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娃爷爷”去哪儿了？

2013年后，“葫芦娃爷爷”再也没有主动跨出房间一步。胡进庆的家还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美影厂）的职工自建楼里，五楼。

窗外，上海滩闹市依然；窗内，胡进庆坐在一张宽大靠背椅中，上半身向后仰，直挺挺地摆成120°，身后的柜子上摆满了奖杯；离他有些遥远的互联网上，《葫芦兄弟》甚至被翻拍成网络剧，引发网友的大量吐槽。胡进庆就这样，一个姿势，一坐就是一天。帕金森、支气管炎和听力衰退紧紧禁锢着他。

遇有人拜访，他只能勉强举起手来，做一个类似敬礼的动作，放下手后，又退回到那个被病痛包围的世界里，不知那里有没有葫芦兄弟斗妖除魔。

单人床、大立柜、助步器与一把轮椅把这个小屋子挤得更小了。曾经，“葫芦娃爷爷”、“黑猫警长爷爷”们的世界似乎无限大。

葫芦娃爷爷柜子里的宝贝

胡进庆的老伴刚刚送走一批客人，热闹的家一下子安静下来。屋门隔绝了外面的疯狂，慢与静，是这里最显著的标志。

然而，这个小屋的一角隐藏着异乎寻常的热烈——小床旁边是一个老式深色对开门大立柜，就在这个“古董”里，躺着2万张明信片！

如果不是五年前的那场“给葫芦娃爸爸寄明信片”（当时的称呼）的活动，胡进庆或许会带着他的荣耀，静享晚年。

很偶然地，2009年12月12日，网友Edwina在豆瓣上发起给“葫芦娃爸爸”寄一张明信片的活动。“蜡笔小新的爸爸没了，那么多人纪念，葫芦娃的爸爸得抑郁症了，有谁关心？”

网友激动了，明信片雪片般涌向胡进庆。到最后，胡的家人不得不在媒体上辟谣：谢谢大家的关心，但是老人没有得抑郁症。

2014年12月15日下午，整整五年后，一张明信片竟然又闯进胡进庆的小屋。一位吴姓姑娘，字体方方正正，一股学生稚气：“胡爷爷您好，我从小就看您的动画片长大，非常喜欢您的动画片。希望您身体健康，每天都开开心心。”这样的明信片，在2009年、2010年的时候，以每天一邮包的量寄到家里来。连邮递员都忍不住问，你们家怎么天天这么多信呀？

不过，胡进庆已经无法像五年前那样表达他的惊喜了。严重的支气管炎嘶哑了他的喉咙，帕金森又像紧箍圈一样不断压缩着他的行动边界，袭击他的还有听力下降与2013年的一场腿骨折。

“时间长了，他的坐骨疼得受不了，我说，你不能每天坐着，你起来走走呀，至少要从那屋走到这屋来，必须走。他说不行，试过一次，手脚抖得根本走不了。”老伴说。从“那屋”到“这屋”，要穿过客厅，成年人大约只需四五步。老伴也无法搀扶起身材高大的他，老太太对付日常生活已然艰难，买菜、做饭，都由外甥女帮忙。

成摞的明信片，胡进庆和老伴先是用盒子一张张收起来，到后来干脆腾出个大立柜。“两万多张，你说怎么处理？还有国外的，人家好心寄来，我总不能都扔了吧？”老伴说。

“小克勒”与“老克勒”

整整60年前，胡老还是小胡，身体灵活着呢！他身姿优美，活泼开朗，人也聪明，最爱跳探戈。1959年被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派去苏联考察，联谊会上他跳完一曲后，有人跟他开玩笑：你留下来吧，我们这儿好多姑娘喜欢你！

跳探戈、拉小提琴，还有画动画，胡进庆不是仅有的多才多艺的年轻人。在美影厂里，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拿手戏：未来的“黑猫警长爷爷”戴铁郎是版画高手，未来的“哪吒闹海”爷爷之一王树忱能写一手好书法，未来的“宝莲灯”爷爷常光希还带领着厂排球队杀入上海市前五……

