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 作者：李晨光

戒

我已度过82个春秋，回想起来大半辈子嗜烟纵酒，到老终于都戒掉了，彻底改了。老伴做好菜后，曾劝我说喝点酒吧，少喝点，要不这菜就吃的没意思了，但我不为所动，再无丝毫念想。我想，此生与烟酒绝矣，不妨回忆一下与这两位多年老友的结交与绝交，真的有些意思。

吸 烟

我的烟龄连续43年，占了至今生活岁月的一多半，从17岁开始，那是“大跃进”时代，全民大炼钢铁的红火年华。在“拔白旗、插红旗”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被定为“反社会主义”的“白专分子”，开除学籍，押送榆次北山“劳动教养”。“劳教”与犯人“劳改”基本相同，夏秋两季在荒山野岭刨耐火材料“坩质土”，揹铁矿石，在暗无天日的简陋煤窑挖煤。冬天，因识乐谱混进了以劳教人员为主的“北山晋剧团”。我其实什么也不会，但能给演员们刻印剧本，能在条幕后给台前的演员提词，还能写“海报”。师傅让我学一种乐器，打小锣。师傅名徐凤斌，人长得很排场，是个文武场的全面手，他是乐班的核心——鼓师。

武场的铙钹、梆子、水钗、马锣都在鼓师的左手，只有小锣在他的右手，而且是坐个小凳。师傅右手持鼓键，左手持摇板，嘴上还要常叼着纸烟。一支烟吸完了，他向我呶呶嘴，让我从他的上衣兜里掏出纸烟，用火柴点着，送到他的两唇间，他边吸边打鼓，忙个不停。起初，我只是给他点烟，后来想到师傅对我很和蔼，就自己买烟，给师傅点着吸。那时演戏常在夜里，容易困乏。不长时间之后，我就一点两支，一支送到师傅嘴上，另一支自己吸。老实说，我在他手下什么也没学会，为什么，他舍不得打我，对别人说：“看他戴着眼镜，是个读书人，下不了手。”

那年冬天很特殊，榆次北山上只卖“大前门”和“恒大”两种高档烟，“大前门”0.35元一盒，“恒大”0.28元一盒，这两种烟都有诱人的香味，我很快就上瘾了。那时劳教队每月根据表现给发“奖金”，我常是一等6元，除了买肥皂和牙膏外，全买了纸烟。

至春节前后，我离不开烟了。解除劳教后，我回到城里，在工程队干活，自己挣上工资，买最便宜的“顺风”和“绿叶”吸，都是一毛多钱的，差不多每天一盒。“三年困难”时期，纸烟要凭号买了，有时买不到，不吸就感到很不自在。那几年，忽然又有了高价的进口烟，阿尔巴尼亚的“福利”烟，保加利亚的“莱依卡”，都是扁的，浓郁的巴尔干烟草味，一两元一盒，很贵，偶尔买一两盒过过瘾。

在老家几无收入之时，我吸过8分钱一盒的“支农”烟，还用烟斗吸过呛鼻呛嗓的“小兰花”，那是实在无奈了。

从事文秘工作后，吸烟更频繁，烟瘾也更凶。常吸劣质廉价的雪茄“三游洞”，湖北宜昌产的，一天一盒，味很呛，但特别过瘾。我一般不吸别人给的“白烟”，我的“三游洞”通常也无须给人，别人看不上。当了个小小主任后，家里不断有别人送的“阿诗玛”和“红塔山”，我几乎不吸，存着。

戒 烟

我真的几十年没想过戒烟，总觉得“不可一日无此君也”。但退休前学会用电脑“五笔”打字了，那时是右手的食指敲击键盘，打不快，边打边想，左手把着烟，边想边吸。

2001年，花甲之岁在榆次的一家小宾馆里起草《儒商常家》。我一贯早起，从凌晨4时到8时，是最佳工作时间。出版社给我包的那间客房不大，我在“云雾山中”操作。服务员敲门打扫卫生，她推开门后退了出去，说：“你这满屋是烟，我进不去，能不能打开窗子，让烟走走？”我于是门窗大开，一股清冷的风吹进来，屋里的烟顿时向窗口飘去，轻轻的，慢慢的，稳稳地平行移动，我看着从自己口鼻中呼出的浑浊空气飘出去，而后进来的是洁净的、清爽的新鲜空气，虽然稍凉些，却是那样的轻柔，那样鲜美，那样温馨，从没有感受过的舒服，肺腔仿佛经受着洗涤，一种莫名的、纯自然的气息沐浴了我的鼻孔、气管，沁入全身的血液。

