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跟我逛洱海》连载：历史洱海

历史洱海

·谢道辛

洱海湖体主要在大理市，北岸连接洱源县东南隅，苍山东麓、玉案山西麓。在古时的云南，

人们为表示对海的向往，常常把湖泊称为“海”，故洱海虽名为“海”，其实也是一个湖。在古代文献中，洱海曾被称为“叶榆泽”“昆弥川”“西洱河”，其中，“西洱河”主要指洱海西南的出口处开始向西流淌、与漾濞江合流的一段；“昆弥川”的叫法则随着昆弥部族的消失而很少再使用。

洱海的名字

洱海，白语称为“洱杲”，直译成汉语就是“下面的海”的意思。在汉文记载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洱海曾有过“叶榆泽”“昆明池”“昆弥川”“西洱河”“西二河”“洱河”“叶榆水”“弥海”“洱海”等名称。最早记载洱海的汉文典籍是《汉书·地理志》，其称洱海为“叶榆泽”。相传，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国（今阿富汗）见到了四川出产的“蜀布”和“筇杖”，得知有一条从四川成都经过云南至印度的民间商道“蜀身毒道”，这条道路可以避开北方匈奴，直达西域各国，对于西汉王朝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武帝派将军郭昌率兵入滇，征服了滇池附近的劳浸、靡莫等部落，设置益州郡，但是，当他们到洱海边时，受到当地昆明部落的阻遏，阻断了汉使西行的道路。汉武帝下令修了“昆明池”，用楼船操练水军以便征讨洱海的昆明部落，史称“汉习楼船”，“昆明池”的名字也由此而来。唐代诗人胡曾在《昆明池》一诗中道：“欲出昆明万里师，汉皇习战此穿池。如何一面图攻取，不念生灵气力疲。”汉武帝征服昆明部落后，在今大理州境内设了“叶榆”“云南”“邪龙”“比苏”4县，其中叶榆为今大理市，云南为今祥云县，邪龙为今巍山县，比苏为今云龙县，而位于叶榆县境内的洱海则被称为“叶榆泽”。到了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王率哀牢部落归附汉朝后，东汉王朝在今永平县设博南县，并调集民夫重修博南道。大量的民夫艰难跋涉在莽莽博南山和瘴烟四起的澜沧江深谷中凿石开路，他们一边劳作，一边悲愤地唱道：“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渡澜沧，为他人”。这首两千多年前由筑路民夫创作的民歌，是洱海区域最早传唱出的歌谣。

唐代时期，洱海曾被称为“西洱河”“西二河”“西河”，当时居住在洱海周边的居民被称为“西洱河蛮”“河蛮”，是今天白族的先民。在绘于公元899年的《南诏画卷》中，包含一幅当时的洱海地图，是我们迄今见到的云南历史上最早的地图。图中两蛇相交组成耳状，内有一鱼一螺，即传说中的金鱼玉螺，是洱海的守护神。地图中还标有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南面河流注有“龙尾江”，即今之西洱河，是洱海唯一的自然出水河道，全长23千米，汇入澜沧江奔向太平洋。地图上的榜题文字说：“西洱河者，西河如耳，即大海之耳也”，称洱海是大海的耳朵。洱海——这只镶嵌在云贵高原上的耳朵，每天都在给大海传递来自苍穹的天籁之音。

有一位诗人在诗中写道：

白族人把洱海

叫作海

他们的帆船

从未驶出

苍山视线。

是的，洱海的帆船从未越过苍山的视线，但是驾船人的心早已通过澜沧江，感受到了大海的涛声。南诏国的金戈铁马威震南海，“南荒奔溱，覆诏愿为外臣”的历史，成为镌刻在南诏德化碑上的铭文。

到了明代，“西洱河”之名被留给了洱海的出水河道，“洱海”之名自此流传下来。

洱海的诞生

洱海，这个美丽的高原湖泊在地球上已有超过6000万年的生命历程。

在距今7000万～300万年的新生代，地球发生了强烈的地壳运动，在欧洲被称为新阿尔卑斯运动，在亚洲则被称为喜马拉雅运动。由于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相互碰撞、挤压，和太平洋板块由东向西对欧亚板块的挤压，使青藏高原隆起，川西、云南断层活动加剧，山岭褶皱紧密，断裂成束，横断山脉形成。在这过程中，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下降地区形成了串珠状的盆地和湖泊，洱海也由此诞生。