这些人被上海话称为“小克勒”，取自英文colour（多彩）之音，也有class（阶层）之意，是有素质、有腔调、懂时髦的白领。那时的美影厂与中国动画，就是这样一个乌托邦。艺术家们寄情于虚拟人物与传统山水之间，侥幸与意识形态没有直接联系。

“那个时代就是纯粹，大家都没钱，但都很快乐地参与讨论和创作，经常开会，聊的全是艺术。那时候人们有一种必须超越别人，也超越自己的想法，这部片子做好了，不会像现在一样急着拍第二部、第三部，做个系列片，而是下一部一定得创新，做出点不一样的东西来。”未来的“宝莲灯”爷爷常光希1964年进入美影厂，他对那段岁月记忆犹新。

别说反反复复地修改与实地采风，每个导演桌前甚至都立起了一面镜子，低头画画，再抬头照镜，对着做各种表情，然后再画下来。就这样，1964年，《大闹天宫》横空出世，巅峰之作闪耀全球。

《大闹天宫》里的孙悟空有三个“爷爷”，他们都姓万，人称“万氏兄弟”，即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三兄弟（老四万涤寰早期也参与众兄弟的创作）。兄弟年少时，万母常以“兔儿拜月”等“手形”及纸人“影戏”与孩子玩耍。1920年，万氏兄弟创作出中国第一部动画片《舒振东华文打字机》。那其实也是广告片，要知道在动画片发源地美国，最初的片子也是广告宣传片，《大力水手》就是一家农业公司为推销菠菜而制作。

抗战中，万氏《铁扇公主》叫好声震动上海租界，公众认为牛魔王无疑指代的是日寇。这部动画片光是纸张就用了400多令（1令为500张），可放映80分钟。它是紧步美国的《白雪公主》、《小人国》和《木偶奇遇记》之后的第四部大型动画艺术片。只是《铁扇公主》里的孙悟空这时还是一个披着虎皮的米老鼠样儿，美国色彩浓重，下一个更好的孙悟空在《大闹天宫》里，只不过万氏兄弟一等就是20多年。

五六十年代，万氏兄弟与胡进庆、特伟等众多“小克勒”、“老克勒”们在奇想的世界飞驰，进入他们的“黄金时代”。

1965年，《大闹天宫》在伦敦电影节获得金奖，之后在44个国家连续放映，引发轰动。法国《世界报》评论说：“《大闹天宫》不但具有美国迪士尼作品的美感，而且造型艺术又是迪士尼艺术所做不到的，它完美地表达了中国的传统艺术风格。”同期享誉中外的作品还有木偶片《神笔》（1955）、水墨片《小蝌蚪找妈妈》（1960）等等。

动画天地里的中国风由此坐实。

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对电影采取统购统销，美影厂和动画师们不用考虑钱的问题，可以心无旁骛地进行创作。本着“服务于儿童”的原则，每一部动画片从选本开始就万分慎重，剧本写六七遍都是常事，人物形象创作好多遍，不满意就重来，直到拿出最满意的一款。老人们的心气儿都很高，美影厂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一不模仿别人，二不重复自己。”

小蝌蚪动起来了

“国画能否动起来做成电影？比如李可染的牛、齐白石的虾？”这个问题一直缠绕特伟，一笔下去，宣纸上墨色随即晕开，浓的、淡的，水墨交融，没有一笔是同样的——如是中国水墨画怎么能拍入一片片胶片，然后连续快速放映，进而在荧幕上动起来呢？

直到这位中国水墨动画之父、国际动画协会终身成就奖得主创造出《小蝌蚪找妈妈》，才找到答案。水墨动画片并非全部在宣纸上完成。荧幕上的水墨晕染效果，实际上只有背景画才是如假包换的中国水墨画，其他部分始终都是用铅笔在动画纸上作业。

最难的是摄影。每一张人物或者动物画都必须分层上色，比如画一头水牛，必须分出四五种颜色，有大块的浅灰、深灰，牛角和眼睛边框线是焦墨色，分别涂在好几张透明的赛璐璐片上。每一张赛璐璐片都由动画摄影师分开重复拍摄，最后再合在一起。

