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选取的两位作家及其作品，在衡量文学作品的最常用指标上，并未对称。首先是作家身份在现实社会当中所取得的认同程度大为相同。而玛格丽特·米切尔在一次车祸之后用多年时间详尽深入的研究南方战争史料，在此基础之上写出《飘》这部杰作，《飘》的经典地位是毫无疑问、不可动摇的，玛格丽特也因此而跻身世界上最伟大的女作家之行列。而主流文学评论界对于励婕这位女作家似乎依旧是陌生的。

励婕的身份定位也略有尴尬之嫌，作为一位风头渐渐淡去而被铭记之处仍被怀疑的年轻作家，不具备如最年轻的一代文坛喧嚣者90后般被批判的噱头，又未积累起足够长者关怀的资格阅历。一位年届四十的女子而笔名为安妮宝贝，也即在某种维度上表征了励婕面对主流文学界时的尴尬处境。（为避免时刻处在这层境遇的提示之下，本文中进行论述之时将使用作家的真名励婕。）

其次是两位作家的文体风格形态也未完全对称。

玛格丽特·米切尔的文体以及叙述风格是经典常规形态。而励婕的叙述，虽然其文体也基本上可以被归为“小说”这一属类，但其叙述风格所展示的基本是文学的原材料。在她的作品中，到处是随意放置的故事的雏形。她的碎语种充满了文学盛宴的主料、佐料，她无心经营只是将这些原态半原态的质地展露，其中穿插着大量的“旁白体”讲述，在部分作品中，甚至以“旁白体”为主。如《清醒纪》中与一个导演之间的故事，作者用了一些简单的对话来讲述故事，与其说这是她讲述故事的一种叙述手法，毋宁说这只是一种日记性质的记录。

所谓“旁白体”，是因其在文本中的功效、特质与戏剧中的“旁白”具有某种同构性。旁白事实上是戏剧中一个非常常见的术语。而在励婕的小说中大量出现所谓“旁白体”，之所以将这种叙述风格命名为旁白体，是因为在事件的进行当中，励婕总是以自己的身份来对叙述中出现的诸种不同的事物进行自己的非论证性的评价、感慨，这些“注解”励婕浑不在意需要放置于叙述中出现的人物而非叙述者的名义之下进行，并且大量“笺注”与叙述的走向无关，它与戏剧旁白所实现的表达自己内心私密感受的意义更为接近。正如戏剧旁白偶尔会提示剧情后续一样，励婕的旁白体偶尔也会涉及到叙述的脉络。

（下图为其小说改编电影《七月与安生》）

而此类以旁白的方式来占据叙述的主导地位，则是既在叙述的共同体之中，又不在其中。因为旁白体中的叙述核心、美学旨归、精神向度等叙述的深层所指，都是基于共同体的物质文化形态。然而旁白体的直接所指，直接导向却并不是叙述中的共同体本身。

她对于故事叙述形态远没有米切尔严谨。这一点却意外的暗合了中哲“恍兮惚兮”不对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做严格定义的大体风格，而20世纪之前的西哲严格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然而纵使是完全对称的作家作品，也未必就可以断定具有深刻的可比性。在经典性上是否隶属于同一级别，并非决定两部作品是否具有可比性的绝对指标。本文之所以进行这样的选取，是因为在女性角色、女性小共同体的相互关系、孕育神话或器物的表达上，两位女作家的作品堪堪处于两个极值的端点之上。笔者认为在这样的意义上，存在着最大张力的可比性。

第一部分 认同

1. 女性个体与男权社会

第一节 花木兰：反叛与二重认同

在汉语语境的惯性普遍思维中，“花木兰”已经成为一个形容词的最高级形式，这个形容词的内容指涉向女性具有或者说饰演的男性特质。花木兰参与这场战争的这个运动本身，确确实实挑战了传统中男性与女性的社会角色分工，以及分工背后所隐藏的对两性的价值划分、判定、认同。然而她挑战传统女性地位的做法，在多个层面上相互牵涉、彼此关系微妙转递。花木兰的真正特点在于，她看似背离传统女性地位，实则深深回归以及根植与传统、常规之中。