在渡过了漫长的童年期后，洱海在距今250万年的第四纪进入了青壮年期。由于滇西北山间盆地继续扩展，形成了湖泊发育的极盛时期，那时的洱海和洱源、鹤庆、凤仪湖泊相通，形成了一片巨大的水体，后来，随着入湖三角洲的发育，凤仪湖消失，洱海也与邓川湖分离。到了距今约100万年前，大理迎来冰川期，万物被冰雪覆盖，呈现出一派高原冰盖景象。在距今12000多年时，大理冰川期结束，冰盖逐渐消融，苍山抬升，洱海水位开始下降，湖水从苍山与哀牢山峡峙的天生桥峡谷外泄，湖面收缩，团山、金梭岛、银梭岛悄然露出水面。随着气候变暖，湖泊四周植物繁茂，鹿和野猪成群结队徜徉在湖边草地。芦絮纷飞，野花绽放，白鹭群集，鱼翔水底，“洱海人”开始出现，在这片神秘的乐土开启了洱海文明的曙光。

先民以洱海为中心创造了史前的“洱海文化”，进而发展出后来的“青铜文化”“南诏大理国文化”“佛教文化”“白族文化”等，这些文化如涓涓细流最后都汇入中华文明的大海之中；洱海之畔建立起了从属于中央王朝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南诏、大理国，结束了西南边疆各部落不相统属，长期纷争的局面，为祖国西南边疆的统一和巩固做出了重大贡献。云南历史上“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许多重大事件不断上演。但是，不管人类有多少作为，建立过多少丰功伟业，都无法与有着6000多万年生命史的洱海相比。如果将洱海的全史压缩成一天，从1万多年前旧石器时代的剑川象鼻洞人作为起点，人类的历史在这一天中所占的时间仅有14秒；而如果从距今5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银梭岛的洱海人开始计算，人类在这一天中所占的时间，则仅有7秒而已。与洱海相比，人类如此渺小，所以，我们更应该保护好洱海，保护好我们的母亲湖。

洱海文化的发现

人类的历史，分为史前史和文明史两个阶段，其中，文明史是人类有确切记载的历史，而史前史是文明史之前的人类历史，是没有记载的远古历史，这段历史在古籍中只是扑朔迷离的神话传说和只言片语的故事，一切都隐没在鸿蒙混沌中。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将漫长的史前时代称为“人类的童年”，现代考古学的诞生，使我们有了回视人类童年的机会，当考古学家们触及那一处处历史久远的文化遗址时，就搭建起了一个个与史前人类对话的平台，听他们给我们讲述来自远古的故事。

以洱海为中心的史前文化在考古学界被称为“洱海文化”，洱海文化也随着历史的发掘发现了其所包含的新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洱海文明是云南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云南古代文明的构建和社会进步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考古通过收集和分析古代人类或与其相关的物质遗存，来认识人类早期历史及文化发展的过程和规律。考古学领域的“文化”大多是以其发掘的地点或典型遗址的地点为名，如我们知道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等。苍洱之间的史前文化，最初被吴金鼎先生等人命名为“苍洱文化”。新中国成立后，大理地区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以洱海为中心的史前文化遗址80余处，这些遗址分别位于岛屿、湖畔和水边的阶地之上，遗址都反映出高原湿地稻作与传统采集、渔猎互补的复合式产业的文化特征，属于同一文化范畴，故在吴金鼎先生等人定名的基础上改称“洱海文化”，而创造这一文化的史前人类，被称为“洱海人”。

洱海是云贵高原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1938年，吴金鼎先生等考古学家首先揭开了洱海文化的神秘面纱。当时，抗日战争已全面爆发，战火硝烟弥漫大半个中国，为保存中国文化的种子，一些学术机构迁到了大西南，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中国营造学社先后迁到昆明。这一次历史的机遇，使一群怀着科学救国壮志的中国第一代年轻的考古学家相约在苍山下，开启了云贵高原现代田野考古发掘的进程。

1938年11月，中央研究院的考古学家吴金鼎先生风尘仆仆地来到大理，他说：“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战时的科学考察活动，……战时的中国科学工作者当恪尽职守以维护我们民族的尊严，也为战后重建家园及至民族的全面复兴做铺路石。”怀着这种信念，他开始了对苍洱文化的探索。他不停地行走在苍洱之间，在挖掘过的沟壑、翻动过的土层中捡拾一些陶片，他拜访了当时尚在大理的英国人类学家费子智，费子智给他看了自己收集的石器和陶片，并领他到捡到陶片的地点查看。费子智1936年到大理做民族田野调查，他撰写的《五华楼——关于云南大理民家人的研究》是第一部研究白族文化的著作。在大理的调查中，吴金鼎先生以一个考古学家的专业眼光，敏锐地观察到苍洱之间存在着史前人类活动的遗迹，判断出这里蕴藏着较为丰富的史前文化。