这项技术在很长时间内被列为国家二级保密技术，但无论如何，形散神聚的水墨画融进西洋摄像机放映机里，动了起来！

“小蝌蚪”轰动了世界。当年就获得第十四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短片银帆奖，后来成为中国美术片中获奖最多的影片之一。

文革结束后，特伟更有股劲了。他被重新任命为厂长，大量被禁影片陆续上映。导演们能见到的外国片越来越多，他们常常是一部接一部地看，分析、借鉴。在《小蝌蚪找妈妈》之后，美影厂又组织拍摄了《牧笛》、《鹿铃》和《山水情》三部水墨动画故事片。《山水情》拍摄了整整两年，全部图画有12万张。在处理影片高潮戏时，采用画家现场作画，现场拍摄，再与动画镜头合成，凸显层次感和节奏感。甚至有人评价，此后中国再无水墨动画。

1979年，特伟还成为“哪吒闹海”爷爷。随后的美影厂作品也掷地有声——《阿凡提》（1979年）、《三个和尚》（1980年）、《雪孩子》（1980年）、《天书奇谭》（1981年）。各种不同的中国传统艺术表现形式——剪纸、水墨画、木偶戏、折纸齐头并进，之后十多年总有惊艳之作，“中国学派”动画大厦筑起。1995年，凭借这些动画片，老厂长特伟获得国际动画协会的终身成就奖，那年他80岁。

“那时候特别辛苦，但是氛围很好。我们私下也从来没有叫过谁厂长。特伟叫‘老伯伯’，严定宪我们叫老严，常光希我们叫常光。”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动画学院院长贡建英，那时候还是刚入厂的小辈，三十多年后，仍然对当时的情景念念不忘。

葫芦娃“冲浪”下海潮

身姿优美的胡进庆有种无法抑制的创新力，他说那是“心巧”。

比如《鹬蚌相争》里，蚌的戏份多但不就是一坨黑色嘛，还又笨又呆！胡进庆突发奇想专门养了一只蚌，放在水桶里每天观察，“交情”深了以后，他发现蚌除了闭与开，还能自由沉浮。蚌壳内还有两支肉质管子，遇刺激，会向外呲水。捕捉到这一细节之后，蚌就画活了，敏捷还诡诈。

1984年，小胡已48岁，正是创作的黄金档。48岁的宫崎骏捧出《魔女宅急便》，48岁的斯皮尔伯格刚刚拍完《侏罗纪公园》，48岁的张艺谋，凭借《一个都不能少》拿奖拿到手软。

胡进庆身兼数职，既担任导演，同时还是编剧，大家看好了广东民间神话“十兄弟”。他与姚忠礼、杨玉良一起敲定了大纲：主人公是7个外形完全一样、只有颜色不同的“葫芦兄弟”，胡进庆相信孩子肯定能分清谁是谁；反面角色则设定为宫廷戏转化的“蛇”、“蝎”两个大反派。

作为一部“剪纸片”，《葫芦兄弟》的拍摄过程就像演皮影戏，工作人员需要先把人物剪成有活动关节的纸片，然后在大背景图案上摆出不同的动作，再一格一格地拍下来。13集的动画片，需要几千个场景，拍了两年。

“葫芦娃”的卡通形象也是胡进庆一手画出来的。当时，厂里公开征集造型，结果在一堆“神娃”和“洋娃娃”的形象中，胡设计的光膀子、赤脚的“野孩子”入选，他借鉴了观音身边善财童子的形象。

《葫芦兄弟》在资金并不充裕的情况下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正式播出后，几乎每一家地级市的电视台都购买了动画片的播放权，录像带、VCD的销售超过100万张。不久，美影厂顺势推出《舒克和贝塔》、《大盗贼》等系列片。也就在这时，市场化风潮也悄然吹到每一页动画剧本上。

90年代初期，深圳一夜之间成立了大批动画公司，为国外厂商进行代加工。那时在美影厂一个月收入不过两三百元，南方给出的薪水高达万元，在这一段时期，美影厂的核心创作成员走了一半多。80年代初期，美影厂还会定点培养美术专修学校的学生，但到了80年代后期，这项工作也无法继续——即使培养了也会被南方的代工厂高薪挖走。

