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每个人都能拿起手术刀，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玩得转画笔，更不是每个讲师都能在讲台上牢牢抓住学员的心。但有人却能将这三者令人艳羡地集于一身，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创伤骨科副主任付中国教授就是其中之一。

在大师云集的骨科界，较之那些名头响当当的泰斗们，付中国教授一直谦虚地自称为“小字辈”。但是作为一名从医30年的“老”大夫，他已经显现出一枚骨科明日之星正在升起的实力和德行：看病看得仔细、手术做得巧妙、学生带得用心、著书立作还能自画手术示意图、对上是科主任好助手、对下尽心栽培年轻医生、把护士当亲姐妹，把病人当亲人。

付中国教授与科室护士

放弃画家梦做个好医生

无论是出门诊还是在办公室，付中国都会随手携带两样高科技“武器”：一个迷你Ipad、一个酷酷的黑色液晶写字板。当他给病人解释病情或手术方案时，为了便于病人及家属理解患部异常构造及拟定的解决方案，他通常会拿出这两个宝贝之一，将患处的骨骼、肌肉、神经、韧带等组织结构快速勾勒出来，对比分析正常与病态组织与结构的不同之处，然后画出他将如何通过手术使患者的受损部位尽可能恢复正常。

每当他用这两个宝贝给患者、家属画图演示时，初见者无不啧啧赞叹，既为付教授所展示的医学技术的高新而称奇，也为他信手拈来的手绘图示讲解所折服。寥寥几笔，红色的肌肉、黄色的骨骼、蓝色的血管、白色的神经，它们如何在某个部位分布，一目了然。

不知道大家观看沙画表演有什么感触?作画者总是轻易就舍得将刚创作完成的一幅画作或抹去或覆盖，瞬间又在其上撒拨出另一幅构思巧妙的新作，令人总是为上一幅被创作者亲手“抹杀”掉的作品而心痛。

当付教授给患者画解剖图讲解病理时，记者也会有这种痛惜感。往往在观者还沉浸在这幅因你而诞生的图画中时，他已在你一眨眼的工夫将其抹掉，三笔五笔就又把另一幅画呈现在你的眼前。对他而言，这仿若囊中取物，得之不费吹灰之力。对于绝大多数毫无解剖常识的病患及家属来说，这无疑是一堂形象而又意外的医学科普课。

付中国教授的童趣画作

“您学过美术?”记者以为付教授一定拜过高人学画，没想到他的答案是：“没有正规学过，是小时候照着画报、画片自学的。”有人的艺术造诣源自天赋秉异，有人需后天苦修。绘画对于少年付中国，则是兴趣所在。这项爱好，陪伴付中国度过了清苦的十年下乡生活。其间，乡间草木、动物、小伙伴都是他的写生对象。

1976年周总理逝世后，应公社干部要求，他用2天2夜画了一幅两个门框大的总理巨幅炭笔画像，画得很投入也很传神。“哇!老付大夫的儿子真有才!”自此，乡亲们家里老人去世，没钱去放大遗像的人家，也会请他画一张老人的遗像。虽然还是一个中学生，付中国已在当地小有名气。“如果没有返城，我就被公社招去做宣传工作了。”

付中国教授画作

付中国教授画作

不过，1979年，老付大夫在响应毛主席“6.26”号召下乡行医10年后，又带着一家老小回到了长春市。他这会画画的儿子当年参加高考，报考的两所学校——鲁迅艺术学院和白求恩医科大学都先后发来通知书。

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专业，付中国不知如何选择。但是父亲的一句话让他不再犹豫：“当医生吧!因为做医生积德救人，而且什么时候都用得上。”在老付大夫当时看来，当个画匠只是在红白喜事时给人画个画，平时画点宣传画、写些宣传标语，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实际用处。虽然很喜欢绘画，付中国还是听从医生父亲的建议，放弃了画家的梦想。“至今都特别感谢父亲帮我做出的这个正确决断。”

