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过程很梦幻、自由”——他们在贵州拍电影

《路边野餐》中扮演老医生的老人叫赵达清，平时在家带孩子。为了让她进入角色，副导演每天中午要领她去诊所坐着，让她观察、体验医生的状态，到了晚上再让她不断地念台词。（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1月24日《南方周末》）

《路边野餐》里，男主角陈升刑满释放，开着朋友的车在葱绿的山区公路上盘旋。汽车时左时右、忽上忽下地行驶在一阵一阵的白色迷雾中，这一典型的贵州公路风景，恰到好处地与车内两人飘忽不定的命运和起起落落的心情融为一体。

1966年，才几个月大的王小帅随着支援三线建设的父母从上海迁居贵阳，上海人在贵阳郊外的厂区中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小社会，王小帅在那里生活到13岁。受这段童年经历的影响，2005年以来，他先后拍了三部以贵州三线建设为背景的影片——《青红》《我11》《闯入者》，分别入围了戛纳、圣塞巴斯蒂安、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青红》更为他赢得了戛纳评审团奖。

《青红》背景设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贵阳。高圆圆饰演的青红，父母支援三线建设从上海来到贵州，有着身为上海人的骄傲，而青红生长在贵州，对上海并无向往，她爱上一个当地农村小伙，却遭到父亲强烈反对。（资料图/图）

2011年，24岁的贵州本土侗族导演吴娜拍出了处女作、剧情片《行歌坐月》，反映侗寨青年男女的爱情和成长，但片子未能引发轰动。

那一年，尚未拍出《路边野餐》的毕赣带着学生作业《老虎》参加了中国独立影像展，认识了同样参展的吴娜。后来他还当了吴娜第二部影片的选角副导演，到几个县里去物色小演员，也许是因为晕车，最终没能找到合适人选。

如今吴娜淡出了电影圈，打算写小说。大学时代的电影梦让英语专业的她从广州跑到北京电影学院旁听，最终拍出了两部影片。但之后写电影剧本时，吴娜总在想：“现有预算下能拍出来吗？”

《老虎》是毕赣与小姑父陈永忠的第一次合作。当时毕赣想找一个带孩子气的中年人，于是发现了自己的小姑父。小姑父混过黑社会，进过监狱，还去缅甸管理过赌场。拍《路边野餐》时，毕赣觉得小姑父庞杂的人生经历与尴尬的身体语言非常符合男主角陈升“蹩脚诗人”的形象。（资料图/图）

毕赣开始拍《路边野餐》时，预算之低，甚至让吴娜怀疑片子是否能拍下去。毕赣做到了。凭借这部拍摄成本仅20万的电影，毕赣一举斩获洛迦诺国际电影节最佳新导演奖、最佳处女作特别提名奖以及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毕赣成功地创造了“荡麦”——这既是他的电影公司，又是他以家乡贵州凯里为原型虚构出来的电影世界。

2018年11月17日，四位贵州籍电影人——章宇、曾美慧孜、陆庆屹、毕赣带着自己的入围作品亮相第55届金马奖颁奖典礼。曾美慧孜凭《三夫》提名最佳女主角，在颁奖现场，毕赣带着《地球最后的夜晚》剧组，就坐在她右前方。“看着他在那，我心里也踏实了很多。”曾美慧孜说，“在那种大环境当中，会有老乡的情结。”

曾美慧孜参演过娄烨的电影。她后来出演的角色大多是底层、边缘的女性，如洗脚城小妹、性工作者。在《冥王星时刻》中，曾美慧孜饰演的女主角春苔有一场起床梳头的戏，重拍了很多次，导演章明没有反馈建议，只是让她一遍遍梳头。（资料图/图）