细读花木兰的传说，会发现花木兰能够被赞扬的先决条件是对男性认同的伪装与从属。花木兰最被赞扬的核心并不在于花木兰对于男性军队体制的质疑、反抗，恰恰相反，花木兰完全服从于军队的男性角色建制，她从军的过程中以掩埋自己女性真实身份的方式，表达对于男性军队绝对化统治地位的服从。

花木兰被赞扬的深层原因，是因为花木兰对于集体社会的两重认同功效。第一重认同，是女性为家庭牺牲，花木兰从军是为替父出征，尽孝道，而并非花木兰自己的意志与人生理想支配下的任性的自由选择。第二重认同，是个人为共同体牺牲，个人为共同体创造利益。花木兰进入军队以后，保卫的是整个的共同体，宣扬的是个人的利益低于、绝对服从于共同体的利益。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到：“人对两性的功能有着各种各样的信念最初，这些信念没有科学依据，仅仅反应了社会神话。”花木兰能够成功的伪装为男性角色，恰好也证明了这一点，证明了分工在一定意义上仅仅是社会神话的产物，而不是科学基因所限定的不可能被逾越的界限。然而这种社会神话何以能够形成？波伏娃写到：“早期男人的主动性，有赋予它至高尊严的一面：它常常是危险的，如果血液只是一种营养液，那么对它的评价就不会高于牛奶。但狩猎者不是屠夫，因为他在同野兽搏斗时，要冒着出生入死的危险。为了提高部落、本氏族的威望，战士把生命置之度外。他以此戏剧性的证实了，生命对于男人不是最高的价值。相反，生命应当为比它最重要的目的给创造出来。降临在女人身上的最凶险的祸根是，应当把她排除在战争之类的袭击行动之外。因为男人高于动物之处不在于给予生命，而在于用生命来冒险。这就是人类没有把优越性赋予去分娩的那个性别，却赋予了去屠杀的哪个性别的原因。”【1】形成以后又基于什么样的机制得以维系？她继续论述到：“两种类别的人在一起时，每种类别都想把他的主权强加给对方，如果两种类别的人都能够抵制这种强求，他们之间就会产生一种时而敌对、时而和睦、永远处于紧张状态的相互关系。如果其中一个类别的人以某种方式取得了强权，有了某种优势，那么这一类别就会压倒另一类别，准备让他处于受制地位。”【2】花木兰正是有能力超越这种社会神话背后的深层的偶然性，抵达社会神话规定性的反面。然而在运动过程当中，强势的群体，也即男性社会神话的缔造者和维护者，将对花木兰进行形态被伪装的镇压。由此花木兰的道路便是一个在认同、复归之间取否定之否定意义的道路。

第二节 郝思嘉：强力意志花木兰

郝思嘉在战争期间的塔兰庄园，由于生存压力所迫，也由于个人意志的强烈，砥砺出了男性一般的品格。郝思嘉在花木兰的二重本质规定属性上，与花木兰这一中国文化历史记忆纵深处的原型、典型，具有同构性。其一是郝思嘉进入男性领域后的屈服与伪装，郝思嘉以习得的或悟得的完全男性化的经营方式从事男性事业。郝思嘉并没有在商业运营过程中显示传统女性被赞扬的诸多中特质如温和、周到等，相反，她将男性商业化力量使用的比男人更为极端。她所使用的是一种极力扩张自己的强力的开放式认同。

其二在“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维度上与花木兰同构。郝思嘉所表征的并不是自己独身一人的美国梦，郝思嘉投身的是新兴的资产阶级这一个大的共同体，与传统或者说没落南方贵族之间的斗争。尽管郝思嘉出发的导火索是一己私利，但是郝思嘉在身份认同中扮演的深层角色是共同体中的一员。我们甚至也可以认为，在某一维度上，郝思嘉的直接动机与花木兰一样是“替父从军”。而郝思嘉的特色在于，她处于极端强力意志的那一个极致点上，郝思嘉的家庭中有三个姐妹，是郝思嘉成为了女性认同与男性势力转折之间的个体，而非郝思嘉的两个妹妹，这是由于郝思嘉性情中及其浓郁的强力意志的扩张色彩。早在南北战争没有开始，就有的南方经济一切稳定恒常，郝思嘉尚未接手任何商业的情况之下，她就已明确的表露出了她开放式的、密集型的强力扩张意志。

