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成为一名秀才

如何成为一名秀才

以明清两朝为例，要成为秀才，得通过童试的三次考试。

在考试之前，首先要取得应考资格。

古代科举考试及其预备考试，考生没有年龄限制，任何年龄都可以报名参加，十六岁以下的考生称“幼童”，七十岁以上称为“寿童”。只要师长和儒童自己认为四书五经火候已到，圣人之言读通吃透，八股文章信手拈来，即可报名应考。

考试不限年龄，但政审严格。考生要先写下父母及祖父曾祖三代履历，声明出身清白*。上溯三代，“非匪盗奴娼优皂吏之子孙”，没有犯罪记录，不是色情业（娼）、娱乐业（优）从业者和官府衙门小吏办事员（皂隶）后代（明承元制，官吏有别），也不能是奴仆之后。

之所以追溯三代，是因为读书人一旦科举高中得授高官，可追赠祖宗各种荣耀头衔。此举，或为预防皇家的浩荡恩典，落到贱民死者头上。

三代清白，还要四位乡邻父老等保证其品行优良，“里老保其行，试而升之学。”（明·冯梦桢《历代贡举制》）；然后写“五童互结保单”，五个考生相互担保，一人作弊作伪，五人连坐。

三代四邻五童，三四五流程走完，最后，还要请一个已有秀才功名的廪生（在官学中吃公粮的秀才）做担保，叫做“廪保”。“廪保”验审考生资质，确保考生没有冒籍（各地都有考试定额）、匿丧（服丧三年不得考试）、替身、假名等行为，保证考试提供的身份资料属实。

*（贱民不得参加科举）从事贱业者身份不清白，不允许参加挑选作为万民师表的官员的考试。所谓身份不清白的贱业有这样几种：（1）奴仆。（2）倡优。（3）隶卒，包括马快、步快、捕快、禁卒、门子、弓兵、仵作、粮差、走卒等。（4）地方特有贱业，如乐户、丐户、惰民、疍户、九姓渔户等。（日·宫崎市定《科举史》）

经过重重担保，报考及身份审核程序完毕，考生就可以参加考试了。通过科场竞争的第一站：“童子试”，即可取得秀才头衔。

童子试又叫童试、小试、小考，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预备考试。因为应考的都是没有功名的“持童子业者”（读书人），所以又叫童子试。童子试的童，指的是学力，而不是年龄，学力不足，就算考到胡子花白也是文童。

童子试又分作三个阶段考试：县试、府试、院试。

一、县试（县级考试）

童子试第一考，县试。

县试每年一考，一般在农历二月开考，考试前一个月公示考试时间，考生自由报名。县试由本县知县主持，本县儒学署教官（教谕、学正）监考，县衙的礼房胥吏负责后勤。

乡下学子，考试之前就要到县城投宿；县城考生，当然也得早早准备。每场考试当日，凌晨三四点，放第一通火炮，提醒考生起床洗漱准备；过一个半小时左右，放第二次号炮，提醒考生出门；天蒙蒙亮，放第三次号炮，考生集合入场。唱保（由“廪保”生员确认身份），领取有编号的答卷纸，工作人员搜身，考生带文具和食物入考棚。考棚，即临时搭建的简易青棚*，固定场院内搭架子，上盖大竹席青松枝之类，以遮阳挡雨。下设桌椅，每座皆绑定在木桩竹竿之上，不可移动。考生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对号入座。

*临时考棚盖了又拆，拆了又盖，也是一笔开支。富庶之地，后来也有拨款建造永久性考试建筑。

县试一般分作四至五次来考，考试既在青棚之下场院之内进行，一次就叫一场，每场考一个白天，场与场之间隔数日。

第一场：正场。试四书文二篇、五言六韵试帖诗*一首。四书文，即模拟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文字格式，写八股文*一篇。文章要揣摩古代圣人思想，论述四书中文句的义理，代圣贤立言，阐释孔孟之道。试题由知县命题，分作成人卷和未成人卷，二十岁以上考生考“已冠文题”，二十岁以下考生考“未冠文题”，题目相似，成人卷的评分标准更高。

*试帖诗始于唐代科考，多为五言六韵或八韵排律，北宋王安石变法取消“试帖诗”一项，元明亦不设，至乾隆朝二十二年（1757）年再次恢复。清代试帖诗格式限制尤为严格，出题用经、史、子、集中的句子，或用前人诗句或成语；韵脚在平声各韵中出一字，故应试者必须要能背诵平声各韵之字；诗内不许重字；语气必须庄重；题目之字，须在首次两联点出，又多用歌颂皇帝功德之语。试帖诗还要附合八股文的结构。每韵上、下两句为一联，首联“破题”，次联“承题”，三联“起股”，四、五联“中股”，六、七联“后股”，结联“束股”。每联一股，合成八股。试帖诗要求对仗工稳、用典妥帖。用典可正用、借用、明用和暗用，切忌牵强、堆砌和冷僻，要求推陈出新，“熟事用之生新，僻语用之无迹”。

*八股文格式要求严格，从起股到束股，每股都有要两组排比对偶的文字，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高低等，都要相对成文。这些长长短短的对偶句子，一共有八组，所以称为八股文。八股文各股的格式和字数有限制，要像填格子一样逐格填写，而且考生阐述的每一句话，都不能和宋儒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相悖。

考生在密封卷上作答，当日考完交卷。考生完卷，不可单独离场，而是分批次开放出场，叫做“放牌”，完卷考生累计有四五十人，知县亲手取下考棚大门封印，放出一批考生，再次将大门封印，以待下一批考生考完（日·宫崎市定《科举史》）。放“头牌”时间约为下午三四点，然后间依次是次牌、三牌、末牌。不给烛火，日暮停止考试。

头场考完三四天后，试卷阅卷完成，公示考试成绩，叫做“发案”。将考生的座号（考号）按照试卷评级排列成圆圈状，书于纸上，叫做“圆案”。圆案一般分内外两圈，内圈上方正中提升一格书写的座号，就是本场的第一名。