入围酒会上，陆庆屹和章宇热情拥抱。几个月前，两人同在西宁参加FIRST青年电影展，章宇看了陆庆屹的《四个春天》，哭着用完了一包纸巾。

2018年，陆庆屹的《四个春天》、饶晓志的《无名之辈》和毕赣的《地球最后的夜晚》陆续在国内上映，三位贵州导演不约而同地选择用贵州方言讲述了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电影世界》杂志前主编徐元感叹：刚好是三个导演，两个演员各三个作品，也不是同时拍的，但刚好都在2018年面世。

另一部以贵州为背景的电影《合群路》出现在2018年底的海南岛电影节上。导演罗汉兴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刚刚签下宣发公司，影片将于2019年上映。

章宇来自贵州都匀，是饶晓志在贵州大学艺术学院的师弟，毕业后进入贵州省话剧团，2008年开始北漂。在《无名之辈》之前，章宇就在饶晓志的话剧《你好，打劫》《蠢蛋》扮演角色，还做过饶晓志话剧《你好，疯子》的执行导演。2018年，他因在《我不是药神》中扮演“黄毛”一角为观众熟知。（资料图/图）

在天亮时分杀青

拍《四个春天》前，北漂陆庆屹先后做过编辑、广告、平面摄影师。2012年、2013年，他先后写了豆瓣日志《我妈》《我爸》，收到数千条转评赞。

2013年春节起，他拿着一台带录像功能的单反相机，回到贵州老家独山县，开始拍摄父母的日常生活——吃饭、劳动、唱歌、爬山、挖野菜。拍了四年，积累了近250小时的素材。陆庆屹想把手头的素材做成电影，但不懂剪辑。他买了两本剪辑软件教程，从零开始学。一天剪16个小时，剪了20个月，几乎无人知晓。

拍电影最大的问题是钱。纪录片成本较低，加上是回家拍，陆庆屹并未太为资金发愁，剪辑期间他停掉了工作，由一位朋友资助。

《路边野餐》的前期拍摄资金主要来自毕赣的老师丁建国，共二十多万，影片所获得的巨大声誉为他的第二部长片《地球最后的夜晚》拉到了大笔投资。

话剧导演饶晓志一直想拍电影。每次签新的话剧合同时，他都会坚持写上一句“该剧的影视改编权归导演所有”。2014年，制片人殷乐看了饶晓志的话剧《你好，疯子》后找上门，希望将其改编为同名电影。饶晓志坚持添加的改编条款终于派上了用场。

电影《你好，疯子》还未上映，英皇集团也找他谈合作。饶晓志本来提出了一个科幻故事，却因为一首贵州方言民谣打算改拍小人物。2016年8月，饶晓志和章宇参加完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从伦敦飞回北京。因为恐飞，饶晓志在飞机降落时，点开了章宇推荐的《瞎子》——民谣歌手尧十三用贵州话唱柳永的《雨霖铃》，勾起了他对贵州家乡的回忆。不久前老家一位远房亲戚过世，饶晓志却想不起对方生前任何细节，他突然对小人物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无名之辈》的灵感由此产生。

有赖于做话剧多年积累起的资历和资源，饶晓志的两部电影《你好，疯子》和《无名之辈》都是找上门来的合作。“不能把我作为一个纯粹的新人导演来看。”饶晓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无名之辈》中的演员章宇、任素汐都是他话剧的老搭档，“我跟电影圈不是很熟，跟戏剧圈也不算太熟。”《无名之辈》上映后，饶晓志曾在采访时说道。

这与2008年的情况已大不相同。那时他还年轻，正在筹备一部叫《爆胎》的电影，一家公司让他误以为自己拿到了投资，剧本、演员搞定后出现问题，电影未开机就泡了汤。

筹备许久之后，《地球最后的夜晚》《无名之辈》同在2017年夏天开机。《地球最后的夜晚》在凯里取景，因美术场景未达要求，开机当天便停拍，一天损失数十万元。近一个月后重新开机，却一直进展缓慢。过了一个秋天和冬天，2018年2月9日清晨7点，《地球最后的夜晚》终于在天亮时分杀青。