郝思嘉对于双胞胎兄弟、媚兰的兄弟查理、以及后期的准妹夫的态度，都并非出于情感因素的需求，而对于查理有抱负心态以及接近媚兰夫妇的心理要求，对于妹夫有经济利益的考量，不纯粹是扩张、征服式的强力意志在起主导作用，而早期郝思嘉对以双胞胎兄弟为代表的一批县内的贵族子弟的态度，则都是情感维度的侵略。在对于这些人的作为上，郝思嘉所需要体现的是对自己的魅力、能力、美貌的认同，是在爱情领域成为掌控者、优胜者——这类实际多维度为男性所垄断——的意志性满足。

第三节 乔：消极意志花木兰

励婕的女性主角几乎都一以贯之的相同特点：强烈的甚至极端的暴躁的，拒绝女性在家庭中传统稳定的角色。从早期作品中喜好游荡、反叛，做第三者的女性角色，到稍后期作品中沉默安宁的形态“非暴力不合作”传统女性地位的女性角色，无不力图远离故土、夫家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正统女性归宿。从这个维度探讨毫无疑问乔是反传统男权垄断的。在这一层面的意义上，乔岁未涉及任何冒险的大规模肢体战斗，但是乔完成了男权主导的社会中花木兰的又一次背向的认同过程。然而乔占据男性认同地位的过程是消极的。是在心理综合症的作用下行为的结果，此点将在后文关于疾病的专章中予以详细论证。

尽管郝思嘉与乔都在某种程度上承担或者说是窃取，男性的社会功能地位，但是他们之间存在着多个维度的异质性特点。励婕与米切尔的差别则在于，郝思嘉更倾向于叙述女性在于经济价值维度的利益创造，女性自我的意志扩张与女性身份的重新认同和定位，而励婕笔下的女性则在反抗女性在情感生活中的地位，并且时常将两个人之间私人的问题，牵涉到普适价值层面探讨。

1. 女性个体与女性他者

第一节 刘兰芝与夫家幼女——不稳定的女性小共同体

在女性身份原型、典型与表征的选取上，两位女作家笔下的人物与花木兰具有同构性，然而她们叙述中的人物都未能得到花木兰最终的圆满式结局。这或许可以从女性小共同体的关系角度予以解读。而其中则以刘兰芝为悲剧性的原型参照。刘兰芝要抗争的是焦仲卿母亲的驱逐禁令，禁令的原因众说纷纭无法确知，但诸多学者都共同认定“无子”应当是相当重要的一项缘由。尽管在郝思嘉或者乔所处的近代以及当代的价值体系当中在，这并不能被当做一项妻子的罪行来处理。（事实上她们也并未遭遇无子的偶然事件）但是她们都一样面临着个人偶然情形与社会价值规约的一定程度的对立。

刘兰芝没有任何以生命之中的资本反抗的可能性、可行性，她若实施反抗行径，便是质疑、对抗、摧毁整个社会的道德立法。如若刘兰芝试图反抗，她唯有立于整个社会的道德立法约束范围之外——她唯有死去。这是一个读者与评论者都无比熟悉的故事，一份无比常规的解读。而人们却鲜有从刘兰芝与小姑关系去阅读这个故事。刘兰芝与小姑的关系，是一种女性团体的集体喑哑、复杂、及其不稳定的关系的呈现。女性小团体关系的建立，是在夫妻小团体之外的与其它小夫妻团体或家庭团体结盟的非线性关系组合。这个女性小团体与夫妻小团体的关系复杂微妙，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女性小共同体的关系得以建立，是基于夫妻关系，小姑是丈夫的姊妹；另一方面，两个共同体之间并非正向的、互补的、始终可以预测的关系。刘兰芝从夫家临行之间叹“小姑如我长”，这个时间、感情的倾诉对比对象被选择为小姑，并非是偶然而是某种意义上的必然，不被婆婆见容，在一个传统家庭中，除去侍女唯一可以接近的角色只有小姑。（或者妯娌，无论小姑或者妯娌，成立女性小共同体的原因与可能面临的风险，除却财产风格、亲缘关系等本文将不予讨论的世俗家庭问题上的不同，在本质上并无区别，故此一应以小姑普遍代替。）