每次发案揭榜，官府鸣放震天响的火炮，安排吹鼓手奏响祝贺音乐，吹锣打鼓，以示庄重荣耀。

第一场考试阅卷比较宽松，文字通顺格律工整即可录取。如果第一场未能录取，即丧失继续考试资格，不能再考第二场。此后童子试三级考试的若干场次，以此类推。

第二场：初覆。试四书文一篇，性理论（程朱理学）或孝经论一篇，清代加默写《圣谕广训》约百字。

第三场：再覆，试四书文或经义*（即阐发《诗》《书》《礼》《易》《春秋》这五经的义理）一篇，律赋一篇，五言八韵试帖诗一首，默写前场《圣谕广训》首二句。

*在明清两代，“经义”和“制义”“时文”等名词一样，成了八股文的别称，狭义的“经义”则专指“五经义”，以区别于所谓的“四书义”。（方笑一《“经义”考》）

三场考完，知县和考生一起吃一顿考试餐：一人一碗面条或几个馒头。

第四、五场：连覆，作经文（阐发五经文句的八股文）、诗赋、骈文。

首场到末场，考生一场场淘汰。最后一场考完，知县和完成最终场的考生共进晚餐，以示慰劳，名为“终场酒”，八人一席，吃“八大碗”，不过酒饭钱AA制，由考生分摊。

又三四天后，考卷阅完，这回发最终案，叫做“长案”，将考生姓名按名次书写在长条形的大纸上张贴公示。第一名，叫做“县案首”。为照顾知县面子，案首一般直接获得“进学”头衔，直接颁给秀才功名。前十名者，叫做“县前十”，也是一项荣誉称号，到第二次考试“府考”时，提坐堂号（由知府面试）。

县试应考人数的多寡，与当地文教水平及总人口基数相关，通常有数百人至上千人不等。明末汝阳县的县试，应考人数最多的一次，有八千余人参加考试。各县也有录取名额限制，通常为六七十人至百人左右，明代县试的最终录取比率大致为十分之一。（李兵《明代童试及生员中举率再探》）很多文理欠通的读书郎，在县试一关就被刷掉了。

二、府试（市级考试）

童子试第二考，府试。

老老少少的读书人们，在县试中连克五场，通过第一关的重重考验后，即获得府试资格。

县试结束后，县署（县政府）将合格考生按名次编造花名册，送交本县儒学署（县教委），并呈送本府（上级州市）。州府审核完成后，开始进行府试。

府试每年一考，由知府（地市长官）主持考试，一般在农历四月份开考。府试规模比县试大两三倍，考试难度更大，录取比率也比县试低。

府试的考生资格审核，报名程序，和县试相同。考试场次比县试要少，通常考两到三场。考生的第一保人，当然是本县知县。互保方式也是五人一组，但从乾隆朝起，“廪保”的廪生要多一名，除了考生自己请托的秀才“认保”，还要加上一个官方指定的“派保”*，两名廪保相互协助、相互监督，防止弄虚作假作奸犯科。

*各州县文童、武童应试时，必由廪生领保，谓之“认保”。又设“派保”，以互相稽查而慎防弊窦。如孩童有身家不清，匿三年丧冒考，以及跨考者，惟廪保是问；有顶名枪替，怀挟传递各弊者，惟廪保是问；甚至有曳白割卷、犯场规、违功令者，亦惟廪保是问。——《清稗类钞·考试类》

府试的考试科目及命题范围和县试差不多，也是一场场淘汰，一场场通关。一场不达标，马上淘汰，取消下一场的考试资格。府试考到末场，全部及格者，即获得“童生”资格。

不要以为县试、府试很简单，其实考中者少，落榜者居多。

清代康熙年间笔记作家叶梦珠，在其笔记《阅世编》中，对当时童子试的录取人数有记载：每县取六七十名，府取不过百余名。

人文荟萃的江浙一带，统辖十数乃至数十县的府，每年录取童生也仅百人左右。

据统计，有清一朝，二百六十八年，通过府试获取童生头衔的，总计约二百余万人。在上亿人口的大国，每年府试通关考取童生者不足万人，比今天学生考取清华北大的比率还低得多。明清两朝的读书人，别说考秀才了，就是考取童生，也很不容易。

录取人数少，一方面是因为有录取名额限制，竞争激烈，内卷得厉害。同时，考试难度也很大，要应古代童子试，四书五经要倒背如流，配套的名家注释书也得烂熟于心。有人做过统计，这些需要熟记的儒家经典和辅导书，记忆量就达上百万字。再加上其它需要精读泛读的子部集部史部书籍，差不多需要记忆数百万字的文字内容，约为现行中小学语文教材必背课文的几十上百倍。

要吃透这些佶屈聱牙的先秦古文，通常要下十余年的功夫。

1898年，鲁迅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家人赶着去应会稽县考，在五百余考生中名列一百三十七（案首为马一浮）。此后，鲁迅不再参加府考，家人觉得可惜，还雇了一个名叫莫理京的枪手代他替考，以保留考试资格。竟然是替考的枪手，平时成绩肯定数一数二，结果这位枪手只考了三百二十名，未能录取。

未能在府试中取得合格成绩者，连童生都不算，只能叫“持童子业者”的文童、儒童。有人考了又考，屡试不中，七八十岁仍在应童子试。有好事者编对句讽刺曰：行年八十尚称童，可云寿考；到老五经犹未熟，真是书生。

自明代起，读书人普遍认为，府试，是童子试的一大关，谓之“府关”。过了此关，距离秀才青衿也就不远了。一些寒门学子，通过府试，攻克府关，获取了下一阶段的考试资格后，有人却因家境贫困无力续考，无奈放弃更高一级的考试。也有人或为还债，或为糊口，冒奇险、犯国法，把自己的录取名字售与他人，以供富家子弟冒名顶替。

童子试三级考试，交通、食宿、担保等费用加起来，少则十余两白银，多则数十上百两白银，加上各种不同程度的陋规，花费不菲。富家子弟自然不成问题，豪门望族或有公田或家族赞助，也不在话下。可怜的是那些小户人家，要是偏偏出来个把读书种子，这笔费用就是一笔沉重负担。