关注肩关节源自人生最大的遗憾

提到父亲，付中国心里一直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遗憾。

在他读大一时，77岁的老父亲时因为骑自行车出诊摔倒，导致肱骨近端四部分骨折。付中国在医院里找了很多带教的老师为父亲治疗，但是由于骨头碎得太厉害，虽然打了石膏，但是骨折部位固定不住，只要一动一翻身骨头就会散花似的疼痛。

这种疼痛导致父亲整夜失眠，加上血压高，血糖不稳定，被病痛折磨了将近半年后，老父终因心脏病等并发症去世。“这件事对我打击特别大。如果没有这次受伤，老父亲跟家人享受天伦之乐的时间还能更长一些。这件事是我人生最大的遗憾。”

付中国教授与母亲

痛惜之余，付中国把对父母的亲情和爱全部给了母亲，母亲晚年也很幸福。但是由于肾功能不好，透析5后年，慈母在92岁时过世。至今，在付中国的办公桌上还摆放着一张母亲88岁大寿时两人的亲昵合影。虽然母亲高寿过世，但是他的心里还是时常抱憾：“要是老父亲老母亲都在多好!”

“如果父亲是在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有足够的办法给他止疼，尽快解决问题。”但是，时光无法倒流，这个遗憾的结局反倒促使付中国对肱骨领域特别用心，他拿出超人的精力，经常研究这方面的知识，电脑里存的最多的资料也是这方面的内容，因为它留给付中国的印象太深刻了。

一次外伤可以折射出很多相关联的事来，有时候甚至能要人命。作为一名医生，必须要面对这样的局面，而病人及其家属在事发之后，也不得不接受躯体的疼痛、生活的不便、精神的打击，以及经济的窘迫。由于自己的亲人经历过这些，所以付中国愿意在这方面多下些工夫，为其他人解除这种病痛，也能告慰自己的老父亲。

时间角度测量法规范肱骨近端骨折复位标准

近年来的流行病学调查表明，肱骨近端骨折占老年性骨质疏松性骨折的第三位(4%)，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男女发病比例为2:1，迄今在治疗上缺乏共识。而决定肱骨近端骨折治疗疗效的因素除了患者和医生，还有手术指征、手术技术、手术器材，以及医生的经验。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付中国对肱骨的专注和投入，也让他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绩，有时会有“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惊喜，突然间，他感觉一层窗户纸被捅破，很多问题一下子能看得很清楚。

在肱骨近端骨折复位的测量方面，付中国钻研出一些简便、快捷又相对准确的小技巧，比如“时间角度测量系统”。

他在大量的临床治疗病案回顾总结中发现，在肱骨近端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的术后并发症中，肱骨头旋转复位不理想的病例居首。究其原因，是医生手术复位忽略了肱骨近端颈干角的准确复位，因为肱骨外科颈短，不同于肱骨颈骨折复位明确，往往没有具体的标准，每一位医生心里均有不同的“复位可接受标准”。

简单地说，“角度时间”的概念就是应用时间表盘的度数来进行肱骨近端肱骨头旋转移位的复位评估，把表盘时间的读数转换为旋转角度，每一分钟即为6°角，那么肱骨近端头干角的临床可接受范围越接近12:07(140°)越好，颈干角的可接受时间角度在12:09～12:05(130°～150°)为好。

有了这种形象的标示，复位就更容易规范，也因此有了更明确的尺度标准。角度时间测量法会使医生在术中不必拿着量角尺反复测量，只需头脑中的钟表盘面的形象来衡量骨折复位的位置标准，手术也更趋向完美。

付中国教授在手术

每次看到那些治疗不合理的片子，付中国仿佛能听到病人及家属的呻吟和吼叫。有些病人是家里顶梁柱，既要工作挣钱，又要扶老携幼，下一步他(她)该怎么办?正因为肱骨近端骨折是治疗风险较大的骨折类型，付教授希望骨科医生们都能多多积累经验，同时要加强与同行的广泛交流。每次讲课，他都愿意将自己在临床治疗经验与同道尽情分享，讲的最多的也是肱骨。