第二节 郝思嘉与媚兰：共同体的竞争一极

郝思嘉与媚兰之间的关系，则是女性小共同体的一个复杂的极端喻例。在女性作为女性结盟之前，首先考虑的是女性作为“人”所涉及的利益驱动。媚兰便是郝思嘉在情感意义的偶像追逐路上的最大绊脚石——当然这是郝思嘉自认为如此。在郝思嘉与媚兰组成女性联邦之前，媚兰已经“侵犯”了郝思嘉人格情感意志上的喜好与需索，而郝思嘉的做法是力图回报以更多的侵害。郝思嘉对媚兰，总在企图上希望保持战略意义上的清晰冷酷，而在郝思嘉所执行的实际的对媚兰的战斗中，她时常战败时常自己投敌自己为敌所感。然而尽管如此，郝思嘉与媚兰之间组成的女性小共同体仍然无法列入稳定、良性循环的范畴。

如若女性小共同体的稳定性都难以维持，那么将诸多个小共同体连接为一个女权主义的女性共同体的社会实践必然是为了福祇而举步维艰。同时，这种“竞争”或者说对抗、破坏性质在协作中和作用之下仍然强烈的女性小共同体的文本个案，是否是西方文化自由主义、以及对个人意志稍过于放纵的某一层面后果。

第三节 乔与同性恋女子：共同体的畸形合作

女性小共同体的另一极，则是励婕笔下的女子，如《八月未央》中的乔，女子乔逼迫另一女子朝颜同她一起，以伴侣或者说夫妻一般的形态来维系生活。媚兰与郝思嘉的情敌性质的内在对峙，可以认为是女性组成的小共同体之中相当极端与激烈的一极，二人（具有攻击性的一位主要是郝思嘉）在情感目标上，因为本质追索属性而注定对立。尽管这种对立的情况非常复杂，并非绝对化意义上统一的一元状况，它仍然是以内在对立为意志主导的，占据抗争的重要一极。

而乔与朝颜的情况则恰恰想法，其中一者将追求亲密的意志无限制的扩大，违背另一女子意愿，使用极端手段，试图强行将这名女子捆绑为自己的女性终身伴侣。乔试图与朝颜共同抚养孩子，乔试图以合作的方式与朝颜共同走完人生历程。

在有关家庭或邻居等邻近的自然小社区内，如若有持续的呈良性状态发展的女性小共同体，则无疑是会由微观到宏观、由零到整的对女性整体构成的弱势共同体，起到和谐的拖动作用。然而事实上，女性小共同体的维系由于受到各种左右利益的影响，而极容易摇摆、走向极端。曾有一些激进的女性主义理论家们极力鼓吹女同性恋，认为这种形式是对女性权利的真正有力保证。而事实上企图扭转他人自然的私人的喜好性别对象，未必是解放女性行之有效的道路。在既有的社会文化传统与普片意识形态的框架之中，此类做法很可能造成伤害，《八月未央》中便是文本佐证。这种相互关系是女性小共同体中合作型发展的一个极端。然而这个极端却并不是最大值的一个顶点。

第二部分 驱逐

第一章 症候隔离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写到：“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没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玩过，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任何一种被成为神秘之物加以对待并确定令人大感恐怖的疾病，即使事实上不具有传染性，也会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传染性。”【3】诚然，病症是个人被社会统一体在意识认同领域“驱逐”的一大重要缘由形态。以下部分即将对两位作家作品中疾病，以及疾病带来的意识认同的破灭与驱逐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节 励婕的叙述人物：Amok综合症