明人李乐笔记《见闻杂记》载：

湖州诸生赴考嘉兴，时方六月，大旱。其无力赁寓者，率坐府学门首食饮。有一生肥胖，出学道门，即中暑而卒，二日抵家，尸已腐而难收矣。天下可怜孰大于是。

没钱租房子住旅店的府试考生，只能天天守在考场外，甚至有考生被晒得中暑死亡。

到了晚明，国家整套系统积弊日深趋于崩溃，教育系统也腐败不堪。生于天启四年的的叶梦珠，在其笔记《阅世编》中，又说到明末府试的一大腐败现象：县试通关的学生，如果没有取得地方缙绅的推荐信，文才再好也没用，考官直接不录。而一封推荐信的市值，已高达上百两白银*，这也是普通家庭无法承担的。

*童生府取，在吾生之初，已无公道。凡欲府取者，必求缙绅荐引。闻之前辈，每名价值百金。应试童生，文义虽通，苟非荐剡，府必不录。（明·叶梦珠《阅世编》）

三、院试（省级考试）

府试通关，叫做童生，即可参童子试第三考，院试。

院试，又名道试，为童子试的最高阶段考试。院试通常两年一考或三年两考，仍在府州治所设考点，各省的学道或学政（省部级教育官长）主考。考试内容与县试府试相仿佛，考八股文和试帖诗，并默写《圣谕广训》百数十字。考场称考棚或贡院，考试分正试、覆试两次大考，加招覆、总覆小考。院试考试合格，即获得府州、县官学的入学读书资格，官方名称为“生员”，俗称“秀才”，又叫“相公”。

攻克第三级考试，院试通关，终于可以取得秀才功名。

院试，具体又是什么样的情形呢？以宫崎市定《科举史》所描述的清代院试为例。首场考试当日，各县知县带领本县儒学教官和考生，夜半三更在考场外集结等候。三通号炮放过以后，工作人员举牌引导学生，按县分别进入试院第一道门，在院子里排队搜查。两名搜检官对一个考生，一前一后搜身，一旦发现考生有小抄挟带或金银等贿赂工具，马上逮捕考生论罪，搜查官则获得奖赏。搜查完成，进入第二道门仪门，二十人一组列队受知府检阅。搜查官再次搜身。搜完，考生移步学政面前，廪保确认学生身份，写下交接单。考生领取考试用纸，再领一小册官府指定的韵书；最后进入考场，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按号就座。

考生们从凌晨两三点开始准备，整个流程走完，到自己的考位上坐下来，天已经蒙蒙亮了。

考场纪律和今天的考试大同小异。比较特殊的是，一整天的考试，只允许离开座位（移席）一次。有的考生为了解决小便问题，会备一个夜壶，放置在考桌之下，以供内急时就地解决。

女同学怎么办？

古代中国女性没有完整人格权，没有读书考试资格。

考试时间通常一天考一场，时间充裕，可先打草稿，再誊录到正式考卷上。草稿字体随意，誊写卷则必须用方正小楷。草稿和正式答卷一并上交。誊写的楷书若不够工整洁净清晰，肯定落选，不用考了。

如李大钊，四岁读书，六岁入塾，十四岁应县试通关，又至永平府应府试，“卷污”未中；十六岁再应童子试，还没考完，官府变法，科举告停。

如果回到一千多年前的隋朝，科举考试书写不端正还得受罚，罚喝墨汁一升。

首场考完，次日之内要评完试卷。由学政带着他自掏腰包雇佣的幕友（私人顾问、秘书）加班加点阅卷。阅完，将考号写于白纸公布成绩，叫做“粉牌”或“水牌”。约三到五成合格者，可进入第二场考试：覆试。

覆试阅卷完成，书写座号发布成绩，无论用的红纸白纸，统称“红案”。童生发现自己名列红案榜上有名，就进入“招覆”。到礼房购买互结单，再次填写三代履历，请两名廪保和县学教官盖上确认印章，将姓名登入学册。此时，考生要缴纳束脩给教官，也就是交学费。束脩金额为白银六两到四十两不等。加上对学政、廪保及教官的仆人的打点，通过院试的费用高达六十两到八十两。

考个小小秀才，大约从中小地主起才能负担，非富裕家庭不能为。

招覆，即核实身份的考试。考完，比对覆试、招覆的新旧试卷，核对笔迹。次日发布成绩。招覆合格，进入童子试的最后一场考试：象征性的总覆。

总覆，即总体核对考试，同样考四书五经相关八股，赋诗一首，默写圣谕。答题只要不犯政治错误不犯忌讳，默写圣谕伟人语录不出错，基本上都能过关。

院试，是童子试的最终关，总的来说难度也不小。院试落榜者，如果科举之心不死，下次考试，还得从县试考起，从头再来一遍。大名鼎鼎的曾国藩，考了七次，才考取秀才功名。周作人第一次备考院试，买了火柴盒大小的作弊微型书《四书备旨》（考点速查）《圣谕广训》（领袖语录及爱国主义教育资料）和韵书《捡韵》，成功挟带入场，结果还是落榜。

有人考了一辈子，都未能通过童子试的三级考试。著名的虚拟人物孔乙己，就是一名老童生，没有秀才功名，连去私塾教书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当文抄公。

野史有载，院试通关耗时最长的，考了八九十年。据钱泳《履园丛话》及福格《听雨丛谈》，道光乙酉年（1825年），有一位102岁的广东考生陆云丛（广东佛山三水区西南镇江根村人氏），因高寿应考乡试，钦赐举人功名，在乡试后的鹿鸣宴（州县官长宴请中举者及考官之宴会）上，考官询问他几岁通过院试。他回答说去年才考中秀才。

也就是说，这位中国科举史上的奇人，101岁时，还在勤勉攻读，备战童子试。皓首穷经，莫过于此。

正如古诗所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多少智者、愚夫，尽入皇家彀中，把宝贵的生命，统统消耗在几千年前的那几本古书上了。

话又说回来，在铁板一块的皇家天下，还有比科考更好的进身之阶吗？

百岁考生的反面，是那些天赋异禀的少年天才，获取科场功名直如囊中取物。比如张居正，十二岁中秀才，十五岁中举人。解缙，十五岁中秀才，十八岁中举人。最厉害的是杨廷和，云南人熟知的杨状元杨升庵之父，杨慎他爹，四岁知声律，十岁中秀才，十二岁中举，十九岁中进士，旋授翰林院庶吉士（国务院国务委员或部长候选人）。