《地球最后的夜晚》拍摄期间，饶晓志的《无名之辈》在距凯里几十公里外的都匀顺利完成拍摄，只用了47天。

孤军奋战的陆庆屹也终于剪出了《四个春天》的第一个版本，在一位艺术家邻居的帮助下，他在北京举行了两场小范围放映。

陆庆屹的豆瓣好友、电影人赵珣看了片子，大受感动，决定要将影片送入院线。赵珣任制片人，开始搭建后期团队。《四个春天》在三个影片中最早开拍，却最晚进入电影工业流程。

2018年4月12日，《地球最后的夜晚》成功入选戛纳“一种关注”单元。过了三个月，《四个春天》在FIRST青年电影展获最佳纪录长片奖，陆庆屹收获了身为导演的第一个奖项。

导演罗汉兴带着处女作《合群路》也参加了2018年FIRST青年电影展。他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制片人，通过对方辗转介绍，影片得到某影业老板赏识，帮助他找到了现在的宣发公司。罗汉兴总结：“像我们新导演出来，要么你就是在电影节上发光发彩，要么能找到一个欣赏你的人，反正两条路。”

罗汉兴对自己的职业路径有清晰的规划。他的定位是做商业片导演，想开创一种新的喜剧类型，但新人缺乏资源，做商业片没人买账，连演员都谈不来，只能先做一个有内核的小成本电影，通过参加电影节，积累口碑、获取人脉，让下一部片子做得更大。

2018年10月1日，第55届金马奖公布入围名单，《地球最后的夜晚》获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等五项提名，《四个春天》获最佳纪录片、最佳剪辑两项提名。贵州演员章宇、曾美慧孜分别凭借《三夫》和《我不是药神》提名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

《无名之辈》《地球最后的夜晚》《四个春天》于2018年底、2019年初先后在院线公映。《无名之辈》在上映初期短暂沉寂后迅速逆袭，以千万级的成本创下了7.94亿票房，成为2018年年末一匹黑马。《地球最后的夜晚》作为小众文艺片，引发了空前的关注和激烈的讨论。《四个春天》目前超过一千万的票房在纪录片中表现突出，豆瓣评分也高达8.9分。

野生的蛮劲

1958年，国家文化部决定，各省均应建立自己的电影制片厂，贵州电影制片厂应运而生，以拍新闻纪录片为主，短短三年后便因经济困难撤销。贵州周边四川、湖南、广西、云南的电影制片厂都在1970年代陆续恢复，唯独贵州长期空缺。

2018年受到关注的贵州电影人，只有演员章宇完全是贵州本地高校培养的。饶晓志跟章宇是本科校友，1998年进入贵州大学艺术学院。回忆当年，他反省自己连艺术概论也未好好学过，唯一看过的一部戏来自当地的话剧团。直到有一位师兄从北京带来一本孟京辉的《先锋戏剧档案》，他才发现戏剧那么好玩。2001年，饶晓志考入中央戏剧学院，他认为是环境的改变促使自己喜欢上了话剧，找到了发挥才华的场所。毕赣、饶晓志、陆庆屹等人都非电影导演科班出身。陆庆屹高中没念完便离家北漂，没有上过大学，他的电影知识主要靠看书、观影自学。2015年他在豆瓣标记为“看过”的电影841部，平均每天看2.3部。这位自学成才的剪辑师，最终获金马最佳剪辑提名，还将负责导演周浩的下一部片子的剪辑工作。

徐元认为，并未在精英高校接受专业训练，让一些贵州导演身上有一股野生的蛮劲。“浸淫在这个产业、小圈子里头的人可能会觉得我不要太出格，不要做枪打出头鸟的事情。”

《路边野餐》里出现了一个40分钟的长镜头，这多少与毕赣毕业后曾跟师弟梁凯开了一家婚庆工作室有关。在跟拍婚礼过程中，他们随着新郎新娘在酒席中穿梭，这段经历使毕赣对长镜头的调度熟谙于心：“这种过程很梦幻、自由，很接近诗。”

