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是五大书记之一，1950年，因病逝世之后，由谁接替他的职务

1940年春天，延安显得既紧张又沉稳。任弼时大步流星地从苏联归来，身上带着寒气，也带着一肚子要紧的办法。他刚落脚没多久，毛泽东拉着他谈，他的事一桩桩，急得没工夫吃顿饱饭。中国共产党眼下正迫切要总结历史糟糕和难得的经验，也许更多是教训。开七大，这个决定谁都知道不容易。可偏偏糊涂事儿多——筹备、统一认识、选代表、写文件，样样都不省心。毛泽东想来想去，从九年前那次苏区大会的胜利上，偏偏又想到任弼时。这人踩过泥泞，摔过跟头，却每回都能把事做漂亮。

说来也怪，按中央本来的安排，任弼时该回八路军政治部当主任，可毛泽东偏偏不让，强行把他留在延安，叫他盯紧全局，实实在在插手重活，干些吓人的大事。任弼时便脱了皮地开始忙活，胸口憋着劲。这些年政治局里头稀罕这样的狠人，谁都明白。

七大的紧张气氛在延安处处是影子，五年的策划，说不短也挺漫长。可具体的细节，没人讲得太清楚。大礼堂新修的地基在任弼时盯下，“高铁钢筋”都没这保证，台下谁都想着实际那天，反正大门随时能垮。书记处办公桌上堆满了草稿、代表名单和密密麻麻的批注，晒得有点发黄却更紧要。杨家岭大礼堂里，灯亮得刺眼，这种亮法几乎叫人眩晕。

1945年春，终于，七大开幕了。会场人声压着牛皮鼓一样沉闷。一张张脸，疲倦又认真。任弼时站在主席台主持，众人看着他，像看一个不常见却必不可少的物件。他的声音不大，但语气分明。大会期间，没有豪言壮语，大家低头听，议程推进缓慢但不乱。44个中央委员，33个候补委员，这种组合，可能有人不熟，但能用。

五十天后，大会结束。细细一算，迄今会期最长。没人喊累，实际上谁都没轻松。不久后，中央又开七届一中全会，毛泽东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五大书记分工，朱德抓军，刘少奇搅和地方，任弼时、周恩来一个管外交，一个理组织。说起来安排妥妥的，可背后的争议多了去。

抗战一边缓慢向前，蒋介石来电三请毛泽东去重庆。8月下旬，延安政治局开会，如同下棋。会议室坐了一圈人，各种观点来回碰。有人主张周恩来先去试水，毛泽东再寻机出现，这种做法看着保险。结果，毛泽东有点犹豫，却挑明了要去。会议上的针锋相对，气氛噼啪作响。毛泽东最后说，书记处还要稳定，代理的、候补的都安排上。大家点头，其实心里还打鼓，到底谁放心谁？这种情况下，陈云、彭真进了新领导层。

重庆谈判前，毛泽东与刘少奇彻夜对话。夜深，油灯忽明忽灭。有人估摸国内外事态发展的各种变化，一边焦虑一边希望不是太糟。毛泽东走了，延安留出了新的空当。刘少奇临时主持会议，让曾克林从沈阳飞回来汇报东北情况。红砖窑洞里坐满了中央领导，空气里有隐隐的不安。

其实东北局的事，是临时加急定下的，刘少奇主意大，彭真当书记，陈云做委员。为能和苏军直接对接，两人还授了军衔。东北的事儿，本来没人看得特别清楚，组织一动，东北局这强心剂打下去，党员只须执行命令。

要说任弼时，从小身体就不顶用。1927年到1929年间，他两次被捕，秘密工作凶险异常，国民党建的监牢，他能装疯卖傻骗过敌人。别人全靠侥幸，任弼时更是硬扛拷打不松口。敌人发狠，他便死咬假身份，甚至冒险托消息给家里，危险得不要命。第二次被关进租界巡捕房时，他忍痛吞下关键文件，差点闹出命案。英国探员电刑逼问，皮开肉绽，他一声不吭。那是1929年，他只有二十出头，挺着背上新烙的大窟窿走出牢门。