县试、府试、院试，累计要考约七八场到十余场。考到院试，也到了读书人实现阶层跃迁的关键一关。一旦院试通关，就获得了秀才头衔，就告别大头百姓，脱离乌合之众，挤进了特权阶层。

院试既然是童子试的最后一关，程序自然非常严密。院试合格者，根据考号档案，要把该生的县试、府试、院试这三级考试的试卷重新比对，叫做“三对连验”，笔迹对不上的，抓起来严刑拷问。

笔迹无误的，登记名字，录入新取生员名单。

发榜仪式，由知府主持。发榜当天，三声炮响，知府大人身着朝服，在仪仗队簇拥下走出州府衙门，大街清场，闲杂人等肃静回避，一路吹打奏乐，浩浩荡荡步行到文庙。

到了文庙，再次鸣放三次礼炮，知府在香案上写下院试合格者的姓名，并在孔庙的明伦堂上展示。这批名单上的读书人，就是官学中的新进员额，新录取的官学学生，官方学名“生员”，俗称秀才。新进秀才，名列士林最底层，总算成为了体面人的一员。

知府作为一府官长，手持名单，代表政府率领新录取的学生，向孔夫子报到。

文庙汇报及报到仪式结束，新秀才们再次回到衙门。等候他们的，是身着朝服的各县教官，和省上下来主考的学政大人。生员们第一次穿上代表生员资格的“蓝衫”，头戴雀顶，逐一拜见学政。学政赐予新晋生员“金花帽饰”，秀才跪谢学政及皇家恩典，学政勉励诸生要用功读书，搏取更高功名，要谨言慎行，当万民表率云云，然后入堂离开。

生员退出衙门，即可安排书童下人，用学政、知县授予的大红纸“捷报”，快马加鞭，报与家乡父老。

生员各回本县后，再次在知县带领下，穿生员制服到本县文庙拜谒孔子。接着，新进生员和教官聚餐。吃完官方酒席，生员再和家族亲友聚餐。新秀才家族的亲戚朋友们来参加庆功宴，并送上贺礼。有的秀才会得到家族公摊的大礼包，如四川成都“刘氏祠堂奖学碑”载：子孙有文武新进者，给花红银叁拾五两；有补廪者，给花红银贰两。

不过，闲杂人等最好回避。当年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锣声镗镗的报到村里来。破落户阿贵觉得与有荣焉，赶去报喜，被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记响亮的大嘴巴：“你也配姓赵！”（鲁迅《阿Q正传》）

有人统计，整个清朝，考取生员资格，获得秀才头衔的，一共四十六万人，每年约一千七百余人，如果平摊给全国各县，大约两个县可以分到一个秀才名额。以前述清代两百万童生为基数，从二级考试府试算起，从童生到秀才，录取比率也不算高，约十之二三。

如果从县试的报考学生算起，成功通过童子试的三级考试而成为秀才的，那比率就更低了。以清中期为例，安徽的童试录取率，有的县低到0.6%，大部分在1%上下；江西南昌最低，为0.3%，大约三百多人能中一人；贵州黎平府某年童试，应考者约二千人，录取名额二十人，录取率1%。清代中期，全国考取秀才的比率，大约为县试初考人数的1%不到。（王立刚《清代童试录取率研究》）

很多乡镇，几百年也出不了一个秀才。

百万童生应试大军中，最幸运的，恐怕是清末的陈独秀，在其自传《实庵自述》中，陈独秀讲述了他在1896年参加院试的过程：

到了院试，宗师(主考官)出的题目是什么“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搭题（截取四书中不同句子的首尾来出题。截搭题又分长搭、短搭、有情搭、无情搭、隔章搭等）。我对于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地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谁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把我取了第一名，这件事使我更加鄙薄科举。捷报传来，母亲乐得几乎掉下眼泪。……最有趣的是几家富户，竟看中了我这没有父亲的穷孩子，争先恐后的托人向我母亲问我可曾定亲。

用一大堆生僻字，和古字书上的古奥字句堆砌成文，竟然吓唬住了主考官，稀里糊涂通过院试，拿下了秀才功名。和今天那些用甲骨文、篆书、伪古文写应试作文，企图蒙住阅卷人的，何其相似。

陈独秀出身书香世家，族中秀才举人都有，基因好，天分高，在严肃考试中如此行事，恐怕也出于对八股文深恶痛绝，和叛逆少年的恶作剧心理。

而主考宗师会被生僻字成堆的文章蒙住，连八股优劣也无从判断，这一现象说明，在清朝末年，大清王朝的教育事业和选官系统，已经败坏到了极点。

四、秀才功名

陈独秀中了秀才，不仅他的母亲喜极欲泣，还有很多当地富豪想要与之结亲。因为，秀才不仅是学位，还是功名（政治头衔），除了获得参加国家的科举考试资格外，还获得了一些政治和经济特权。

有了秀才头衔，就是“士农工商”四级子民中“士”的一员，身份由平民转换成了“士大夫”，虽仅为士族的最低一级，但也拥有了更高的社会地位和一些政治特权。

生员不是官，却是四民之首，依照制度享受准官僚礼遇，社会地位与庶民迥然有异。生员可以享受种种身份特权，也有利用身份而攫取的非法却又习以为常的特权。（陈宝良《明代生员新论》）

在明清的大部分时期，中了秀才，即“免于编氓之役，不受里胥之侵。”意思是不用服徭役，地方小吏也不敢恣意袭扰了。

具体来说，首先，可免除本人及两名家人的徭役（官派义务劳动）；其次，秀才见了长官只需拱手作揖，不必像其他平民商贾那样要见官要下跪磕头；第三，若卷入诉讼，不必亲自出庭对质，可安排家人或代理人应诉；就算申报学政后被传唤到公堂，官府也不能对有秀才功名的嫌疑人用刑、打板子。第四，可以免除部分公粮。平民欠公粮可任意拷打用刑催逼，秀才欠粮不仅打不得，还可以延长交粮期限。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起，生员不但免除自身差役，并可免家中二丁之役，甚至还可免粮二石。（陈宝良《明代生员层的经济特权及其贫困化》）