德国著名心理学家克雷培林在《精神病理学读本》中，提到大脑病变是心理疾病的主要原因，并且根据生无论的观点来给精神病理学分类，他认为心理疾病向生理疾病一样，可以根据病变区不同来分类，每一种精神疾病都有一个不同的器质性原因，并且能通过一组明显的症状表现出来，被叫做综合症。

文中指涉这些“病态”的人们，“病态”这个词语此处取其医学上的中性色彩的意义，不在任何层面上指向日常用语中污蔑诋毁的意义。励婕早期作品笔下很多主人公处在莫名的孤立状态，与世界与他人无有精神层面的任何正常的交流和沟通，最后将压抑的东西选择用极端的方式倾泻。用励婕本人在另一部作品《清醒记》中的话来讲“与个性无关，仅仅只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机会得到这个通道。没有人告诉他们如何建筑这条通道。亦没有人带着他们上路。最终封闭在自我的深渊里。有些人一生都在摸索爱的真相，一生都是盲目。这样渴望爱，但从来不知道自己能否得到它。”【4】。

励婕笔下的女子，所患的是一种“残暴疯狂综合症（Amok）”,“这种综合征特别是忧郁的沉思，随后突然出现攻击和暴力行为，这一幕似乎通常是对侮辱和冷漠的反应，并伴随迫害感，随后有冷漠和疲劳的表现”。【5】女子乔的症状，便是残暴疯狂综合症，幼年由于受美丽的单亲母亲虐待，长大以后性格在长期的沉寂与短暂的狂暴之间两级摇摆，她与一名女性朋友相恋多年的男友发生关系并怀孕，强行求索该位女性朋友此生与自己共度，并最终将这名女性朋友逼至自杀身亡。乔的残暴疯狂综合症，更多的暴力攻击不是肢体，而是情感与肢体的双向暴力攻击。

研究者已发现了充足的证据，证明不良人际关系环境对心理健康的不良影响。【6】励婕笔下的人物，以乔为典型代表，（事实上励婕的人物有些类型化的倾向。）俱是在不良人际关系的影响下产生的心理疾病患者，他们甚至有可以营造各种综合症症状的潜在动机——都拒绝重新塑造与他人以及与这个世界的良好相互关系，以综合症的状态来向消极关系另一极的他者示威、彻底隔绝、宣泄仇恨、完成自我独立价值，从来导至消极关系向更加消极乃至绝望的端点发展。一种以心理疾病状态和实质的表现，来标识自我的认同与反认同悲剧。缺乏集体认同的内在原因，是因为一切都高度统一、密封的被认同化了，只有在一切皆同的处境下，才会有疯狂标明闪烁甚至变态的自我的行为频频出现，并一度成为畅销作品。因为认同感过于深厚，所以才需要以极端、决绝、心理学意义上变态的方式，来宣誓和执行背离集体认同的极端自我认同。

苏珊桑塔格所说的疾病的隐喻，是群体对于所患疾病个体的，基于某种“神话”恐惧感的一定程度的隔绝；而我们在励婕作品中，所发现的，是个人借由心理疾病神话的隐喻，力图脱离集体。励婕早期的成名作品《告别薇安》，即是典型，试图以一种看似美好而又冷漠的姿态，抗拒病态以及病态中的变态，对抗高压中的淹没与平凡。

第二节 郝思嘉：创伤心理记忆

郝思嘉最终幡然醒悟自己对于艾希里的感情，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情愫，而小说也并未采用定义和直接说明的方式，向读者交代，郝思嘉对于艾希里的心理究竟是怎样一种情绪机制。笔者认为，郝思嘉纠缠艾希里多年，是创伤心理记忆的疾病形态和疾病康复周期。郝思嘉在艾希里处，受到认知挫败与意志挫败两重创伤。

事实上，郝思嘉对于艾希里的感情，更大层面上是在进行偶像崇拜，和受挫心理的康复惯性。郝思嘉是一个意志极为强烈而信仰又极为淡薄的人，故而她的某种内在渴求，精神性的、安慰性的、持续性的、并且非物质性的渴求，驱使了郝思嘉为自己寻找一个偶像进行拜膜。

