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我你的朋友是谁，我就能说出你是怎样的人

第6章 他人让你更自制：责任感策略

告诉我你的朋友是谁，我就能说出你是怎样的人；如果我知道你怎样花费时间，我就能知道你会变成怎样的人。

——歌德，《格言和反思》

日程表策略常常在和责任感策略关联时最为有效。仅有习惯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按照习惯所要求的去做。责任感意味着我们要对所做的事负责。

责任感是养成习惯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在日常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如果我们相信有人在监督我们的一举一动，那么我们的表现就会不一样。一项任务的截止日期让我们保持工作习惯，滞纳金让我们按时支付账单。当我们认为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时——哪怕我们需要负责的对象只是我们自己，我们也会表现出更多的自制力。

这种倾向很明显。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要求实验对象为其从办公室厨房取用的饮料付费。研究发现，当饮料的价格标签和一双眼睛的图像放在一起时，人们会比当价格标签和鲜花图像放在一起时更诚实地付款。在波士顿，当一个真人大小的警察剪影被放到火车站的自行车停放区时，偷车贼的数量比以往下降了67%。哪怕只是放一面镜子，也会让人们更容易抵制暴力，更勇敢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更努力地工作，并且更容易抗拒诱惑。

另外，如果我们感觉不到肩上的责任，我们就会表现得更差。酒店和旅行中的陌生环境让人们更容易打破健康习惯或者道德准则，使用假名更容易让人们有恶劣的行为。哪怕是用了墨镜这种微不足道的伪装，也更容易让人打破平时一贯的行为准则。

由此可见，对责任体系进行投资显得颇有价值。健身教练、金融顾问、人生导师、高管教练、个人助理以及营养师的职业优势，除了其自身的专业素养外，还在于他们所提供的责任感。对于义务者而言，大多数时候，这种来自外界的责任是绝对必要的。

另外一种建立责任感的方式是把自己向外界公开。小说家欧文·华莱士在其回忆录《一本小说的写作》（The Writing of One Novel）中这样说道：“如果你是一位自由的独立作家，你没有雇主，你的工作不分时间，也没有截止日期，那么你就要通过一些技巧让自己投入到写作中去。对我而言，技巧之一就是对外公布……比如，我终于决定要开始写一本书了，那我便会将这个消息公之于众。”

有人在我的博客上写道：“我会让大家知道我准备做的事，因为如果我没有做成这件事，别人就会说各种闲话，这反倒给了我做这件事的动力，这比事情本身所带给我的动力要强得多。”另一个读者对此表示赞同：“我曾经告诉人们我的目标，我必须为自己所说出的话负‘绝对’责任。我会对自己公开的承诺非常小心，因为一旦我做出承诺，我就必须兑现自己的承诺。”

我的妹妹伊丽莎白利用公共责任阻止自己吃垃圾食品——她患有糖尿病，所以她不能吃这些东西。当她开始一份新工作时，她向同事强调了自己坚持健康饮食的原因。伊丽莎白是一名剧作家，饮食对她来说会是个特别的挑战，因为她的办公室里会堆满各种好吃的东西——松饼、饼干、糖果、麦片、薯条，都是免费的。

我问她，告诉同事自己必须吃健康食品这件事是否会帮助她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她说：“是的，公开我的饮食习惯很重要，我必须通过说‘我不吃纸杯蛋糕’让我把这件事坚持到底。”

“宣布之后，如果别人看到你在吃垃圾食品，你会觉得很尴尬吗？还是因为向外界宣布了你的习惯能让你的习惯显得更真实？”

“一部分原因是我不想让自己失望，一定要坚持不吃垃圾食品。并且，如果我工作时吃了一个纸杯蛋糕，这就会成为全公司的一个大新闻。”

“也就是说，通过公开这种方式能让你把坚持健康饮食这件事变得更简单？”

“是的，同事中也不再有人给我吃纸杯蛋糕了。”

“你从来都没有感到懊恼吗？他们甚至没有问问你是不是想吃？”