美影厂出现了人才的断层。

更大的不同是体制。“80年代之前拍片子都是国家统一收购，十分钟为一盘，一盘的费用是七万元。”参与制作《葫芦兄弟》的姚忠礼称。那时“大小克勒”是纯艺术家，心无旁骛，服务真善美。现在海外动画片蜂拥而至，而美影厂原本享受的拨款、定价收购等优惠都断了炊。

“国家通过两到三年完成取消收购这一过程，剩下的人也做不了长的动画电影，就做了好多小短片，勉强凑够收购需要，质量也不高。”常光希对本刊记者说。

高峰和低谷往往距离那么近。内外交困的美影厂只能依靠之前作品的音像制品来勉强度日，在最困难的时候，美影厂甚至不得不通过出租临街的房子来支撑运转。

“水不通，鱼就死了”

退休十多年，常光希仍然精神矍铄。退休之后的他选择了投身教育，在学生眼里，他态度温和、思想前卫。你很难看出来，他就是在美影厂最困难时期，力挽狂澜的厂长，是执导中国第一部动画“大片”的总导演，还是“宝莲灯”爷爷。

“我时常跟学生说，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没前途，你们要记住，你们的根在哪里。”常光希时常这样教育学生。

1995年，上海美影厂与上海电视台合并，第二年，美影厂确定要为1999年国庆50周年献礼，拍一部商业“大片”。

彼时正是《狮子王》的时代，中国粉丝狂热拥抱迪士尼与日本动漫，而中国的动画电影已经沉寂了整整十年。

有点政治任务的意思，更多是背水一战，骨子里存留的创造力终有了施展之处。常光希开始重点研究西方动画，还要讲中国神话故事，形象塑造上也是中国路线，但在表现形式上，长短镜头结合、头一次在国内使用杜比数码录音这些西洋方式。他们还第一次请大腕来唱主题曲，为了节省开支，美影厂直接找索尼音像公司，搞定了三个有国际影响力的歌手，刘欢、李玟和张信哲；角色配音找到陈佩斯、姜文和徐帆，告诉他们想要拍一个自己的动画大片，振兴中国动画，大腕仗义，要价很低，还有一分钱没要的。

《宝莲灯》成为中国第一部真正面向市场的动画商业大片，1999年8月发行，票房高达2400万。

很多生产厂家找上门来想要授权形象使用，国内一家文具生产厂商花50万买了3个月的授权，影片火了之后，他们生产的宝莲灯图案的文具也跟着火了起来。消息传回美影厂之后，大家既欢腾又后悔，“早知道能这么成功，当时就应该不那么缩手缩脚，把价格提高点或者授权商家再多一些。”常光希笑称。

继《宝莲灯》之后，美影厂也做了《勇士》、《马兰花》等一系列动画大片，市场意识逐步建立起来。

“动画片收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段时间的片子基本都还没收回成本。美影厂至今还能运转，还是要倚仗老片子。《大闹天宫》、《黑猫警长》等等作品，是美影厂很大的一块收入。”贡建英说。

又一个十年之后的2009年，美影厂的又一部大片《马兰花》上映，票房突破1000万，这已经是让动漫创作人员欢呼的成绩了，然而跟《宝莲灯》相比，无法媲美当年风光。

国内动漫播出的主要渠道仍然是各大国有电视台，播出时段与国产动漫目前10多万分钟的年产量相比，杯水车薪。很多搬上荧幕的动画片其实是送播；同时，电视台还掌握着动画片收购的绝对议价权。现任美影厂厂长钱建平算了一笔账，就算是央视收购，一分钟大约也就是200到300元左右，地方台价就更低了，但动画成本越来越高，一分钟就要8000到10000块。

