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期的周总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成年之后的周总理为中国革命呕心沥血；新中国成立之后，作为中国外交代表，周总理为中国打开了外交新局面。

世人皆认为周总理对英语了如指掌，他却称自己的英语程度十分有限。所谓的有限，其水平究竟如何？

语言天才

周总理早年曾经就读于南开中学，虽然家庭贫寒，他却十分努力，成绩优异。人们并不知道的是，那时候的南开大学是一个仿照欧美学制建成的学校，属于贵族学校的范畴。

南开中学的所有课程几乎都是全英语授课，而周总理自小就在英语的浸染之下成长。与此同时，周总理擅长的也不仅只有英语。

1913年的时候，周总理跟随伯父移居天津，他在大泽英文补习学校学习了三个月的英语，不久之后顺利进入了南开学校。

南开学校学制4年，英文课每个星期大概有10个小时。

从二年级开始，除了国文和中国历史、地理之外，所有的学科都采用英文授课。从三年级开始，学校就要求学生们阅读全英文的小说。

周总理此前学习了三个月的英语，虽然基础薄弱，却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毕业的时候，周总理的成绩中等偏上，英语能力也有了极大的提升。

1918年4月3日，周总理留日期间的日记写道：“阅英文报，得知日政府又提二十条于中国矣!”

彼时周总理在日本，却不阅读日本报纸，而是阅读英文报纸，可见其英语水平高于日语。

1921年，周总理辗转来到了法国求学。人们并不知道的是，他曾经专门前往英国，想要报考爱丁堡大学。

换句话说，那时候的周总理对自己的英文水平相当自信。

回国之后，周总理能够用到英语的地方少之又少，但是他每天坚持学习，阅读英文报纸的习惯也保留了很多年。

1920年，周总理从上海出发，来到了欧洲勤工俭学，12月中旬，周总理到达法国。

因为语言不通，周总理在法国的生活也十分艰难，为了提高法语水平，他来到了法国巴黎的法语学校。

不久之后，周总理又来到了法国中部地区继续提高法语水平。

周总理坚信良好的语言环境对语言水平的进步有着重要影响，于是他来到雷诺汽车厂工作，一方面赚钱维持学业，另一方面在实践中提高法语水平。

1922年到1923年，周总理与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合租了一套在巴黎的房子，那时候周总理的法语已经相当娴熟，两个人之间的交流也是纯法语。

周总理在法国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法语与他人交流，应付日常对话，周总理的水平已经足够了。

1922年，周总理离开法国来到了德国，在柏林大学学习。1923年的时候，周总理回到了法国。1年之后，周总理回到中国。

周总理在法国待了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原本对德语有着一定的了解。然而因为种种原因，周总理在德国与其他国家交流的机会少之又少。

也正因如此，周总理的德语水平只停留在简单的交流方面，相较于法语逊色了很多。

出其不意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周总理也算是一个语言天才。然而他在语言方面造诣如此之高，却依旧保持着谦逊和低调。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了陕北，见到了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周恩来。

周总理给埃德加·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中，他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与平常反差极大的周总理。

埃德加·斯诺刚刚来到陕北的时候人生地不熟，一个身材消瘦，长相清俊的青年军官来到了他的面前。那个青年军官留着大胡子，看起来不怒自威。

饶是如此，青年的性格与外表却有着极大的反差。青年刚刚开口，埃德加·斯诺便十分震惊，他用英语询问：“你想要寻找什么人吗？”

埃德加·斯诺对眼前的青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中共红色腹地陕北，竟然有人会讲英语？

就这样，埃德加·斯诺和青年用英语交流起来。在交谈的过程中，埃德加·斯诺了解到，这个中等身材，骨骼虽小却十分强壮的年轻人，就是中共红色革命的传奇人物周总理。

埃德加·斯诺回忆道：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产物。

两个人用英语交流，在埃德加·斯诺看来，周总理的英文虽然有些迟钝，其发音却十分标准。

1928年周总理在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之后回国，自此他开始了漫长的上海地下工作历程。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大城市，上海一直是一个外国人聚集的地方。

因为周总理的工作需要，他经常同他们用英语交流，对于那时候的周总理来说，使用英语的机会依旧很多。

然而在1931年之后，周总理进入了中央革命根据地，那里交通闭塞，人迹罕至，周总理使用英语的机会少之又少。

因为在中共缺少良好的英语联系环境，周总理已经整整5年的时间没有使用英语。

如今重新拾起，依旧宝刀未老，埃德加·斯诺知道一切之后十分惊讶，认为周总理确实在语言方面颇有心得。

所谓有限

1941年，欧文·拉铁摩尔奉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命令来到中国重庆。作为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专家，欧文·拉铁摩尔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欧文·拉铁摩尔曾经担任过蒋介石的私人顾问，也正因如此，他认识了包括周总理在内的众多共产党人士。

