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不抵抗命令

唯蒋介石旨意是听，唯蒋介石命令是从，是张学良自中原大战之后的行事准则。“九一八”不抵抗、豫鄂皖和西北“剿共”，基本上是按这一原则行动的。从国家观的角度去分析，自中原大战之后至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的国家观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来的维护国家统一、顺从民意、服从中央观念被维护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顺从领袖旨意和服从蒋介石个人所替代。这一思想左右和影响了他对时局的判断与对重大事件的处置。在这一期间，张学良原来和平统一的国家意识被纳入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框架之下。

“九一八”不抵抗，学者对其原因论述颇多，笔者认为如果要追溯其思想源头还是张学良的国家观问题。张学良为什么实行东北易帜？张学良认为，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视已久，抵御外侮，必须国家统一。国家统一之后，外交问题自然由国家出面处理。张学良为什么由政治调停走向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他知道“蒋介石亦系一阴谋野心家。不过，目前国是日非，如非国内统一更不足以对外，我们为整个大局计，必须从速实现国家统一。”张学良就任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后，与蒋介石达成了数条协议，其中有一条十分明确：“在东北遇到涉外麻烦之时，南京应对它负有外交责任。”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告诉杨虎城：“蒋在九一八事变时把我害得好苦，我当了替罪的羔羊。”甚至公开对群众说过：“自从失掉东北四省，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少，无不骂我张学良……上级不许我打，这种隐痛是一时不能对人说的”。张学良为什么说“蒋在九一八事变时把我害得好苦”？为什么说“上级不许我打”？张学良是在为自己辩解还是确有根据？如果说有根据，根据在哪里？考察张学良主政之后的历史，有一个特点，即凡是涉及外交问题，他都请示南京政府，请示蒋介石。诸如中东路事件、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中央都有明确的指令，他都是按照中央的指示行事，而且都能找到文献记载。只有九一八事变目前查不到直接的不抵抗命令，不过，不抵抗的政策有目共睹。

九一八事变是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的继续。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也起于这两个事件，而非起于“九一八”。张学良说：“日本野心家，先利用万宝山事件，再利用中村事件，在国内大肆煽动，以期鼓荡，欺骗日本民众，思以制造成侵华是正当之行动的观念，当时我方已知此种情形。”

1931年7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次长王家桢（曾任张学良秘书）将得到的日本《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报告给南京及张学良，称日本已把中国东北确定为日本国家发展的基础，日本的计划为：“以朝鲜为根据地，以朝鲜人为与中国人冲突的先锋。日本以全力后援之，用武力侵略中国”。顾维钧也向南京中央和张学良多次陈述中日战争危机情况。“所以我事前知道了，情报我们已经有了。”“我们知道他挑拨的行动，要有行动，不能说知道他的计划。”

几乎是在接到王家桢报告的同时，张学良又接到“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风潮的报告，得知东北形势严重，大有开战之势，十分焦虑。故密电东北政务委员会：“亟宜避免冲突，以公理为周旋。”同时，他非常渴望全国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于是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建议：“东北之安全，非藉武力无以确保，日本既一意对外，我方亦应有所自省。现共匪歼灭期近，广东力薄似无用兵之意，吾公似宜执此外患煎迫之机，务期在政治范围解决西南问题。”“由万宝山事件及韩人排华风潮以观，日本推展其大陆政策，有急侵满蒙之意，已无疑问；无论其对手为中国抑或苏俄，事既关满蒙存亡，吾人自应早为之计。”

两封电报充分说明，张学良主张以最快的速度用政治手段解决国内纠纷，政府应该腾出精力，以便全国一致以武力保卫东北。但南京政府的政策和张学良的观点正好相反。蒋介石在庐山召集会议，讨论张学良的报告。7月11日，蒋介石复电张学良：“现非我国抗日之时。”第二天，又从江西剿共战场致电张学良：“若发生全国排日运动，恐被共产党利用，对中日纷争会更加纷乱，故须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时机。”又告诫说：“万一日本进攻，东北军不可进攻，也不可抵抗，以免事件扩大，处理困难。”7月13日，国民党中央常委、监察院长于右任也密电张学良，开头便说：“中央政府把平定内乱视为其头等职责，东北的同仁必须理解这一国策。”这里所说的“内乱”，主要指江西等省的红军，也包括汪精卫、陈济棠等人在广州成立的“国民政府”。

7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向全国发出通电，电称：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揭橥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国策。第二天，即7月24日，张学良致电张作相、臧式毅、荣臻等，称蒋之电文，“语重心长，恻然意外，和平荩抱，昭然若揭，拜捧回环，钦佩莫名。”“际兹外侮凌厉，赤焰方炽，凡属军人，俱应觉悟，宜顺民意而息争，勿逞意气而祸国。如有甘冒不韪，破坏大局，置国家于不顾，乃民众之公敌。勋服膺钧旨，爱护和平，敬当钧命是听，候令行止。”

东北边防军司令部机要室主任洪钫先生曾撰文回忆说，蒋介石为使张学良更加坚信南京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决策，8月16日，蒋又一次密电张：“无论日本军队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这便是学术界至今争议不休的“铣电”。毕万闻先生认为，“铣电”是由张学良的机要室主任洪钫先生在二三十年后的回忆录里公布的，历史档案里至今没有查到，因此，有些学者对“铣电”之有无表示怀疑。但即便没有“铣电”，也可以看清蒋介石当时的对日方针。

笔者赞同毕先生的观点。九一八事变发生当时，不抵抗命令是张学良下的，这一点张学良自己已经澄清。他根据什么下的不抵抗命令，是根据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蒋介石于7月23日发表的通电，即为“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如果说，在此前蒋、张之间讨论对日方针问题，是上下级的意见交换，或是一种主张的话，而这个通电则是作为中央政府的最高国策，向张学良和向全国人民正式公布的。这个通电是作为国策发表的，作为东北地方官员、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一直秉承地方应服从中央的张学良，不能不按这一方针去做。

——摘自《孤独百年：张学良的思想人生》

王海晨著

2025年5月第1版第5次印刷

当代中国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为第一部系统研究张学良思想人生的学术专著。

史料新——张学良遗藏美国的145盘口述录音第一次被系统爬梳引用。

框架新——专以国家观、日本观、战争观、历史观、两岸观、宗教观等形成演变为主线展开传主的传奇人生，挑战了依时记事的传记写作传统，突出了问题的系统性、人生的思想性和解读人物的方法论意识。

视角独特——敢于接近那些鲜有人触碰的人生“密码”，也不避讳仁者见仁的政治“敏感”，不伪不掩，并在探赜索隐、概括总结和史实论证时，不忘“心灵考古”和对孤独缘由的揭櫫。

文思轻巧——思辨色彩虽浓，读来并不觉得沉重；对一些年轻读者而言，张学良可能显得有些遥远，但读时不会感觉陌生或与己无关，因作者表达风格注重与现实对话，并给读者留下了足够的思考和想象空间。

作者简介

王海晨 沈阳人，温州大学教授，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顾问。主要著作有：《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上下）、《张学良与西安事变》（香港）、《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全七卷，副主编）、《和平的毁灭与复活》、《九一八研究》等；历史文献片《战争与和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30集，总撰稿）。在《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抗日战争研究》、《史学月刊》、《光明日报》、《百年潮》、《炎黄春秋》等刊物上发表有关张学良的文章近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