由于技术粗糙和细节穿帮，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曾建议将长镜头剪为三截，但没有被采纳。毕赣曾说：“我想用写实的方法，在持续的观看中获得完整的空间。”

拍《四个春天》时，陆庆屹更是连专业的设备都没有，只有一个单反相机。这给后期制作带来了很大麻烦：单反相机的画面是每秒29.97帧，而电影的标准帧率是每秒24帧；拍摄时没有独立的收音话筒，而是用相机自带的话筒，需要改成符合院线标准的声道。看到后期团队花了不少精力去调整，陆庆屹才意识到一部片子从开始到上院线中间有“一万件事情”。

制片人赵珣感叹：“你平时做任何其他的项目都不会碰到这样子的情况。任何一个在电影学院的环境下摸爬滚打后，他一定是摄24帧的，一定是在同期的时候把声音的问题考虑进去。”

罗汉兴最初想做电影制片人，那是他在美国学的专业。回国后，他开始在领英、脉脉等平台上找合作方，却发现影业总裁、导演、编剧，一刷一大把，要么名不副实，要么盲目自信，“没有找到合适的，全部妖魔鬼怪”。

罗汉兴干脆自己写了一个剧本，当起了导演。在一个北京文艺圈的贵州老乡群里，他认识了一些做电影的老乡，通过他们介绍，找齐了剧组工作人员，都是80后、90后。

《路边野餐》用的也多是非职业演员，即便到了《地球最后的夜晚》，一些配角仍由素人扮演，比如饰演女主角闺蜜邰肇玫的是毕赣的姑妈。非职业演员一面对镜头就僵硬，戏份只得事先排练。姑妈在凯里开了一家火锅店，副导演余世学每天下午四点到店里去，趁客人不多之时，跟她对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戏，如此持续了约三周。

余世学说毕赣选角注重“面孔感”。比如，男主角罗纮武的父亲一角要有“社会”的感觉。非职业演员给电影带来了独特的粗粝质感，即便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去磨合、培训才能捕捉到那种感觉。

《合群路》的男主演高震本职工作是互联网公司产品经理。罗汉兴向一位在北京开酒馆的老乡倾诉自己想拍电影，找不到男主人选。老乡便推荐了自己的客人高震。聊了不到10分钟，罗汉兴问：你想不想跟我玩一把？

由于高震不是贵州人，首先得学会讲贵阳话。罗汉兴把剧本用贵阳话录下来，让高震每天听着录音学。拍摄期间，高震请了一个月假。罗汉兴本来非常担心他的台词，却发现他一个字都没有错，反倒是几个贵阳哥们儿紧张得出问题。拍完电影，高震便辞职玩摇滚去了。

即便是野路子和草台班子出身，受到认可的导演们最终还是进入到专业的、正规化的电影工业体中。《地球最后的夜晚》请到了汤唯、张艾嘉等大牌明星，以及《刺客聂隐娘》的摄影师姚宏易、王家卫的灯光师黄志明、多次获得金马奖最佳原创音乐奖的林强等。

毕赣曾比较自己两部影片的制作过程：“之前拍《路边野餐》是一个很私人的电影化的体验，它非常的手工业，然后《地球最后的夜晚》就变成了第一次跟电影工业的沟通对话。”

南方的乡愁

《路边野餐》里，男主角陈升刑满释放，开着朋友的车在葱绿的山区公路上盘旋。汽车时左时右、忽上忽下地行驶在一阵一阵的白色迷雾中，这一典型的贵州公路风景，恰到好处地与车内两人飘忽不定的命运和起起落落的心情融为一体。诸如此类的处理，让贵州的地貌参与到了电影的抒情与叙事中。