在日常生活中，秀才也有种种体面官人的特权。首先，服饰穿着，要区别于粗衣短褐的农夫和杂色盘领的平民，也要有别于官长和胥吏走卒。明代秀才身穿青色盘领长衫，所以“青衿”一词，又成秀才别称。明初庶民不允许穿靴，秀才却可以足踏长靴。头上戴的是方巾，方巾后有两条带子，如果普通百姓触摸带子，胆敢冒犯体统辱没斯文，就要捉起来拖进官府去挨板子。

方巾是秀才专属头巾，庶民万万不可有样学样地穿戴起来。《儒林外史》记述了一桩秀才抱团维护头巾权益，敲诈贱民的故事。有个妓院掌柜，头戴方巾在酒楼吃酒，被两个潦倒秀才撞见，冲上去就打：

一个说：“这不是我们这里丰家巷婊子家掌柜的乌龟王义安？”另一个说：“怎么不是他？他怎么敢戴了方巾在这里胡闹！”不由分说，走上去一把扯掉了他的方巾，劈脸就是一个大嘴巴，打得乌龟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两个秀才把乌龟打了个臭死，…要送他到官。打的乌龟急了，在腰间摸出三两七钱的碎银子来，送与两位相公做好看钱，才罢了。（《儒林外传》二十二回）

古代社会，衣食住行处处体现森严的等级思想。如《明史·舆服志》所载：“庶民庐舍，不逾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只要你是平民身份，哪怕你坐拥巨富，盖间七架梁的房子试试？大门涂上朱红或其它颜色试试？分分钟被人告发捉将官里去，搞不好以谋逆罪论处，满门抄斩。中了秀才，有了功名，家中建房也有特权，栋梁（中梁）的高度，允许比庶民的高三寸。

民间有谚称：房高一寸压死人。这高出的三寸房顶，就是对没有任何功名的韭菜们的无声威慑。

秀才非官，却有官的待遇与派头。

国家恩典，惟养士为最隆。一入庠序，便自清高。乡邻敬重，不敢欺凌；官府优崇，不肯辱贱。（明·吕坤《时政录》）

就连交游饮宴，处处高人一等。

《儒林外史》中的周进，虽然在县试中也曾取过案首，但六十多岁还没考取秀才，还是童生身份。周进去做私塾先生，在东家的接风宴上，作陪的是十九岁的秀才梅玖，按规矩只能由梅玖坐上席，满头白发的主客周进，只能坐在下席作陪，这座次的安排，即为官方规定的秀才特权，是森严等级制的体现。

还以《儒林外史》为例，范进中了秀才，被他老岳丈胡屠户絮絮叨叨一通训：

“如今不知因我积了甚么德，带挈（附带）你中了个相公（秀才），……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比如我这行事里，都是些正经有脸面的人，又是你的长亲，你怎敢在我们跟前装大？若是家门口这些做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头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了。你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所以这些话我不得不教导你，免得惹人笑话。”

虽为小说家语，但也描画了当时的社会风尚：秀才可以潦倒，体面规矩却马虎不得。

秀才功名在身，平民不能与之平起平坐。民间集会宴饮，秀才进门登场，坐着的平民们要赶紧起立，致敬让座。要是如电视剧《武林外传》所演，秀才与平民下人同坐同食，早被教官申斥记过，甚至被学官褫革秀才功名，剥夺生员头衔。

生员的身份，又有以下几条便利：

一、训蒙处馆。考不了举人，退而求其次，可以就馆教书课徒谋生，甚至自筹资金开馆收徒。

二、游幕便利。如生员家境贫寒，可放弃科举，去给各地官员当幕僚做顾问，以养家糊口。

三、社交便利。秀才有与官员同等的士族身份，有出入官府衙门便利，在纳税、诉讼等诸多官方事务上，可充当代理人，居中取利。

五、秀才无行

晚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录了晚明部分生员成为讼师的状况：

海瑞开府吴中，人人以告讦为事，书生之无赖，惰农之辩黠者，皆弃经籍、释耒耜，从事刀笔间。

为什么要丢掉读书科举正业，去从事刀笔小吏的贱业？当然是因为有利可图。

该书还记述了当时吴中秀才横行霸道的现象。万历十五年（1587年，丁亥），武官凌云翼殴打生员，吴中书生联名告状，朝廷下令严查殴打生员的官僚，将凌氏降职调走。

此后青衿日恣，动以秦坑胁迫上官，至乡绅则畏如伥子。间有豪民拥姝丽游宴，必邀一二庠士置上座，以防意外。至民间兴讼，各请所知儒生，直之公庭。于是吴中相侮，遂有雇秀才打汝之语。（《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二）

土豪狎妓，要请秀才坐在上座当护身符吉祥物；民间口角，则以“请个秀才来打你”之语相威胁，士林形象，何其荒唐。

明代冯梦龙小说，记有民间俗语：“秀才口，骂遍四方”。明律，公共场合骂人要掌嘴罚款，但秀才功名在身，官府也奈何不得。更有品行恶劣的秀才，利用身份便利，与贪官污吏勾结，与奸商恶霸来往，俨然地方上的黑恶势力。

明人李贤《论太学疏》说：

（生员）入太学者，蔑教戒之严，无居养之正。置礼义为外物，轻廉耻如锱铢；与市井之人为伍，与无籍之徒相接，同其室而共其食，啖其夫而私其妇；易君子之操，为鄙夫之行；改士子之节，为穿窬之心。所习如此，一旦居官，不过志于富贵而已，尚何望其尊主庇民，建功立业夫？

国子监中的生员尚且如此，地方秀才的形象可想而知。

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说起当时的秀才恶行，恨声不绝：

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依势以武断于乡里者，生员也；与胥吏为缘，甚有自为胥吏者，生员也；官府一拂其意，则群其而哄之者，生员也；把持官府之阴事，而与之为市者，生员也。……百年以来，以此为大患。（顾炎武《生员论》）

这当然与明末的吏治败坏和教育腐败也有很大关系。明朝后期，为了弥补政府财政亏空，捐例频开，生员头衔直接售卖，纳马纳牛纳粟纳银即可获得生员头衔，很多身着青衿的所谓秀才，不过是娇生惯养腹中空空的富家子弟。