时值抗战，大理的男人多入伍上了前线，或是参加了战时工作，吴金鼎先生和一起到大理的曾昭燏、王介忱两位女考古学家一起，聘请了当地的15名白族妇女组成了一支女子考古队。正式发掘从1939年年初开始，至1940年6月结束，考古队在大理苍山山麓和环洱海地带先后发现了38处新石器时代以及南诏、大理国时代的遗址，对其中的苍山马龙峰等几处史前文化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工作完成后，他们撰写了《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称：“此次在大理之发现，实代表一特殊之史前文化，似可以与黄河流域之仰韶、龙山两文化并列。此文化之初次发现，即在苍山与洱海附近，故定名为‘苍洱文化’。”这份报告还指出，苍洱文化“足证其与中华远古之其他文化有相当关系”。这一次在中国现代考古学中里程碑式的发掘，进一步证实了中华文明是由多元文化交融发展起来的一个文化体系。

银梭岛贝丘遗址

银梭岛遗址是洱海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遗址。银梭岛古称玉玑岛，是洱海中的一座近岸小岛，位于洱海东岸海东镇南村西侧。银梭岛高出洱海水平面27米，面积约2.5万平方米。2003年10月至2006年3月，云南考古学家在银梭岛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代和部分青铜时代的遗物，共计2万余件，包含陶片约40吨，以及一定数量的动物骨骼。两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均证明，银梭岛是一处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延续至青铜时代的遗址。因在遗址中发现大量的螺蛳壳堆集，按考古学界的惯例，该遗址被命名为“银梭岛贝丘遗址”（简称“银梭岛遗址”），经碳－14测定，银梭岛遗址年代最早距今已有5000多年。

遗址文化特点和文化价值

银梭岛贝丘遗址是云南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是迄今为止大理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文化遗存十分丰富，文化特征具有浓厚的高原湖滨地域特点，从银梭岛贝丘遗址出土的文化遗存以及周边同一文化类型遗址的情况，我们可以逐步还原史前洱海人的生产和生活。

《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中对其文化价值进行了总结：一是建立了苍洱地区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银梭岛遗址四组地层的划分及其遗物的差异，将遗址大致分为四期。其中，第一期不出铜器，为云南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第二、三、四期出铜器，为云南青铜时代的早期和中晚期。二是确定了苍洱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绝对年代。经碳-14测定，得出了遗址相对可靠的绝对年代数据：第一期绝对年代距今5000～4400年，第二期绝对年代距今3500～3100年，第三期绝对年代距今3200～2900年，第四期绝对年代距今2900～2400年。三是丰富了对苍洱地区考古学文化的认识。遗址各时期丰富的遗物包括各期的石器、陶器和常用陶容器的纹饰及器型等，使得人们对其文化面貌的认识大为深入。四是丰富了对苍洱地区史前人类生活的认识。遗址包含丰富的建筑遗迹，包括石房、石墙、木桩、柱洞等多种建筑形态，为梳理该地区石砌建筑、土木结构建筑、干栏式建筑的演变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依据；遗址中出土的大量动物骨骼和螺壳等动物考古资料，则为研究史前人类的经济形态、社会生活状况及其发展历程提供了必要条件。

洱海人的田园生活

居住

在银梭岛遗址和周边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建筑遗存，有石砌、木构、干栏式等建筑形式，说明洱海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在此定居，并在洱海边、海岛和河谷的阶地上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滨水聚落。在湖畔山坡、水边阶地的多为石砌或木质房屋，在临水的地方则主要是干栏式建筑。建筑内有火塘，有蓄藏物品的窖穴，还有不同用途、款式多样的陶器。

家畜饲养

银梭岛遗址中出土了动物骨骼12 585件，包含33个种属，除了野生动物外，数量最多的是猪、狗、黄牛等传统家畜。可见，当时已经有了家畜饲养，原始的畜牧业已经出现。

在银梭岛遗址出土的黄牛骨骼属于中国最早的人工饲养牛种。动物考古学家研究表明，中国传统饲养的家畜中，猪和狗的驯养起源于中原地区，而马、牛、羊等则是通过欧亚大陆史前文化交流传入中国。其中，黄牛传入中国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从西亚，经欧亚草原向东传入哈萨克斯坦，传入中国西北后再传入中原地区；另一条路线是从南亚的巴基斯坦传入云南，再从云南传入中原其他地区。而黄牛传入中国的时间大约在距今4500～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银梭岛遗址中发现的黄牛骨骼是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黄牛骨骼，也可以从侧面证明，洱海区域是中国最先引入并饲养黄牛的地方之一。在大理发现的青铜时代墓葬中发现众多黄牛造型的随葬品，这种牛长有圆而细长的双角，肩胛隆起，被称为“峰牛”，与现代怒江、独龙江一带产的“独龙牛”十分相似。

