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美国时任总统杜鲁门在一次演说中霸气地说：“美国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强大的国家，也许是地球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1948年，杜鲁门在竞选连任期间，不止一次地重复这个观点：“就算再持续1000年，美国仍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那个时候，美国成为二战战胜国，巩固了世界霸权地位。

“美国在世界上处于领导地位……凯撒、成吉思汗、路易十六、拿破仑和其他任何一个伟大的领袖所担负的责任，都不能同美国所担负的责任比拟。” 这句话，也是杜鲁门说的。

美国二战初期，美国实力一枝独秀。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种局面逐渐被打破，逐渐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美国、西欧、日本的“三足鼎立”状况。

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两极格局彻底打破，国际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美国充当“世界警察”，不断插手别国事务和地区争端。

但是，今年来，尤其是近段时间以来，诸如“美国民主末日”、“美国世纪落幕”、“美国时代告终”此类的标题，散见于美国各大报章评论，仿佛美国大势已去。

美国史学家毛里齐奥•瓦尔萨尼亚却认为，早在美国独立之初，还没有登上世界霸权宝座之时，美国人的舆论已经忧心国运衰落，实际上，这股悲情其实伴随美国成长了2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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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的美国，曾弥漫着一股悲观情绪

美国位于北美洲中部，只有2个陆地邻国，北边陆地邻国是加拿大，南边邻国为墨西哥，东边是大西洋，西边毗邻太平洋，国土面积937.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3亿，1776年7月4日独立建国。

在美国建国初期，美国社会上曾经弥漫着一股悲观情绪，整体倾向是觉得国家前景黯淡，前途迷茫，即便是政治大佬也不例外。比如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在担任总统之前数年曾感叹：“我们的国家将像其他国家一样，将自身事务交到狡猾的家伙手中。”他在完成一个总统任期后，对前景更见悲观：“我们没有蒙受上帝特别的庇佑，我们不是什么天选之子（chosen people）。”

约翰·昆西·亚当斯

“美国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在谈到美国奴隶制时，其担忧更上升到形而上学的层次：“每当想到上帝是正义时，我不禁为自己国家战栗：他的正义是不会长眠的。”

托马斯·杰斐逊

当时，英国和法国仍然是世界霸主，暂时还没有“日已落”，位于西半球新大陆的年轻国家联邦美国，正进行各式各样的民主实验，国力却显得格外脆弱不堪，以致很多政治大佬曾经主张，美国需要新的法律和强大的中央政府，才能避免亡国之运。

《独立宣言》起草场景

美国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于是撰写了85篇文章，汇编成册为“联邦党人文集”，以说服美国人采用新法律，其中“悲观主义”是作品中最常用的词汇之一，出现率极高。这不仅仅是文章的修辞手法，他们在文中确信美国社会摇摇欲坠，即将陷入堕落的深渊。

《联邦党人文集》三杰：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伊

乔治·华盛顿称美国即将面临“掠夺与破坏”，麦迪逊则批评鼓吹联邦解体的政客，会把美国推向“黯淡与险恶”的未来。

02

两种不同的美式悲观

18世纪末，美国总统候选人阵营互相攻讦成为当时的新常态。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康涅狄格州当时就有报纸警告，托马斯·杰斐逊一旦当选“将会公开教导和进行谋杀、抢劫、QJ、通J和luanlun，空气将弥漫着泪水和苦难，土地将渗透鲜血，整个国家充斥着罪行。”

专门研究美国早期历史的学者认为，不应该把上述说法，理解为纯粹夸大其辞的竞选宣传伎俩。正如今年美国大选两大阵营之间互骂，大肆描述对手当选后的美国悲惨前景，背后同样有相当实在的集体情绪支撑，类似的担忧一直伴随美国成长。

政治学家弗朗西斯.威尔逊把这种美式悲情分为“绝对悲观”与“有条件悲观”。绝对悲观者认为，所谓美国根本是个大谎言、大骗局，是诡诈的白人男性玩弄女性、原住民、非裔美国人、工人阶级和移工的结果，这样的国家应当受诅咒、沉沦和被遗忘。

但弗朗西斯.威尔逊认为，这种极端厌世情绪，普遍不受政治大佬、记者、评论家与历史学家欢迎，他们对未来更倾向于有条件悲观。他们会提出灾难即将到临的悲观预言，试图通过解决方案带来新希望，形象近似希伯来圣经中、犹大国灭国前的先知耶利米。

03

小结

纵观美国244年国运，美国国内的忧患意识，甚至危机感，就不曾中断过。正因为这种忧患意识，伴随着美国的诞生与崛起。

当然，美国国力并不会历久不衰，但国运衰落的警示其实由来已久。从宏观历史视野观之，无论客观形势如何恶劣，这种忧患意识曾经不断警惕和动员美国人，为共同目标奋斗。 因此可以相信，同一份美国式的悲观，终究可以滋养出叫人乐观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