我忽然想到，世上本有这样舒心、这般美好、如此纯净的享受，为什么要吸那浑浊的烟呢？从这天起，我与“香烟”告别，没有向任何人宣告，连妻子也没给她说。

与我共事多年的瘾君子，曾经开过玩笑：“改烟太容易了，我已经改了好多回。”还有的说：“他（指我）真的改了？我看谁都能改，他绝对改不了。”最开涮的一位说：“一个人竟然能把烟改了，那他什么坏事干不出来！”

当然，停止吸烟之后，有过两三次又打开烟盒，正在犹豫，想起了我的祖父，父母亲说过他为了加入基督教，把大烟枪扔了，自己反锁在窑里，几天不吃不喝，难受得用手挖墙壁、抠地，把手指抠得流血，7天7夜之后，戒掉大烟了。独自悄悄一想，祖父连大烟都能改掉，我就改不了个小烟？于是把烟放下。每有反复，很快就被祖父改大烟的事迹征服。再以后，纯粹不想了。再再以后，看到吸烟就躲，对烟完全反感，就真的、彻底的戒掉了。

喝 酒

我的酒龄虽比烟龄迟些，但比烟龄更长，63年。18岁时，在工程队第一次领到30多元工资，不是高兴，而是痛苦，我正当青春，不应该早早地离开学校。读高中时，想的是毕业后报考北大图书馆系，一生沉浸的书的海洋中。

命运在捉弄人，继“反右”中父亲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后，我于第二年被定为“反党集团骨干、反社会主义分子”，失去了读书机会。“劳动教养”十个月后，到街道工程队就业，当个卖苦力的泥水工。

兜里装上首次的劳动工资，我想哭，想到从此我就是个干活挣钱的“苦力”，这辈子至此断了读书之路，只好如此了，今后就是干活、挣钱，挣钱、吃饭，吃饭、干活。怎么？想怎么？能怎么？只好这样，活一天算一天吧。

经过北门外的小酒馆，看到里面有人在喝酒，他们喝得很高兴，我何不也想开些？于是进门，向掌柜了二两“竹叶青”，那时很便宜。我要了一碟花生米、几片豆腐干，自酌自饮。小口喝时感到有些苦，但多少觉得刺激些，二两快喝完时，一位工友进来，他又给买了半斤，两人对饮了。边喝边说，也不知都说了些什么，只是感到心里舒服了些。再后来站起来时头重脚轻，两腿发软了。工友把我送回家，已是半夜，父亲走过来，扬起手打了我一巴掌，骂了一句。这是开始，后来多年不喝，至少是没钱，喝酒的欲望也不强烈。

喝酒上瘾是“文革”结束之后的事，收入稳定了，岳父每天给我家做饭，每天中午要给弄两个小菜，凉拌豆腐、花生米，有时还切点猪头肉，把酒盅摆好，等我下班就餐。岳父自己从不喝酒，妻子埋怨他太惯我了，岳父说：“咱们王家没人喝酒，看到他喝，像个男子汉，喝点吧，喝了高兴。”

妻子说归说，她父亲去世后，她依然是常给我弄点下酒的，不止小菜，大鱼大肉上了桌，更能多喝些，几乎天天不离了。喝的最可怕的一次，是在林场与几个工友误把两瓶工业酒精当白酒喝光，当晚有三个人住了医院。

我尤其喜欢全家人过年聚餐时喝酒，我家有围着餐桌搞“古诗接龙”的活动，挨个背诗句，接不上的就喝酒。老实说，这是我夫妻俩和三个儿女最开心的时刻，每当此时，我往往能享受酩酊之乐。

古稀之年，老伴善于烹饪，整几个好菜，把酒瓶、酒杯饭前就摆到桌上，甚至给我斟满，常喝北京的永丰二锅头。我不同于别人，每天早晨必喝，二两左右。中午多喝啤酒，每餐一瓶。晚间不喝，喝了睡下后胃不舒服。

戒 酒

前年某日，早餐时不想喝了，老伴问为什么，我真的说不出为什么，就是不想了，她说：“少喝点。”我答：“一点也不想。”就这样，把酒也停了，不是喝不起，是真的没有了丝毫的欲望。偶尔赴宴，对酒无趣，以水代之。

我六十改烟，八十改酒，下一步只剩改饭了。说给朋友，友曰：“改饭早着呢！”我答：“实在难改的话，就把中餐改成西餐，天天喝点稀的。”友人一笑。

作者简介

李晨光，山西临县人，1942年生，中专毕业，高级工程师，就职于山西省关帝山国有林管理局。主编《太岳山志》、《关帝山林区志》，编著《儒商常家》、《晋商茶路》、《晋商十大家族》、《晋商堡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