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人为什么喜欢张士诚

研究民俗历史的学者发现，苏州百姓怀念张士诚的传说非常之多。史载张士诚被俘后自尽，葬于南京，但是在民间传说中，吴地百姓专程到南京偷取了张士诚的遗骸，然后埋葬于苏州金鸡湖畔，其用意无非是让张士诚叶落归根，也见证着张士诚甘棠遗爱，昭昭如日月。

（张士诚塑像）

（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吴王张士诚墓，

苏州百姓“挂天灯”、点“九四香”等习俗，相传也源自于纪念张士诚。传说张士诚军队从常州一带败退回苏州的过程中，沿途百姓怕张士诚的将士们迷路，便在路边树立起一根根木杆，在木杆上挂起光亮的灯笼，并取名“天灯”，再后来，“挂天灯”作为一种节庆习俗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中叶。而点“九四香”，则源于张士诚的小名“九四”，“九四”又谐音“久思”，有着一语双光的含义。

“挂天灯”、”久思香”之外，还有“酒酿饼”、“积谷甏”、“讲张”等各种纪念习俗风物流传至今，其中“讲张”特别有意思。

传说张士诚在南京身亡的消息传到苏州，老百姓都很伤心。后来百姓总把朱元璋的法令与张士诚的相对比，更是觉得张士诚比洪武皇帝好得太多，于是大家聚在一起就讲谈张士诚的恩德，这便是”讲张“。

当朱元璋听到苏州人还在“讲张 ”，怀念这个早已一败涂地的死对头，勃然大怒，于是便有了历史上著名的“洪武赶散”——明太祖先后徙苏、松、嘉、湖、杭五府数十万户于江淮，移民遍及淮扬两郡所属各州县

（洪武赶散图）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苏州人还在讲张——当然现在所谓“讲张”，已经有了闲聊的意思。

为什么苏州百姓如此怀念张士诚？

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最重要的一点相比朱元璋对苏州及苏南百姓近乎病态的压迫，张士诚显得要亲善友好得多。

以赋税中的粮食为例。明代洪武年间苏州府的最高税粮是二百八十万九千余石，位列全国第一，比整个浙江省的税粮都多。而之后的弘治、万历年间最高都为二百零八万石，在全国也名列第一。

明代著名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文学家丘濬的《大学衍义补》写道：

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考洪武中(据《诸司职掌》)，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馀，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今国家都燕，岁漕江南米四百馀万石以实京师；而此五府者，几居江西、湖广、南直隶之半。臣窃以苏州一府计之，以准其余，苏州一府七县(时未立太仓州)，其垦田九万六千五百六顷，居天下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余顷田数之中，而出二百八十万九千石税粮，于天下二千九百四十余万石岁额之内：其科征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

元代江南地区赋税比较轻，而明朝以几何级数增加，据明人回忆：

元耶律楚材定天下田税，上田亩三升，中田二升五合，下二升，水田五升。我朝天下田租亩三升、五升、三合、五合。苏、松后因籍没，依私租额起税，有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者。苏州在元粮三十六万，张（士诚）氏百万，今二百七十余万矣。

另一方面，前文提到的所谓“洪武赶散”也是对苏州百姓的沉重打击。

朱元璋效法汉高祖刘邦徙天下富豪于关中的做法。在洪武初年，朱元璋迁江南民十四万户于他的老家凤阳，洪武二十四年又徙天下富户五千三百户于南京，三十年又徙富民一万四千三百余户于南京。江南百姓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失去了原有的土地，政府还不允许他们私自回去，他们非常不满。这些人不敢公开回原籍，便伪装成乞丐，以逃荒为名，成群结队，男女老幼，散入江南诸州县乞食，到家扫墓探亲，第二年二三月又回到凤阳，年深日久，就成为一种习惯，实际与逃荒无关。

否则，怎么能够理解朱元璋的乡亲唱出“自从出了朱洪武，十年倒有九年荒”的诅咒谩骂之词。

朱元璋还通过严刑重法消灭“奸顽富豪之家”，十余年间几兴大狱，往往查无实据就杀人灭族，江南一带富豪在几年间或死或徙，几乎无一幸存。

以沈万三来说，在苏州市区的古刹“报恩寺塔”（又名北寺塔）有一块苏州大富翁沈万三为吴王张士诚所刻立的《张士诚纪功碑》，北寺塔脚下，右侧有一边门，院落里有一亭子，上悬匾额书云“武梁遗轨”，亭中便是张士诚记功碑。这块碑相传为元末江南豪富沈万三为歌颂张士诚政绩而置，张士诚兵败后，沈万三怕受株连便将文字抹去，于是便有了这块只有图案的无字碑。在碑亭的一侧东墙壁上，有“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张士诚纪功碑、江苏省人民政府一九八二年公布、苏州市人民政府一九九O年立”字样。

（该碑采用高浮雕手法，用精细的风格与山东东汉武梁画像石接近，浑朴、雄健，故亭有“武梁遗轨”之匾额）

可见张士诚时期，沈万三与张士诚的互动非常良好，即使在张士诚失败后，沈万三也并未毁坏此碑，由此更说明问题。

沈万三后来被朱元璋抄家发配云南，天南万里，货比货之下，估计他更会追忆张士诚的恩德和友善。

苏州现在有“阊门寻根纪念地”，碑塔约2人多高，四周有石头围栏，中间的碑塔顶部是一个古代明清式的塔顶屋脊，为几层巨石磊成，塔基、塔身、塔顶棱角层次分明，碑额上一圈是浮雕画像，记述当年洪武赶散情景，整个面积虽不大，制作却很精致。背面的《阊门寻根纪念地碑记》写道：

元末群雄纷争，吴王张士诚据姑苏。常遇春溺吴军精兵于阊门外护城河之沙盆潭，破阊门而入，吴王遂大败。及洪武改元，明太祖先后徙苏、松、嘉、湖、杭五府数十万户于江淮。朝代更迭，而移民不断，遍及淮扬两郡所属各州县。姑苏为东南都会，阊门居水陆要冲。于是江南移民多自此出发，沿运河北上，从此“别梦依稀、故土难忘”，口耳相传或见诸文献者，皆以阊门为记认，遂成为中国寻根问祖朝宗圣地之一。岁次庚寅，政府顺应民意，以阊门寻根为题，爰发起寻访移民后裔之行动，行程上万里踏访近百处，汇集资料发掘文史而外，旨在阐明中华同宗同源之理，大江南北无分界域也，更就阊门外沙盆潭旧址“阊门寻根纪念地”，以慰移民后裔问祖之心，亦可圆其报本溯源之愿也。苏州市金阊区人民政府二O一一年金秋。

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康熙帝南下金陵时，对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明朝由衷赞叹，题写了御题治隆唐宋碑，该碑位于今南京钟山南麓明孝陵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