艾希里具备年轻英俊优秀等特色之外，具有某种郝思嘉所不能够理解的特质，他看似处处处于郝思嘉的经验知识之内，而又处处位于郝思嘉的经验能力理解之外。郝思嘉在于艾希里处受到的第一重挫败，是认知挫败。也即郝思嘉其实不了解实在的艾希里亦不欣赏实在的艾希里这一实体存在，郝思嘉的做法是将自己某一懵懂理想，从自己唯心的思维中抽取出，粘贴在艾希里身上。那么这个被粘贴的对象为何是艾希里而非查理等人？因为艾希里让郝思嘉受挫，郝思嘉的性情中存在着单向度的强大的意愿。而在她的记忆经验当中，她这种“征服”的强力意志一直是攻城拔寨所向披靡——小说一开始就叙述了双胞胎兄弟等诸多郝思嘉的折服者。郝思嘉试图在艾希里处，康复自己的“强力意志”，因为恰好正是艾希里上让郝思嘉体验了第二重挫败：意志挫败。

第三节 “第一性”病症分析

本部分将从精神疾病、肉体疾病，熟是第一性熟是第二性的问题予以分析论证。因为上两个部分，对于郝思嘉与乔的探讨，一个是心理因素所导致的心理记忆以及基于此的行为状态，另一个是心理、情绪、态度、行动等多方面的综合症。而事实上，在两位作家的作品当中，都大篇幅大力度的设计到了纯粹的肢体疾病及其隐喻。如《飘》中的战争伤亡、病痛、疟疾等等。以下即讨论两大类疾病关系的书写表征处理问题。即疟疾与心理综合症的对比以及学者在写作之时对于两条疾病路线熟显熟隐的取舍选择，来研究所选取的东西方文学、文化文本中疾病隐喻对于个体与集体之间认同以及离弃的相同或相异之处。

《飘》中是一隐一显，两条疾病的脉络，显性的是南北战争所带来的肢体上的病痛，如截肢、子弹穿透、疟疾等等病痛；隐性的则是心理层面的症候。而在励婕的作品中，显性的、最引人注目的是精神疾病与病态心理，隐性的才是肉体病症。这是东西方文化本源上内在的差异，抑或是后现代以后的“本末倒置”？抑或是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疾病本身的定位不同？或者仅仅是两位作家自己本人的个案差异。然而笔者认为，《飘》作为一部经久不衰的经典典籍，其代表性地位足以确定毋庸置疑。而励婕的作品，作为新世纪初期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时代、政治、经济、文化语境下一度流行过的作品，至少可以表述出一小代人某一段时间内针对某一些问题的看法与价值取舍。更确切的说，《飘》是在表达一个物质贫乏的年代中的疾病，所以其疾病的显性与隐性主线关系如上文所论述。然而励婕的作品，是写于物质相对富足的中国的相对富足的年代，尤其其作品往往在物质相对富足的地域——上海市。物质疾病与精神疾病的关系问题，如何看待这两者，本身也涉及唯物与唯心二层隐喻谁是第一性的这一古老论争。

第二章 再造之疏离——孕育之神话

第一节 孕育的神话

苏珊桑塔格完成了极为出色的讲述与论证，然后她忽略了一种惯常的女性“类疾病角色”，女性的生育功能隐喻。此处将这二概念并置，绝无任何对母亲的伟大地位的诋毁甚至丝毫微词之意。这种并置，是基于准母亲的怀孕期与常人的身体机能各项指标有异。并且孕育期通常也不被归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常规健康时态。

在在生育的隐喻神话当中，存在着两级，将孕育者推向神坛——神圣化的一极；也即孕育的圣母神话；或者推向另一极端，关于女巫的邪恶言说。而不论是哪一个极点，都脱离正常社会形态。而在玛格丽特与励婕的作品当中，就分别存在着这两种极端隐喻的具体形态。