欧文·拉铁摩尔与周总理的相见，语言并没有成为他们之间的障碍。

周总理孤身一人前来赴约，身边并没有随行翻译。与延安消息闭塞的状态格格不入，周总理对世界大事十分了解，对于当今国际局势也有着自己的见解。

在新一次交谈的过程中，欧文·拉铁摩尔突然想到，1937年，欧文·拉铁摩尔和周总理曾经在延安有过一面之缘，那时候周总理就给欧文·拉铁摩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总理曾经在法国居住，而多年来他一直没有放弃英语练习。

欧文·拉铁摩尔问周总理：“我们是否能够用英语和法语交谈呢？”

周总理非常遗憾地回答道：“对不起，我的英语程度十分有限，连法语也差不多忘光了，我们还是用中文交谈吧。”

欧文·拉铁摩尔回答道：“我的中文讲得并不好，也请你多多包涵。”

就这样，欧文·拉铁摩尔和周总理全程用中文交谈，当交流出现障碍的时候，周总理便为欧文·拉铁摩尔提供帮助。

1937年的时候，周总理尚且可以与外国人用英语交流，然而在1941年的时候，周总理却说自己的英文程度十分有限。

其中自然免不了自我谦虚的成分，但是人们心中了然，因为缺少足够的练习机会，周总理的英语水平确实有了一定的退步。

然而事情的真相是否像周总理所说的那样，水平十分有限呢？

1954年，周总理在参加完日内瓦会议之后来到了莫斯科，参加苏联举办的一个酒会。彼时苏联内部的重要领导人均出席，赫鲁晓夫、米高扬、莫洛托夫赫然在列。

与此同时，苏联还邀请了与中国外交关系亲密的部分国家，其中就包括英国和印度。

苏联邀请周总理上台致辞，他深思熟虑之后选择使用英语。

周总理的英语虽然有些生疏，却足以让在场的所有参与者震惊。

人们十分疑惑，这场酒会在苏联，除了部分国家的外交官，大部分的人并不懂英语，周总理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呢？

敬酒环节，周总理用英语向米高扬祝酒，米高扬十分不高兴，便对周总理说：“周总理，你为什么不说俄语，你的俄语很流利嘛！”

周恩来的回答是：“你怎么不说中文呢？”

霸气如周总理，纵然使用所谓水平有限的英语，也足以秒杀在场其他不熟知英语的其他人。

在此后的时间里，因为缺少练习，周总理的英语口语水平已经有些退化。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记者白修德随行左右。19世纪30、40年代，白修德曾经来到中国，那时候他已经与周总理相识。

中国为尼克松总统准备了欢迎晚宴，席间尼克松离开座位，白修德来到了尼克松的座位上，与周总理交谈叙旧。

彼时周总理关于英语的记忆已经十分模糊，只能用oldfriend这样的词汇来称呼白修德。

尽管周总理的英语口语退化较明显，但是他的听力却一直维持在很高的水平。

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前，中国与美国总统特使黑格曾经举行会谈。

双方在提到苏联的时候，黑格说了the U.S. government is concerned about the viability of China”。

翻译者章含之将其翻译为“美国政府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

鲜少有人发现，在翻译完之后，周恩来皱了下眉头，却并没有过多言语。

周总理认为viability的翻译有误，便找来了所有的英语词典，最终得出的结论都是生存能力。

第二次会面的时候，周总理对黑格说，生存能力一词的使用并不恰当，中国无法接受这种词汇，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国的生存能力原本不需要任何人关心。

尼克松访华之后，中国与美国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美国临行之前曾经专门赞扬中国的翻译能力。但是尼克松并不知道，章含之在翻译其致辞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

尼克松说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距离很近，为1.7万英里，章含之将其错误地翻译为1700英里。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发现其中的问题，就连美国方面都没有注意到。

周总理一直仔细地听尼克松的发言，在章含之翻译为1700英里的时候，他调侃般地说道：“含之，太近了点吧。”

纵使已经多年未使用英语，周总理的听力水平依旧毋庸置疑。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周总理的虽然没有达到顶尖的水平，却并不像他口中所说的那样英语程度有限。

周总理曾经说：“理想是需要的，是我们前进的方向。现实有理想的指导才有前途；反过来，也必须从现实的努力奋斗中才能实现理想。”

于他而言，英语也是实现理想的一种手段，也正因如此，他为此付出了百倍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