在那里，贺衷寒接受了新思想的启蒙，学习成绩也一直是名列前茅，因喜爱读梁启超文章，常以天下事为己任，又能言善辩，被同学称为小梁启超。

当年，他游历洞庭湖君山岛，得知秦始皇怒盖封山印的故事后，便将自己的字改为“君山”，从中可以看出，他很小就胸有大志，崇拜的是如秦始皇这样的大人物。

1916年，贺衷寒考入武昌湖南旅鄂中学，因学习成绩优异，故而获得了官费资助，他不仅文章写得好，而且写得一笔好字，诗词歌赋样样了得，曾在当地的一家通讯社当见习记者。

在校期间，他目睹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横行霸道，内地军阀混战和社会上的乱象，亲历了诸多的不平事，民不聊生的现状让贺衷寒义愤填膺，当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时，贺衷寒发表演讲，组织并参加了游行抗议活动。

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主动废除了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让贺衷寒对俄国产生了好感，他向往苏联的苏维埃政权。

董必武

当五四运动爆发时，贺衷寒又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由于他天生的组织和演讲才能，被选为学生代表，及董必武和陈潭秋等革命先驱，在湖南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时，贺衷寒被吸收参加，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青年团员。

走上了革命道路的贺衷寒学习了大量的革命书籍，对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他倒背如流，阅读了《新青年》等刊物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这时的贺衷寒是一位充满热血的青年，如果按照这条路走下去，他肯定会成为一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革命家。

1921年，贺衷寒受组织的委派，前往上海学习俄文，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很多早期的中共领导人，继而，他受我党的派遣，赴苏联参加远东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与会期间，21岁的贺衷寒由于看不惯趾高气扬的，与其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因而后来张国焘向陈独秀告黑状，以目无组织的名义开除了贺衷寒的团籍，也正是因为这次挫折，让贺衷寒深受刺激，也埋下了他改变信仰，与共产党渐行渐远的伏笔。

张国焘

回国后，贺衷寒在武昌一所中学教书，他参加了恽代英创办的革命团体“共存社”，又因意见不合而退出，干脆自己创办“先锋通讯社”来宣传革命。

他面对时局，发表了很多的评论，锋芒直指军阀和政府，对政治腐败和民不聊生的现状进行大胆的揭露，他鼓吹革命，针砭时弊，提倡民主，主张社会革命，在当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可是，随着“先锋通讯社”被查封及债台高筑，并因替劳工发声，猛烈抨击湖南军阀赵恒惕而被捕入狱，受尽了折磨，差点命丧黄泉。

在一众朋友保释下，贺衷寒得以出狱，一贫如洗的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由董必武资助南下广州投考黄埔军校，成为第一期的学员。

在去黄埔途中还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当贺衷寒赶往码头时，船已经开走，他急忙雇了一只小舢板追赶，好不容易追上后，却迟迟上不了船。

此时，在一位朋友伸手的援助下，他才登上了轮船，而拉他上船的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胡宗南，二人因此相识，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从而开启了他们一生的友谊，而因为贺衷寒善文，胡宗南善武，也成就了“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的一段佳话。

胡宗南

平心而论，当时的贺衷寒其实并不愿意报考军校，他是想去广州大本营的本部，从事宣传工作，然而，经过董必武一再的劝说，并给黄埔政委廖仲恺写了推荐信后，贺衷寒才不情不愿地走上了从军的道路。

在新环境下，贺衷寒很快就崭露头角，他以优异的成绩和超强的组织能力，成为“黄埔三杰”之一，他勤于思考，对事物有真知灼见，长于能看见他人看不见的地方，演说一针见血，极为煽情，因此，不久后就担任了广州分校政治部上尉秘书。

在黄埔军校，贺衷寒深受蒋校长的赏识，也成为蒋介石的忠实追随者，他发起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以同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相抗衡，双方针锋相对，舌战不断，贺衷寒甚至还同对方的骨干李之龙打成一团，当然，两人都挨了蒋校长的一顿臭骂，受到了处罚。

东征开始后，贺衷寒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党代表，后又担任军校入伍生总队政治部主任，是黄埔学生中升迁最早第一梯队中的佼佼者。

1926年，贺衷寒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与康泽、邓文仪、郑介民等人一起，组织“国民党旅莫支部”，形成了一个团体，为日后回国的发展打下基础，因此受到校方的处罚，被转去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928年贺衷寒回国后，被蒋介石任命为杭州军事训练班学生总队队长，不久又调任到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工作，一年后，又被派遣去日本明治大学学习军事政治，期间所写的《改组派之检讨》，大受国民党右派的赏识。

贺衷寒 后排左一

当蒋介石开展对我根据地发动围剿后，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方针，而贺衷寒早年与我党的交集，使得蒋介石认为他是对付我根据地政治工作的好手，所以，紧急电召贺衷寒回国，参加了对我根据地的围剿。