“不会！那正是我一直鼓励同事去做的。工作时，我有时会收到特别好吃的纸杯蛋糕，这些蛋糕是洛杉矶最好的面包房制作的。

第一次强忍着不吃纸杯蛋糕时，我都要哭了。但现在，我对这种事情就没什么感觉了。”

伊丽莎白依靠外界力量帮助自己保持习惯，但对于有些人，向外界公开自己的状况则会破坏他们坚持新习惯的能力。一位问题解决者这样写道：“我必须对我的目标保密，否则就会丧失实现目标的魔力。”另外一个人补充说：“我对实现目标的事说得越多，我就越不可能去做这件事。自己默默地去做，反倒有可能达到这个目标。”

和之前提到的一样，关键是要进行自我认知，并且去考虑我们的本性——了解我们究竟是属于公开型解决人群还是隐秘型解决人群。对于像我这样的支持者而言，向外界公开我的习惯并不会给我带来什么不同，系统性的自我责任感更有用。例如，在我的幸福计划中，我许下了很多愿望，为了对愿望的实现情况进行追踪，我还制作了“愿望跟踪表”。（我花了好几年时间才弄明白，其实我想要实现这些愿望的初衷就是我想要建立良好的习惯。）同样，UP智能手环会对我的行动进行记录，虽然除我之外并没有其他人能看到这些记录，但这些信息能让我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运用责任感的另一个方式对义务者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这就是与富有责任感的同伴组成团队共同完成某件事情。这样的同伴会以多种形式出现，例如对缺课学生进行指责的语言老师，因为同伴不出现、必须自己单独工作且因此发怒的朋友，要求学生全勤的导师，或者每天给学员发邮件询问其学习情况的教练。这类同伴能对我们的好习惯起到保护作用。在一项干预性的减肥实验中，一组实验对象被要求单独参加实验，而另外一组实验对象被安排与富有责任心的同伴一道参与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后者取得了更好的减肥效果。

我的一位精神科医生朋友说：“我的精神疗法并不会对患者进行督促，我会试着让他们学会自我督促。教练的职责才是对你进行督促。”

“那么，我觉得应该有这样一些人——相对于治疗师，他们更需要教练，”我说，同时脑海中浮现出义务者类型的人，“对于他人的责任感才是他们真正追求的。”

我的朋友亚当·吉尔伯特创立了“身体顾问”项目，这个项目旨在激发用户的责任感，每天和“顾问”的互动能够帮助人们对自己的饮食和健身习惯进行监督和调整。“大家都想独自完成这件事，”他说，“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告诉他们，既然你会为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寻求帮助，为什么唯独这件事情例外？”

很长时间以来，我都觉得需要对家里养的雪纳瑞犬“爱尔兰人”负责。高中时，当我准备养成跑步的习惯时，我总会带着它一起去。每次当我穿上跑鞋的时候，它都高兴得又蹦又跳——“爱尔兰人”对于跑步这件事情的热情让我无法偷懒，这让我锻炼的习惯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事实上，这项研究是一家宠物医疗保健公司所做的，表明养宠物的人比去健身房健身的人能得到更多的锻炼，并且也更享受锻炼的过程。这种情况在老年人身上尤为明显，老年人如果带着狗散步，他们的这种散步的习惯会比和朋友一起散步更加规律和长久。

即便是虚构的责任感也会对我们有所帮助。我是尹福健身会所“超级缓慢”力量训练法的忠实粉丝，并且我已经成功说服了家人和很多朋友去参加这个项目，目前我是这个项目的第一推荐人。一天，我的教练告诉我：“你的很多朋友认为你在监督他们。”

“真的？”听了这话，我有点儿受宠若惊。

“为什么？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以为你很清楚他们有没有来锻炼。”

我一边忍受着压腿机的折磨，一边思考着他所说的话：“你觉得这对他们定期锻炼有帮助吗？”

“当然，我觉得有帮助。”

