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长得再大，在父母的眼里永远还是个孩子

儿子生于一九七九年，属羊，到今年应该是四十二周岁了。

他的出生还是有点戏剧性的，因为在他出生之前，还不知道是男是女，我们夫妇就报名领取了“独生子女证”。

那年我在公社当通信员，虽然不是个什么干部，但在“只生一个好的”强大宣传氛围下，各大队每天申报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夫妇，都在公社的广播大喇叭里反复播放。

我和当时的农技员等两三个小青年自然也成了领导做工作的对象。

农技员姓周，刚生了一个女儿，妇女主任已做了几次工作，让他领证。他心里有想法，一直在拖，不想领。而我爱人还在怀孕，孩子还没生，但领导也开始和我讲了，公社里的同志应该带头。

是啊，只生一个是党中央的号召，也是当时全国上下的中心工作，我大小也在机关里算个人，工人农民都要做的事情，我们是逃不了的。干脆就不如放个响爆竹，和妻子商量后，就主动报了名，领取了独生子女证。

结果，不但上了公社的大喇叭，还得了一个面盆和水瓶的奖励，关键是没要领导三番五次的上门说什么。

后来，爱人有些感觉，我记得是九月一日，外面阴天，我就陪她去公社卫生院，一直到晚才生下来，是个男孩。这在当时重男轻女的乡下，还是很开心的。尤其是我年迈的父母，听到已经单传几代了的家庭，添了一个男丁，高兴得不得了，买了许多的鸡蛋，染成红蛋分发给邻居们。

儿子的到来，给我们增加了许多的喜悦，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都是只生一个，生个男孩心情是完全不同的。

虽说生男生女都一样，但还是有区别的。那时候我们周围许多人，都因为头胎生的女孩，而后面千方百计地怀孕想生二胎，许多人为此而惹了麻烦，有的本来是民办教师的，居然把工作都弄丢了。

当时在公社和我住一排房子的王副主任，前面一连生了三个女儿，后来从大队里调到公社当了半脱产的领导干部。看到我们生了个儿子，说要是他也生个儿子的话，他要买三百元钱的红蛋。要知道那时他的月工资也才三十元，也就是说如果他生个男孩，他要拿出十个月的工资来买红蛋。

可能也是双喜临门吧，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八0年，我通过招干考试，被录取为国家干部，先在南面的一个公社工作了几个月，八一年底就调到了当时县农委。

儿子在老家的村里上了幼儿园，到该上小学时我真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送到县里的“实小”读书。

开学前一段时间，我把他带到县城，和我一起住招待所。我问他县城好玩吗？他说热闹倒是热闹的，就是认不得东南西北。他还不知道，他和我们从小生活在乡下不一样，从此就是县城的人了。

县农委，顾名思义就是做农村工作的，下乡是常态。那时的我一个人带着一个刚上小学的孩子，真的很苦。

有一次我下乡了，儿子放学回来一个人到食堂吃饭，自己买了一份饭和一盘子药芹菜炒肉丝。因为还是个孩子，他看肉丝好吃，就又买了一盘。但再吃却是吃不下去了，又舍不得浪费，就拼命吃完了。结果对药芹吃怕了，到现在连药芹碰都不碰。

在整个的八十年代，虽然各方面都好起来了，但我们的生活还是很清苦的。到儿子来县城上学时，我也混到了单位的中层干部，虽然没有什么实权，但上面市里有一般干部下来，正常是我们可以陪同接待。

下面乡镇的同志上来办事，由单位安排，我们也可以陪他们一起吃饭。一顿饭十个人，定额三十元，有好几个菜，很丰盛。

一次，儿子放学到我这里，我告诉他今天不去食堂吃饭了，我们一起去饭店。儿子听说后相当开心，竟然高兴得跳了起来，嘴里喊着“上饭店了”。哪知他是站在一辆大卡车的下面，这一跳正好头撞到车上，疼得哭起来了。

我赶紧把他拉到怀里，拨开头发一看都淌血了。好在是轻微的，用手帕按住就止住了。我笑他是乐极生悲，好东西还没吃到就先淌血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