回国后的贺衷寒，先是担任了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政训处少将处长，并在后来担任了一系列与围剿红军相关的要职，然而，虽然他是紧跟蒋介石的黄埔学生之一，但蒋介石看出他是个不太好驾驭之人，一直就不让他掌控兵权，这也让贺衷寒有些落寞。

贺衷寒 前排左二

1932年，在蒋介石的授意下，贺衷寒与康泽、戴笠、邓文仪等人一起，成立了军统的前身复兴社，作为“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贺衷寒是这个组织的智囊，但权力却被戴笠等人掌控，所以，贺衷寒在这个组织的存在感并不突出。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扣押，国民党内部乱成一团，此时的贺衷寒力主武力讨伐，他联络黄埔系170多名青年将领通电讨逆，甚至还组织了黄埔军校的各期学生，组建了一个三百余人的“讨逆赴难团”，叫嚣着要杀入西安，解救校长。

但是，在我党的斡旋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脱离险境后的蒋介石自然要对事件中各类人等进行评判，他对主张讨伐之人一律以“心怀叵测”视之，但主角何应钦黄埔大佬的地位是不能轻动的，于是，蒋介石便将全部怒火发在了贺衷寒身上。

蒋介石本来就对贺衷寒心存戒心，而贺衷寒在事件中的表现让蒋校长大为震怒，他拿贺衷寒来“杀鸡儆猴”，当面把贺衷寒骂了个嚎啕大哭，自此，贺衷寒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被打发去德国使馆担任武官参赞。

蒋介石西安脱险

被打入冷宫后的贺衷寒再无当年的辉煌，他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如一个旁观者，没有一丝的亮点，看着他那些同学在战场上率军与日寇血战，建立功勋，他心头的滋味是很不好受的。

稍显诡异的是，1939年，贺衷寒作为国民政府西北慰劳团团长，曾途经延安，在窑洞中与毛主席数度长谈，他对我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以及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大加称赞。

自1941年起，贺衷寒一直是担任着一些不痛不痒的闲职，如社会劳动局长，主持复员军官培训等等，不过，政治待遇还算不错，什么市党部监察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的一堆，但是，没有一点实权。时常因“壮志难酬”而忧郁不乐。

不过，他的那支笔却是一直没有停下，他从1941年至1945年间，兼任着《扫荡报》社社长，这也是一份影响相当大的报纸，贺衷寒利用这个阵地为蒋介石张势，抓住一切机会进行“反共”宣传，以“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为主线，对蒋介石进行全方位的鼓吹。

抗战中的贺衷寒

一直坐冷板凳的贺衷寒直到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让他去西北，调解西北马步芳与胡宗南的关系，好歹算是让贺衷寒重新出山工作，可是，谁都知道，作为长期盘踞西北的土皇帝，任是谁来都不好使，对贺衷寒来说，这不但是件苦差事，也是一件没法完成的任务。

可以想见，受了一肚子气的贺衷寒无功而返，继续做着一些宣传鼓动工作，他出版了《后期革命的号角》一书，为老校长出谋划策，妄图拯救蒋家王朝覆灭的命运。

当蒋介石败退台湾时，他也紧跟而去，当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到了台湾以后，无论是西北王胡宗南，还是中原王汤恩伯，亦或是老资格的山西王阎锡山统统都被冷落之时，贺衷寒却迎来了他的高光之时，当上了交通部长，总算是有了出头之日。

上任后的贺衷寒拿出全部精力工作，在任上，他推出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努力筹措资金进行基础建设，还写出了《交通管理要义》、《交通管理论丛》等著作，这一切，为台湾的交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4年，贺衷寒辞去交通部长之职，出任“总统府”国策顾问一职，1961年，又担任了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十年后，他辞去了一切职务，赋闲在家，含饴弄孙，安度晚年，直到1972年因病逝世，时年73岁。

家人在整理其遗物时，在一个常年紧锁的木箱中，里面除了那张黄埔军校的毕业证书外，还并排放置着《毛泽东选集》和《三民主义》两本书，这其中的含义，怕只有逝者本人才能说得清楚了。

不可否认，贺衷寒有大才，他聪明好学，勤于笔耕，善于演讲，在宣传鼓动方面是一把好手，他看问题和剖析事物的能力超群，敢为人所不敢为，对蒋介石也是无比忠诚。

然而，也正是他的这些长项，让蒋介石对他一直是心存戒心，生怕他一旦羽翼丰满而不可控制，所以，终其一生都是个“敲边鼓”的角色，这让心高气傲的贺衷寒情何以堪。

1973年，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苏兹贝格应邀到中国参加庆祝活动，期间他拜访了周恩来总理，当谈及贺衷寒时，周总理若有所思的回答道：

“他是孙文主义学会的头目，后来在政训处培养了一批军队特务，解放前夕跟蒋介石跑到台湾，但蒋介石知其有野心，并未重用他。在我们中美恢复关系之时，他忧郁而死……”

也许，周总理话中的“有野心”三个字，是贺衷寒一生的注脚，也是他“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最根本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