自景泰以后，纳粟之例行，而太学遂滥，士林亦渐忽之。至启、祯之间，俊秀虽列衣冠，官长视之，殆与富民无异，积轻之势然耳。本朝（清代）定鼎，革除援纳之例，太学为之一清。（清·叶梦珠《阅世编》）

到了后来，一些有真才实学的生员侧身期间，官长也不过把他们当做富二代罢了。

生员变多，品类变杂，形象也五花八门。明初地方官员出行主要靠步行，明末，一些讲排场的秀才出行都要坐轿。

今监生无不乘轿者矣。大率秀才以十分言之，有三分乘轿者也。（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

明末，江南富庶之地的生员群体还有一个爱好，喜欢穿华丽服装招摇过市（大概将秀才头衔售与富家公子也有关）。明末嘉兴乌镇人的李乐，在其笔记《见闻杂记》中记载：

余年十五时，以民生谒嘉兴太守赵公瀛，同试生曹姓者，年十六七，羙貌华鬓立班中，赵公曰：“生非娼优家子弟乎？何盛妆如此？……至万历十一年间，学道巡湖，民生俱红丝束发，口脂面药，廉耻扫地，父兄方以为得计。

曹秀才穿着讲究，被嘉兴太守一通训斥：“你难道是娼优人家的子弟吗？为什么穿得如此华丽？”到了万历年间，秀才们的穿着就更讲究了，有的头上扎着红丝带，口涂脂，面抹粉，男女莫辨。李乐为此改写古诗讽刺，并读给嘉兴太守听：

二十年来，东南郡邑，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妇人红紫之服……近日老朽改得古诗一首。太守曰：愿闻。余曰：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

国之将亡，士风颓靡，财大气粗的江南秀才小哥们，都喜欢色彩鲜艳的女性化服饰，从造型来看，已经是一群伪娘了。

到了明朝末年，有些秀才或因官府欺压，或为主持公道，或为火中取栗博取富贵，干脆利用民间声望揭竿而起，带头造反。

六、讨饭怕狗咬，秀才怕岁考

生员虽有种种荣耀与便利，但秀才头衔和待遇并不是终身制的。明清两朝，每年都要对秀才进行资格审核及评级考试。

考取秀才，就注册成为府州官学或县级官学的学生。秀才进官学，称“入学”，也叫“入泮”。明制，府学设教授、训导，州县学设教谕、学正、训导。生员入官学后，优秀生员有公款补贴、可以领取公家银子，同时接受教官的日课与月考。官学通常还有官府划拨或富豪捐赠的学田，田租地利，可补贴生员求学应考。

官学生员有名额限制，明朝初期名额，县学定额约二十人，州官学（县级市）约三十人，府官学约四十人。

县学府学平级。定额内生员在官学食廪（廪者，官家粮仓也），享受政府补贴，叫做廪生或庠生。在官学读书的，还供应简单膳食，所以又叫廪膳生。定额之外的生员，叫做增生、附生。

廪生人员是流动的，极优秀而幸运的生员，会被选拔到京城的国子监中去就读，叫做贡生，意思是贡献给皇帝的生员人才（国子监规模极大，最多时有近万名贡生和监生在其中就读，学习环境可参见宋濂《送东阳马生序》）。此外，有考科举中举的，或成绩太差被降级除廪的，还有犯错误被革黜的，这些空出的名额，由优秀生员补入，谓之补廪。

府县官学学生，和衙门官吏一样，凌晨五点卯时点名，即点卯。然后在教官带领下读书。

先教之以孝悌忠信、礼仪廉耻，俾存其心、养其性，语言端谨，容止整肃；次教之以四书五经，熟读玩味，讲解精详，俾义理透彻，徐博之以历代史鉴，究之乎古今治乱之迹；又次教之以律令、算法、兵法、射艺、奥夫、农桑、水利等事。（《明实录·宪宗实录》）

明代官学，大多为全日制，学习模式和今天的学校教育相仿佛。除了冠礼（成人礼）、婚礼、丧礼等国家法定假日外，廪生们天天都得在官学读书，吟哦之声不断，谓之“弦歌不绝”*。

*周公制礼作乐，诗乐相和，以教贵族弟子。孔子编诗，配以弦歌。后世以弦歌不辍，代指儒学教育不间断。

教官不仅带领学生朝夕用功，有的晚上还要点油灯上晚自习。海瑞在福建南平官学任教谕时，就要求廪生寄宿（宿号），晚上还要检查功课。

也有学生在家读书，成绩优异受到奖励，“赏灯油十斤”。

生员们根据自身情况，一定期限内可同时读书若干，也可专攻“一本正经”，同时，每天还要临摹钟、王、颜、柳名家楷书约五百余字。

攻读儒家正典之余，生员们兼习算数律法及兵法、弓弩、农桑水利等实用科目，又习礼仪、音乐等辅助科目。此外，还有演枪棒，举重石等体育项目。学有余暇，也教“诏、告、表、笺、疏、议、碑、传、记”等运用文体写作技法。

儒家典籍的教学流程，通常为教官解新课与命题作文，生员背书、复书、讲书、写作文，每日功课统称日课。

生员每周需作文约三篇。每月逢三六九日，还需作课：，写应科举的模拟作文。作课，以四书五经文句出题，作论（议论文）策（时事对策）表（报告上书）判（司法文书），及仿写皇家文书诏告等。

常规的日课外，生员们还得定期接受当地长官的考核，每月朔望（初一为朔，十五为望）之日，知府或知县到文庙上香，然后移步明伦堂，听取生员讲书。官学的廪生和在家自学的增生、附生，轮值讲书，题目由教官抽签，主讲生员高声宣讲圣人之学，其余生员有序站立听讲。官长也会即兴提问，考诘辩难，辨析精微。儒学造诣较高的官员，也会即兴给生员们讲课。讲书完成，有奖有罚，奖以文具，罚以功课。