我成了一个责任伙伴，而我却对此一无所知。

做一个责任伙伴其实挺麻烦的，我不希望大家会因为我让他们对自己没有坚持习惯而感到内疚，甚至害怕和我联系；况且，一个值得信赖的责任伙伴其实需要做很多事情。当责任伙伴和你的关系并不特别密切时，他们所能起到的作用会更大，这两者之间的责任关系是相互的，我们也可以花钱让别人来对我们负责。亚当·吉尔伯特把这类“他人”称为“同等地位的人或专业人员”。亚当的解释非常专业。“人们并不会严肃对待与其具有同等地位的人，”他告诉我，“如果有专业人员帮助他们，他们会做得更好。”

“是因为他们会付钱吗？”我问。

“如果人们需要付钱，他们可能会更看重这件事，但我觉得这实际上并不是钱的问题。和你地位相同的人不会把你难以接受的真相告诉你，你需要的是一名专业人士。”

有时我们希望别人扮演责任伙伴的角色——但这个人有可能不愿承担这份责任。我有个作家朋友是义务者，她曾经要求她的编辑给她施加一点儿压力。

她说：“当我签好写回忆录的图书出版合同时，我告诉编辑：‘我只能在需要交稿的时候写作，但是我也不想等到快到交稿时才开始写这本书。所以，请在我的写作过程中安排几次交稿日期，让我分次交稿，这样就能保证稿件按时完成。’但是这位编辑只说了‘别担心，这本书一定会很棒，你肯定会完成的’之类的话。他就一直保持着一种对我很慷慨、很理解的样子。”

“后来怎么样？”

“我提前三周完成了这本书。如果我早点儿开始写这本书，可能会更好。”

这位编辑如果知道我的朋友是个义务者，他可能会换一种处理方法。

当然，一些个体能够成为责任伙伴，而且参加责任小组也会对此有所帮助，例如匿名戒酒互助社、减肥小组、幸福计划小组。想法相同的人聚集在一起，在这些组织里人们能够从彼此那里获取责任并且给别人提供责任。在过去几年中，我的一些朋友组成了论文写作小组。他们经常在酒吧会面，汇报自己的写作进展，并且要求小组里的人互相监督负责。“这个组织所赋予我的责任感对工作的完成情况确实有所帮助，”一个朋友告诉我，“这很有趣。”

无论你想要养成怎样的习惯，“比从前更好”习惯小组是人们互相承担责任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这个小组可以由拥有相同意愿的、想要养成习惯的朋友、家庭成员、同事或者陌生人组成。这个小组里的成员甚至都不需要有相同的目标，只要他们都下决心改变自己的习惯就足够了。

没有什么能取代面对面的交流，当然，责任伙伴也可以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联系。虚拟的责任感虽然不够强烈，但更方便。

运用责任感策略的另一种方式是使用“承诺机制”，即通过封锁决定来强化习惯——我们不能改变主意，如果改变主意，我们就会遭受严厉的惩罚。陶瓷存钱罐就是孩子的一个承诺机制，大人为小孩开设一个圣诞账户，孩子们可以把平时积攒下来的零钱在圣诞节之前取出来。据说，小说家维克多·雨果那最奇特的承诺机制就是让仆人把他这一天要穿的衣服都拿走。这样，雨果会赤裸着身体待在书房里，陪伴他的只有纸和笔，他只有进行写作。

很多人会为承诺机制额外付费。在某种很受欢迎的小吃的忠实买家中，有一半人表示，如果这种小吃以固定分量的包装来进行售卖，他们将愿意为此多支付15%的钱。对于人们的这种态度，现实生活中确实有真实范例可循，我家附近的一家食品杂货店就精明地洞悉了人们想要少吃一些万圣节糖果的这种愿望：当对面街上的连锁商店以2.99美元一袋的价格贩卖大包装的迷你糖果时，这家食品杂货店则以4.99美元的价格贩卖自制的小包装同款糖果，而且确实有不少客户花了更多的钱来购买。

另一方面，消费也能成为一个有效的承诺机制。有一个朋友在健身机构获得了购买包含50次课程的健身礼包的特别优惠，而通常情况下人们用同样多的钱最多只能买24次课程，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强化自己对于运动的承诺——她知道自己肯定不会浪费这笔钱。