毕赣电影的凯里是一座潮湿、苍翠、破败而神秘的小城。而对于吴娜来说，凯里是一个干净、文明的大城市。她初次从榕江县城来到凯里读高中时，这一地级市对她来说太大了，她甚至害怕迷路。“他的电影创造的是超现实的空间，我看到的是现实的凯里。”

方言也是“在地感”的重要来源。毕赣说，方言让他更有写诗或台词的欲望。

《地球最后的夜晚》剧组安排了专人指导几位主演学讲贵州话。副录音师梁凯是贵州人，负责指导黄觉和张艾嘉。梁凯跟黄觉一起用贵州话读莫迪亚诺《八月的星期天》，一点点纠正发音，每天还要用贵州话聊天。一开始，梁凯不知如何把握话题分寸，只好讲讲今天去菜市场买什么吃，慢慢地，两人聊得越来越多，黄觉讲他过往的经历，还好奇地问起《路边野餐》里的场景，他们就一起去看那些地方。

徐元认为，是否具有地方特色并非衡量电影好坏的标准。与其他两部贵州电影相比，《无名之辈》并没有浓烈的贵州地方色彩，它是一个普世的寓言：乡下人进城的故事。这个故事放在别处也同样成立。影片虽然在贵州取景、采用贵州方言，但并未调动当地的人文地理景观去叙事或抒情。

饶晓志的老家贵州桐梓县紧邻重庆，是沟通黔渝的交通要道，包括重庆、四川在内的西南地区都让他倍感亲切。他并不追求在《无名之辈》里讲一个只存在于贵州或西南的故事。“人物的方式是西南的，但他们遇到的困境不是只发生在西南。”

饶晓志觉得西南人习惯用游戏消解悲伤。《无名之辈》的主角马先勇经历了大的变故，周围人仍会嬉皮笑脸地拉他打麻将。“他的伤是深夜自己舔的。”饶晓志说，“人与人的相处比较近，但又是心灵上的远。”

电影中的贵州充满独特的诗意，但当下真实的凯里或独山却越发接近任何一个五六线城市的样子。

陆庆屹儿时记忆中的独山已面目全非，《四个春天》里他家的小楼也差点被拆迁。县里曾打造名为“独山传奇·梦之都”的影视城，规划占地10.8万亩，是浙江横店的两倍，几年后投资人被判入狱，土地就此荒置。

《四个春天》里，陆庆屹的父母上山挖野菜、采药材，走着走着，能歌善舞的母亲就情不自禁唱起歌来。陆庆屹最初想在影片里反映独山风土人情、邻里关系，但内容太庞大，容纳不下，最后还是选择集中在父母身上。（资料图/图）

片中，陆庆屹父母贴近自然、充满艺术的生活状态，对独山的年轻人来说，已不太熟悉了。连他生活在当地的老同学都感叹：原来在小城里还可以有这样的人生，就隐藏在我们这里。陆庆屹觉得，随着父母那代人的离去，那种生活可能就消失了。

他感觉独山人并不像他那样留恋过去。他在北京看到不少人跑去郊区当农民，想着是不是独山那个地方也需要这么一个过程，“才又重新去发现山野的乐趣、劳动、人跟土地的关系。”

陆庆屹认为，对创作者来说，最便利的事就是挖掘他熟悉的东西，比如家乡。年轻的创作者拥有真正张望世界的条件，却仍有挖掘本土的意识。

在王小帅、毕赣和陆庆屹等人身上，徐元看到了相似的乡愁，只是情感底色不同——作为三线建设子弟，王小帅在贵州是受伤的，他是一个哀怨的外来者；而毕赣极其自信，是坚定的“凯里主义者”；少年离乡的陆庆屹拍《四个春天》则有一份和解的意味。

还在大二时，毕赣拍过一部名为《南方》的15分钟剧情短片，在校内影展上获最佳影片奖。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你把作业的名字叫做《南方》，但你明明在北方，那个东西就是有乡愁的。”毕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