在云南的历史上，牛一开始被作为食物，后为祭祀的牺牲，在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出土的汉代青铜贮贝器上多铸有牛的形象，是为财富的象征，直到近代，白语或称牛等大型牲畜为“只辉”，即财富之意。

牛耕生产方式的出现是农业史上的一次革命，但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牛耕技术的普遍使用却要晚于中原地区。《旧唐书》记载：“不以牛耕，但为畬田，每岁一易。”“畬田”，即用牛来踩田，这种耕作方式在20世纪50年代仍被海南黎族保留使用。直到唐代，大理地区才有了关于牛耕技术的记载。《蛮书》中记载，南诏“每耕田，用三尺犁，格长丈余，两牛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牵牛，一佃人持按犁辕，一佃人秉耒”。这种二牛三夫，前牵、中压、后驱的耕作方式称为“耦耕法”，主要用于耕作水田，但在绘于公元899年的《南诏中兴国史画卷》中，二牛抬杠的牛耕画面则主要用于耕作旱地。

原始农业

在银梭岛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半月形双孔、单孔石刀，半月形石刀是洱海文化的代表性器型，在宾川白羊村、永平新光、剑川海门口等新石器遗址都发现过同类型器。这种石刀的刃在弦部，刀背有圆形穿孔，便于系绳套在手掌或手指上。带孔石刀是用来割取植物禾穗的工具，类似于近代云南一些民族中使用的手镰，这种收割方式称为“掐穗法”。石刀的大量发现，证明了洱海人已有了原始的农业。根据动物考古学家的研究，家畜饲养要晚于农业生产，只有在首先保证人们食物来源的前提下，才可能顾及饲养动物，这已被证实为一种普遍规律。当时银梭岛洱海人已有较为发达的家畜饲养业，原始的农业应该早已开始，甚至已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在与银梭岛遗址同属洱海文化的宾川白羊村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人工栽培的水稻，证明了当时洱海人的原始农业是以种水稻为主的稻作农业，洱海区域是云贵高原最早种植水稻的地区。

农业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是人类从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意味着人类摆脱了完全依赖自然，由消极适应自然转向积极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农业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饮食结构，扩大了食物的来源，创造了食物再生的途径，为人类的发展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

洱海人虽然已经有了原始的农业，但从出土的大量石箭镞和陶、石网坠表明，渔猎仍是此时他们的重要生产方式。洱海边有茂密的森林，有广袤的水体，优越的自然环境为洱海人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网坠和厚厚的螺壳堆集，说明捕鱼、捞螺蛳已是一项有别于农业的重要生产方式，它奠定了洱海人“靠水吃水”的生活模式。

在洱海区域的史前遗址中还发现了不少的植物遗存，在剑川海门口新石器时代的地层中发现了碳化的栗子、核桃等坚果；在宾川白羊村遗址中也发现了碳化核桃，这说明除了种植水稻外，人们还种植有其他的作物。过去核桃一直被认为是汉代时由张骞从西域带入中原的，但最新的研究表明，核桃其实是多地起源的植物，在西安半坡等一些新石器遗址中也发现了碳化核桃。而剑川海门口发现的碳化核桃，则表明洱海区域也是核桃的原产地之一。20世纪90年代，在苍山西坡漾濞县境内发现的新石器晚期岩画中画有一棵果树，树的两侧有两排对称的圆形果子，在树的顶端有两个人和树枝连在一起，似乎是想表达人踩在树枝上采果子，或是用长杆打果子的场景。这幅采果图中画的极有可能就是采集核桃的场景。

此外，遗址中出土的多达40多吨的陶片证明，当时的手工业已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出土的陶器主要有罐、钵、盘、盆、釜等器物。特别是釜的出现，表明专门用于烹煮食物的“锅”已经诞生，为饮食烹饪方式的多样化提供了基础。同釜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的陶支足，其作用是支撑陶釜以便燃火，陶釜加上3个陶支足组成了当时炊具的基本形式，后来演变为铁三脚架，并一直沿用到现代。

许多学者认为生活在洱海边的史前人类是白族先民最早的组成部分，他们创造了洱海新石器文化和洱海青铜文化。著名的民族史学家马曜教授曾断言：“洱海周围的白族先民是云南新石器文化、青铜文化的创造者，以他们为主体不断融合了后来南迁的僰人、叟人、汉人，形成唐宋时期的民族。”

生活在新石器时代洱海文化区域中的人以高原湖滨湿地稻作农业与传统采集、渔猎互相补充的复合方式作为其生产方式，过着饭稻羹鱼式的生活。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从渔猎到农耕，从采集到畜养，用辛勤的汗水在此安居乐业，繁衍生息，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劳作中，让文明的曙光初现在洱海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