使用“核武器”是针对承诺机制的一个比较有想象力的做法。一个喜欢对个人能力进行测试的朋友用这个方法禁酒60天。禁酒前，他给自己的助手一个贴好邮票、写好地址的信封，信封里放了一张他写给“反慈善”组织的支票，而这个组织所提倡的观点是他极力反对的。他告诉自己的助手，如果自己在60天里喝酒了，那么他的助手就要把这张支票寄给这个“反慈善”组织。

“这个方法有用吗？”我问。

“当然，这个赌注很高，并且我把喝酒这件事和我的人生价值观相关联，我不可能让这个可恨的组织收到支票。这方法太有用了，我母亲也这么做。如果她在规定的时间内喝酒，她就必须给他的孙子零花钱让他去买游戏碟片。

“她坚持下来了吗？”

“是的。你是没听到我侄子哀求她的那些话，简直太好笑了：‘来吧，奶奶，喝杯酒吧，你值得拥有！’”

这种承诺机制可能对于短期目标更加有效，比如在60天内不喝酒或者写完一份报告，然而，对于想要一直延续下去的习惯改变，则可能收不到如此好的效果。不过，这种方法若使用得当，亦会对刺激长期习惯的改变有所帮助。

无论哪种倾向（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叛逆者）的人都会发现责任感对于发展习惯颇有裨益。不过，义务者会需要外来责任帮助他们达到期望。因此，在形成新习惯的过程中，监督、截止日期、责任伙伴的参与（例如教练、老师、个人健康指导、金融顾问、个人规划师、朋友，甚至是他们自己的孩子），这些因素都能让义务者获益匪浅。

从自身出发，我们很难看到别人眼里的这个世界究竟是怎样的，也无从知晓责任感策略究竟有多重要。有一次，当我在一次会议上等待上台发言时，我和一位计算机科学教授进行了一段对话。这段30秒的对话让我确定了他同样是支持者群体的一员。

他说：“我一直在想怎样帮毕业班的学生提高学习效率，在我们每周讨论论文的例会上，他们常常没有什么进展，这使得例会变得特别浪费时间。所以我在想，如果我取消每周例会，只在他们论文有进展的时候和他们见面，这样效果可能会更好。”

“不，不，不！”我说。我极力调整着自己的情绪，试着让我的语调变得更加理性。“我觉得那样可能没多大用。”我简要地向他介绍了我对人群的分类，然后建议道：“如果取消那种会面，对像我们这样的支持者而言可能会有所帮助，因为我们不需要太多的监督，也不会觉得截止日期是件难以应付的事。但总体来说，支持者的数量还是很少的。那些觉得写论文很艰难的学生很可能是义务者，也就是说，他们需要更多的责任，而不是更少。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有可能是怀疑者，这些人可能在想：‘我为什么要现在做这件事？我为什么不能下周再做这件事？我的论文还有很长时间才需要交呢？’你根本不用担心叛逆者，他们会在自己安排的时间段里把论文写完。”

“那我该做些什么呢？”

“提供外部责任，告诉他们，你希望每周都看到他们有实质性的进展；给他们提出一些阶段性的要求，让他们按照要求完成作业。他们若能感受到更多的责任就能表现得更好。”

“还有截止日期的问题，”他补充说，“我有个极聪明的学生，他的论文写得很好，但是他的成绩却一直不高，因为他总是不能按时提交论文。”

“嗯，这可能是另一种情况。无法按时交作业可能是因为拖延症，他可能会觉得‘限定日期只是建议，并不是真正的最后日期’，这或许是他的一种自我破坏行为。他不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况——终于完成了心目中的最佳作品，结果却被别人妄加评判，所以他才在最后很短的时间里仓促完成作业。这样，如果分数还不错，他就会说：‘我这么聪明，就算随便写点儿什么，分数也不赖。’如果得分不高，他又会说：‘你还想要怎样？我只用了两天时间就完成了一篇论文。’”

轮到我在会上发言了。就在我们互相道别时，我忍不住又说了最后一句话：“记住，像你我这样的支持者并不需要太多的外部责任，因为我们会对自己负责，但是其他人并不都像我们这样看待世界。”我在提醒他的同时，也在提醒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