“我们什么都不干，日子还好过些，可是一拍电视动画就赔本。只要不让我们做电视动画，我们美影厂不缺钱。”2010年，美影厂副厂长朱毓平在接受采访时说。

如今，雪片式寄到胡进庆家中的明信片所代表的部分旺盛的需求依然存在，“大小克勒”虽然都已老去，但创造力并不见得弱化，况且市场本身就能淘洗出更多“新克勒”，卡在中间的是这个固化狭窄的渠道。水不通，鱼就死了。

星聚星散

1998年，胡进庆做完了最后一个为时五分钟的动画短片——《雪狐》，安然退休。

实际上，“中国学派”美术片，在动画大片和市场化的冲击下，已步履维艰。在美影厂的宣传册中，从1957年建厂开始，每一个十年作品都满满当当，两栏都不够列举。然而到2008年之后，宣传册中的作品列表只剩下尴尬的一栏。

“中国学派是一个更偏向艺术或学术的概念，中国学派动画的衰落，一是因为成本高，二是因为不好表现，一幅水墨画挂在墙上很好看，但你要把它做成动画电影，让观众坐在那儿看两个小时就很难。因为墨分五色，一幅水墨画除了黑白，就使用不同深浅的灰色来表达意境，但黑白灰做成电影给观众看，观众肯定不爱看。”钱建平说，“保护中国传统的动画艺术，要依赖技术的进步，不是简单地恢复传统的做法，而是要有变化和提升。”

在中国动画80年之际，已经90岁高龄的“小蝌蚪找妈妈”爷爷特伟在病榻上仍想再制作一部水墨动画《武松打虎》，甚至已经将影片的时长、主题和节奏都考虑好并开始收集素材，就等身体康复。2010年的立春时节，95岁高龄的特伟去世，《武松打虎》成了老人未了的心愿。

据《特伟传》的作者贡建英介绍，“那阵子，特伟先生因为身体状况不太好，有时已经有点不清醒了。每次不清醒的时候，他就会喊着：‘开会，开会，我们讨论讨论……’”

如今，水墨动画的技术也已经有了突破。2012年，陆成法导演退休后，受贡建英邀请，来到学校授课，还开了一个工作室，带学生用一个学期的时间，成功地探索出水墨动画和现代技术结合的路，做出水墨三维动画《池塘》。以前如果要画一条小鱼在水里游动，尾巴每摆动一下就是一幅图，稍微往前移动一点又是一幅图，但在《池塘》里，只需要画出小鱼儿游动的一个周期就可以了，剩下的可以由电脑完成。

其他导演也没闲着，严定宪参与编撰了不少中国动画专业的基础教程，常光希则远赴东北，担任吉林动画学院的院长，为中国动画培养新生力量。

为了改变美影厂作品“难产”的局面，2013年，美影厂提出10大经典原创的项目，并邀请了老导演严定宪、戴铁郎和常光希来担任顾问，进度最快《黑猫警长》已经到了中期制作阶段，预计明年即可上映。虽然动画的主人公还是原班人马，但故事、技术表现形式都有创新。

《阿凡提》是传统的木偶动画，正因如此，你只能看到他的嘴、肢体在动，却很难看到表情，这既是传统木偶动画的局限，也是趣味所在。如今，运用3D打印技术制作的木偶，能拥有更加丰富的表情；同时，用电脑技术来取代传统的手工制景，更有层次感，也更为逼真。

“现在有些动画片让老艺术家看不上，动画片总要走市场化道路，这是一个发展方向，所以要适应和接受它。”常光希说，虽然他依然怀念当时那种纯粹的艺术气息，但随着市场化的成熟，动画总会变得既适应市场，又能提高到曾经那种精良的艺术程度。

和其他同时代的同事不同，“葫芦娃爷爷”胡进庆在退休后，每天早晨陪着老伴去公园跳交谊舞。他没去任教，没接受返聘，甚至再没有去过美影厂。“胡导是个很单纯的人，对艺术很执着，对于现在动画片市场上一些很浮躁、商业化的东西，他看不惯，也接受不了。”曾与胡进庆合作过的南京电影制片厂的动画导演刘书卫说。

不过，“葫芦娃爷爷”现在每日坐在窗口旁，已经很少说话了，他无法回应刘书卫的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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