被救出来后，日子没比牢里舒服。常年劳累，他头晕、虚汗不停。三十来岁的他，看上去像个五旬老头。任弼时心里头明白，命没几天，不如多做些事情。不知为啥，他越是这样活着，身边的人对他越是信服。可能对，也可能不对，有谁能说清楚。

1945年，任弼时担任书记处书记，官方写着“四十一岁”。实际上，风一吹似要倒的那种，后来有人说，这时候的他精神其实还好。谁能知道当年的伤病在身体里发烂根呢？同年体检，苏联专家发现他多病缠身。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毛泽东得知后，急了，联系斯大林，叫苏联派医疗队支援，不管花多少都得治。反正拖下去要紧。

任弼时自己很拗，不爱麻烦国家。他提出随行人员尽量精简，能不带家属就不带；新衣服能省就省。从北京到莫斯科，三个人一行，任弼时几乎是抱病坚守，手里不肯放下工作。医生叮嘱好好休息，可他常常假装听不到。至于这次出国治病，实际上心里一直惦记着能不能报销，甚至和周围开玩笑：“省钱嘛！”

住院那段时间，虽然病有起色，但他没闲几天，就给中央发电抱怨，说自己身体不错，赶紧回来忙。他的性格里，有时候过分自信，有时候又显得特别消极，说起话来前后打架。五月回到北京，仍旧一边扶着病体、一边把青年团的事操持到凌晨，强撑着还跑了好多会议，没人敢拦。

到了下半年，上级明令让他休息。他发急，不服气，反反复复写信要复工。连毛泽东都不得不同意，每天不许超过四小时。谁能想到，这么刚强的人，其实常常自己流泪。任弼时亲手批过的文件，字迹粗糙、有的甚至带着风湿抖动，一下子就看出人体力不支。八月底他还乐呵呵地说自己病快好了。鬼信呢，哪有这么乐观的事？

十月末，他夜里还在看图纸、不舍歇息。家属劝了好几回，他笑着摆手。第二天清晨，突发脑溢血，再也没醒过来。那时北京的秋天很冷，谁都没料到，四十六岁的任弼时猝然倒下。抢救不来，时间像断掉的弦，一下子响都没了。

任弼时去世后，陈云接任书记处书记。这跟两年前中央讨论时，有人还不同意他参与核心权力，是完全不同的局面。事实说，历史走向比人想的拐得更快。有趣的是，陈云始终反感被神化。分发领导人座驾时，他把分给自己的那辆退了回去，工资也坚决只领偏低那个级别。他事上事竟然如此，难免人疑心“是不是没有野心了？”也或许正是这份不争，历史更给了他重用，天知道。

1956年，毛泽东点名信任陈云，有人说，毛泽东只允许陈云随时见他，厕所门外除外，这算什么标准？很多传闻，真假参半，有的像段子。后来毛泽东又对彭德怀谈及林彪，说傅连暲（著名医生）已经给看过病，问题不大就这么点小事。不过也有人怀疑林彪病情其实严重。说一千道一万，权力顶上的风声、流言，是没人能彻底弄明白的。

历史里任弼时不是主角，但他偏偏每个关键时刻都在边上。他的病，如果早年没那么拼命，现在能不能好一点？强人顶着压力冲在一线，最后也可能被压垮，这说起来怪有意思的。任弼时这样的角色，刀口舔血，刀背是冷的。他死得早，不代表没存在感。

有时再想，这种人换一个历史语境也许是另外一番光景。其实组织是组织，人终究有脆弱。看上去强大的体制，有很多细节实际上漏洞百出。还有些决定，外人难懂，圈内人却一眼明白。时代推着走，谁也不能确定下一个出头的是谁。

身处风暴里的人，往往不自觉长期透支，等明白时一切都变了样。其实，有人拼命，有人清醒，有人投机，历史没定数。等过一年，两年，有些故事就不提有人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