第二节 媚兰：生育图腾

在《飘》的叙述当中，媚兰一直身体柔弱多病不似郝思嘉那般拥有沸腾的生命意志。媚兰虽然没有患苏珊桑塔格所论证的浪漫派标志性的肺结核，但是媚兰的柔弱疾病无疑为她增添了几分浪漫、温和、忧伤的色彩。媚兰的常年身体不适，是对媚兰性情的一重复制、渲染、隐喻。这一状况其实与苏珊桑塔格的论点只是疾病的形态不同，而涵指非常类似，故而不再赘述。此处将重点探讨的是媚兰的难产。孕育本身显然不是一种常规意义上的疾病，但是生育本身是一个比肺结核更具有隐喻性的身体机能状况的变化；而难产，在某种程度上则因为很可能在一个过程之中丧失两个生命而更具有悲伤的隐喻意义。

而无论是在媚兰的平日疾病，还是最后的难产，所隐喻的都是一种圣母式的图腾。媚兰其实一直是被排除在尘世之外的象征意义上的牺牲品。媚兰在人间的历程，是伴随疾病之身，宣扬圣母般柔和的美德与道义，最终以难产这种终极方式，完成对于图腾的献祭。这个图腾就是媚兰本身，在《飘》中媚兰是圣母、圣女、圣灵三位一体的。媚兰的难产则是受难一般的意义指向。

第三节 乔：婴儿禁忌

在励婕的文字当中，没有太多太正常的生育描写，或者是对人类延续的崇拜。在励婕的文字当中，大多描写叛逆的少女所涉及的非正常道德形态的男女关系，所以励婕笔下的婴儿往往是一种道德禁忌下的无辜产物。

如上文所提到过的作品《八月未央》。乔与朝颜的男友生下一个婴儿。励婕没有给予这个婴儿任何“新生”的神圣与喜悦的意义，恰恰相反，励婕对这个婴儿的描写，有几分阴郁的非真实想象色彩。励婕规避了真实的婴儿形态，因为存在“婴儿禁忌”。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论及过游牧民族对待婴儿的态度极其因由，事实上，《八月未央》中对待婴儿的态度与之非常相似，是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处境的一次重复。《八月未央》中写作的真实别经以及叙述女主角生活的社会情境背景有以下几点共同之处：第一重，灰色孕妇待遇心理。第二重，人口过剩消费昂贵的婴儿无用论。增添新的人口仅仅是增添负担，对于处在晦涩人生中的励婕主人公来说，她因为其自身的身份设定，是一个在钢铁水泥的丛林中游牧的人，没有固定遗产恒定价值等珍视物品需要托付、流传，以实现现世价值在肉体消亡之后继续存在而非毁灭，从而将婴儿置于冷血、低等的半废弃状态。毋庸赘述婴孩是一个尚未开始的人生历程，其中充满了各种偶然的可能，《飘》对待这种未来的可能性的态度是积极乐观的，《飘》对婴儿是执肯定态度，将媚兰的生育置于人类圣坛之上。而《八月未央》的“期待观”是晦涩甚至已经腐烂的。在尚未开始之时就将一切偶然性查封为禁忌。这种禁忌只是由于一个个体，自己私密的绝望情绪，抑或是在以某种极端的方式表征时代压力。

小 结

本文从个人认同的归属感形态、阻力，以及认同背面的驱逐两大角度，针对疾病、情感等时常与小共同体发生多维作用的元素，进行了平行研究和探讨。在东西文化的几处截点领域阐述了文本所表征的极值点并予以多重究察和评价。

参考书目：

【1】（法）西蒙·波伏娃著，李强选译《第二性》，背景，西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0页

【2】（法）西蒙·波伏娃著，李强选译《第二性》，背景，西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3】（美）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疾病的隐喻》，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第5页

【4】安妮宝贝《清醒记》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2004年版，第49页

【5】（美）劳伦·B·阿洛伊，约翰·H·雷斯金德，玛格丽特·J·马雷斯 著，汤震宇，邱鹤飞，杨茜译《变态心理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上海，2005年版，第12页

【6】（美） 劳伦·B·阿洛伊，约翰·H·雷斯金德，玛格丽特·J·马雷斯 著，汤震宇，邱鹤飞，杨茜译《变态心理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上海，2005年版，第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