每月讲书之外，还有月考、季考。

月考由教官或地方长官主考，考试内容和作课相似，作《四书》相关经义、策论。

季考，每年四次，有地方儒学提调官（约等于教育局长）主考，考试内容如前。季考有奖赏，明初还有红花银发放，后渐不行，仅评定名次。

除了本府本县教官和提调官的考核外，生员还得接受省级考核，叫做岁试，又叫岁考。岁试一岁一考*，由省级教育长官主考（即明代提学和清代学政），考点设在府或省会。凡府、州、县生员、增生、廪生都需应考。

*也有提学、学政所辖府县官学太多，任期内无法组织所有州府进行岁试，个别边远县份，数年没有岁考。

岁试考什么？还是考童子试的那一套，四书五经，诗歌，默写领袖语录。

根据考试成绩，将生员分别优劣，酌定赏罚。

鲁迅文章，记有清末江南民间谚语：叫花怕狗咬，秀才怕岁考。乞丐不劳而获乞食为生，手中也得时刻握着一根打狗棒。秀才功名在身，跻身士林，虽有种种荣耀与便利，但要是“岁试”考核不合格，轻则申斥，重则挨打，最严重的，直接功名不保。

《明史·选举志一》载：

提学官在任三岁，两试诸生。先以六等试诸生优劣，谓之岁考。一等前列者，视廪膳生有缺，依次充补，其次补增广生。一二等皆给赏，三等如常，四等挞责，五等则廪、增递降一等，附生降为青衣，六等黜革。

岁考成绩分作六等，一二等奖赏，三等不奖不罚，四等挨竹棍板子，五等降级，穿青衣发配乡下社学，六等剥夺秀才功名。

前文不是说不可对秀才施与肉刑吗？怎么动起手来了？

不施肉刑，是指当地政府官员不可对生员动刑，但来自教育系统的体罚，不在此例。众所周知，从明朝开始，就连中央干部都会在朝堂之上挨打，在大庭广众之中去衣受杖，脱裤子挨板子，何况考试成绩一塌糊涂的小小秀才。明人李乐，就曾目睹官学教员体罚秀才，“余少及见邑庠先生笞责诸生，无敢抗逆者。”（明·李乐《见闻杂记》）

挞责，说明至少还可以再抢救一下。那考为五等六等的，想挨打都轮不着。

岁考成绩，也决定了秀才能不能去考科举。通常而言，只有在月考、季考、岁试和乡试前的摸底考试（科试）中，持续被考核为一等二等的，才有资格参加正式的科级考试。

岁课月考，验其所进，循次而升之。非上等二等，不许科贡。《明实录·宪宗实录》

生员成绩实在太糟糕的，和品行不良，严重违反官学规定者会被褫夺衣巾，革黜功名，或降级为子孙三代不能应举的小吏，或打回原形，士林除名，变成平民身份。

部使者行郡县，励新学校，考诸生经义不治者，罢黜为吏以惩之。（明·杨士奇《东里文集》）

如有放肆妄诞、嗜酒挟妓、赌博窃盗、出入官府、起减词讼、说事过钱、包揽物料、挟制师长、不守学规者，悉皆黜退，照例充吏为民。”《明实录·宪宗实录》

生员数量与质量，也是地方官及学官的政绩。可想而知，直接革黜功名的，实际也不会多。但是，卷入政治风暴的例外。如清顺治十八年（1661），酷吏朱国治制造的“奏销案”，几乎将江宁四府士子全部革黜：

共黜诸生史顺哲等一万一千三百四十六名。……本年冬，学臣胡在恪岁试，所存在册与试者，每学多者不过六七十人，少者二三十人，如嘉定学不过数人而已。胡公唱名，为之堕泪，以为江南英俊，销铄殆尽也。（叶梦珠《阅世编》）

明清的官学管理，开国之初都比较严格，后期都逐渐荒废。明清后期，官办之学，都渐渐让位给学术能力和影响力更强的民间书院。

其实官学本来也没有太多知识传授，秀才们入泮之后，更多是在教官组织下自学自习。教官品级低，待遇差，工作考核流于形式，工作动力不足，像海瑞那样尽职尽责鞠躬尽瘁的教官，可谓凤毛麟角。

廪膳生的总名额后来也有变动，也有增加至一百多人的文化大县。官学中肯定是容纳不了，实际上绝大部分秀才，都是以在家自学为主。

但无论是官学的廪膳生，还是在家中、书院、寺庙、山林自修的增广生和附生，岁考，都是跑不掉的。

岁考犹如童子试，要跋山涉水长途赴考，在交通困难的古代，旅途辛劳自不待言。来来回回，吃喝拉撒，加上有的考官胥吏趁机勒索，开销自然也不小。所以秀才们貌似有功名荣耀，但一到岁考，很多怕得要死，战战兢兢，都得小心行事，严肃对待。

清代笑话集《小林广记》，就载有一则编排秀才畏考的笑话：

秀才怕岁考，一闻学台（即学政）下马，惊慌失色，往接学台。见轿夫，怨之曰：“轿夫奴才，轿夫奴才，你为何把一个学台抬了来？吓得我魂儿飞天外。哪一世我做轿夫，你做秀才，我也把学台给你抬了来，看你魂儿还在不在。（《笑林广记》）

以上，为明清两朝儒童考取秀才的必由之路，和考取秀才后的学习情况，及月度年度考核的大概状况。

秀才，是一种低级学位和官员待遇头衔。想要真正举官出仕，一展抱负匡济天下，或升官发财荣耀宗族，就得开启正式科举之路，去参加地狱级别的乡试会试殿试。

蒲松龄，考秀才时连中小三元*，名声大震。但他考举人时就一直落榜，一直考了五十多年，也没考上。他当了一辈子私塾先生，悄悄写了一辈子小说。为什么要用悄悄地写？严格说来，生员不允许读小说等无用之书，更不可以著书立说。

到了七十一岁，伟大的短篇小说家蒲松龄先生，才被选为岁贡生（保送为国子监贡生），即举人副榜。

*在童试的县试、府试、院试这三次考试中都考得头名（案首），叫做连中“小三元”。咸丰年间的福建泉州人施士洁，就曾连中小三元。在接下来的三次国家级科举考试中（即乡试、会试、殿试），如果连续获得第一名，叫做连中大三元。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史，拿下小三元或大三元的人极其罕见。

如果在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中都获得第一名，那就是连中六元。这样的超级做题家，在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史上只出现过两人。一个是明代洪武年间的黄观，后来在靖难之役中与妻女等全家投江而亡。一个是清代乾隆年间的钱棨，曾任翰林院修撰，负责整理历史档案，还当过皇家教师，后出任云南学政，在考核澄江、建水地方官学时，水土不服，染疾而亡。

科举考试屡屡落榜怎么办？

明代也出台了相关政策，年过五十屡试不第者，可赐与衣冠，准其保留秀才身份终生。

诸生上者中式，次者廪生，年久充贡，或拔选为贡生。其屡试不第、年逾五十、愿告退闲者，给与冠带，仍复其身。（《明史·选举志》）

秀才去官学注销科举考试名额，叫做告了衣冠，或告了青衿。告了青衿，或许是指告领青衿，脱下一至四等应试秀才的蓝袍，改穿五等秀才的青衣。

这些退役秀才，严格来说已经不是官学生员了，或可称为荣誉生员。

保留衣冠的荣誉秀才，不能再去考科举，但也不用参加隔三差五秀才资格审核，无需应付没完没了的岁考科试。从此以后，科名之心自然是放下了，身份体面和福利却还保留，自可以游幕就馆，悠游山水，终老一生。

明代广东顺德进士、曾任福建布政使（省委书记）的明臣苏葵，曾写过一首诗，送给告了衣冠南归的老乡。诗中对荣誉秀才脱离科场，得以归隐山林，不无艳羡之意，并相约说：等哪天一起去游罗浮山啊。

送王秀才荣受冠带南归

[明]苏葵

虽受衣冠不被缠，黄花清梦已飘然。

山中再见陶弘景，林下曾多魏仲先。

顾我头颅堪一笑，是谁山水欠前缘。

尊前欲问行藏记，也约罗浮七洞天。

假设今天的本科乃至汉语专业的硕士博士，穿越到古代去参加童子试，能够一路攻克县试、府试、院试，成功取得秀才功名的，会有多少呢？

老夫妄测，大概万中无一。

比率那么低？

君不见，名校中文系博导都不会写古文了嘛。

为什么？

因为文言文在应试教育中的比重大大降低了。时移世易，口语变了又变，汉唐以来，佶屈聱牙的先秦古文，与现代口语和现实生活脱节越来越严重；到了元明清，愈发成为只有经过艰苦训练才能掌握的特殊技能。

学古文，就跟腌制老坛酸菜似的，不经漫长时日，腌不出那个味道来。时间成本太高，实用价值太低。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早就抛弃这一套了。

七、少数民族秀才

在明清的官学教育系统中，全国各地府县生员名额大致相当，但各地经济状况不同，人口基数各异，文教水平不一。廪生及增广生员名额，内地争夺剧烈，边地则有大量空缺。

明朝景泰元年（1450年）五月，云南按察使提调学校副使姜濬上书称：

“学校乃育材之地，国家致治之源，古今所同重也。臣自受命以来，遍历云南各府、司、州、县儒学，见生员多系僰人、罗罗、摩些、百夷种类，性恣愚鲁，不晓读书，不知礼让。廪膳增广，俱不及数，或缺半者有之，或缺三之一者有之。欲将增广、考补，百无一三。惟恐虚费廪禄，因循日久，学政废弛。其各卫、所军生，多有人物聪俊，有志于学，缘不得补廪，无人养膳，难以读书。乞不拘常例，军民生员相兼廪膳，庶使生徒向学，不负教养。”（《明实录·英宗实录》）

报告中称，云南各地州县的官学儒学，无论廪膳生，还是增广生，都录不到官方定额。有的缺员一半，有的缺员三分之一。

更令人震惊的是，各府县的生员秀才，竟然有很多是习汉语识汉字的少数民族子弟，僰人（疑为白族）、罗罗（彝族）、摩些（纳西族）、百夷（傣族）等。

可惜，这些少数民族秀才，“性恣愚鲁”，任性，愚钝，而且粗野，难以继续教化。想要考补增加生员，（原住民适龄儿童）一百人里也找不出两三个。倒是那些发配边疆屯垦戍边的卫所军人后代，有很多聪明好学的，只是国家法律规定，他们都是罪人军卒之后，不能参加童子试，更不得补廪。

所以，这位教育官员特地上书，请求皇上破例，让军籍和民籍的读书娃都可以参加文童考试，补上廪膳生的员缺。

英宗皇帝怎么说？

上准之。

笔者幼时，家乡还流传着一位本地生员的故事。

这位生员家就在老夫家山后不远，他和笔者曾祖生活在同一时期，即清朝末年。估计他的祖上勤俭持家，到了他这一代，积累了一点余钱，供他去汉地进了私塾，去学习汉文汉典。

吾乡元代设府，明清府卫并设、土司流官兼治，乾隆年间改为省直属的直隶厅（少民防务重地），设有府学书院，可开考县试、府试及院试。乡里书生，要获取秀才青衿，在本县即可完成童子试的三级考试，大得地利之便。

但其生员头衔，却非童试获取，而是纳银捐来。所以人们背地里都叫他：假生员。

他买得生员身份后，是否获得官家的蓝袍，已无从稽考。乡间传说，团练（清末地方自卫武装）长官婚礼，他身披羊皮褂子，受邀赴宴。已身为彝民，又衣冠不整，为众所轻。殊不知，其礼金银子数额不菲。团练看了账薄非常高兴（谁会不高兴？），执其手对众宾客说：你们莫瞧不起这位羊皮生员，羊皮底下，藏着多少银子呢，云云。

花钱买来的秀才，当官是指望不上了，考举人更无可能。至于秀才体面，要在连汉语都不通的乡邻面前摆谱，无异于痴人说梦。那么，在清朝末年，一个深山里的少数民族，估计四书五经都读不通的彝人，为何要大费周章耗费银两去买这个劳什子空头衔呢？

当然是为了获取官人身份，以求自保和保全家人。

毕竟，在黑暗压抑的特权王朝，在皇权专制利出一孔的前现代社会，权力的触手深入每个穷乡僻壤，蛮夷之地也难逃荼毒，不堪袭扰。

争取官家头衔，获得皇恩庇护，是稍有积蓄的有识者最优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