他表示，今后要继续深入的学习，通过自己的体会让年轻人知道——只要用心地去钻研一种病或一方面的知识，总能在里面找到捷径，治疗的结果也能让人获得快慰。

肩峰撞击综合征患者大部分被误诊

“当医生有时挺伟大，有时挺无奈。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对病人是否认真，病人终能痊愈还是因你而死，直接影响一个家庭的幸福与否。如果你认识到生命的意义和重要性，你在看病的过程中就会想到后果。”

付中国说，在这一点上，他的主任姜保国既是他的领导，也是非常好的合作“战友”。工作中有时自己的脑子偶一发热，姜主任就会提醒他想想这想想那，然后再想办法把治疗方案制定得更加完美。

即使在这样一个好的团队中，一个医生在成长中谁也避免不了要摔跟头，有时也有不尽人意的时候。“一旦因出于好心没有别的目的而出现不好的结果还可以原谅，但是必须要从摔倒的地方尽快爬起来，不能在同样的地方再摔倒第二次，那就等于对一个生命、对病人不负责任。”这是付中国行医多年的一大收获。

现在临床治疗的一个优点是越来越专科化，但是相应带来的最大的缺点是会出现“三不管”的地带，一旦出现这样的病人，都不在自己的专业内，谁也治不了。这是个很可怕的事情。

在临床中，有些疾病非常常见又很容易被误诊。为此，付中国想大声疾呼：“所有的骨科医生在给病人看病时，如何能当一个真正的骨科医生?那就要全面掌握相关的知识，要真正为病人服务，不能一味钻到过于专业的犄角里，却连一些起码的疾病都治不了。”

付中国教授与国外同行切磋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听到某人说她(他)得了“肩周炎”。在随付教授出诊时，记者在门诊也听到很多患者自述患“肩周炎”许久，但是经历了各种治疗、各种锻炼都无效，甚至越来越疼。

其实，现代医学已经废弃了“肩周炎”这个名词，改叫“凝肩”，中医也叫“五十肩”。这样的肩会疼痛。

还有一种肩部疾病叫“肩峰撞击综合征”，病人在活动肩的大结节和肩峰时会因撞击带来疼痛，撞击的原因是肩周围的肌肉，包括冈上肌、冈下肌、小圆肌、肩胛下肌等这些肌肉产生问题，肩的位置也就发生问题而产生肩痛。

有些肩峰撞击综合征是先天性的，有些是不正常的一些活动造成的，还有钙化性肌腱炎或者其他疾病导致肩部肌腱断裂，也有人肌腱本来没断，但由于打封闭或打激素带来的医源性损害而导致断裂，还有不明原因的撞击综合征。

很多人肩部疼痛都认为是“肩周炎”，过去的教科书上也将这种肩痛都归纳为“肩周炎”，要求病人每天做“爬墙”锻炼，否则这个肩就抬不起来了。而凝肩的治疗恰恰和肩峰撞击综合征的治疗截然不同，肩峰有撞击综合征的时候再练习“爬墙”对病体恰恰是一种伤害，往往会因为这种锻炼而磨断原本正常的肌腱。有些人甚至为了“爬墙”爬得更好，打上封闭、打上麻药去坚持爬墙，坚持去损害自己。

付中国教授指导患者锻炼

临床上，被误诊的肩峰撞击综合征能占到1/3到1/2左右。付中国遇到的很多“肩周炎”病人经其细查，发现他们一开始得到的诊断就是错的。很多不了解肩峰撞击综合征的医生，一听肩痛就轻率地将其诊断为“肩周炎”。

另外，卡压综合征也很容易被误诊为颈椎病，有时患者肢体或手腕、肘关节、前臂等部位的一些神经症状，比如手麻、脖子疼等症状跟卡压综合征的症状同时出现，但其实这些症状不一定是颈椎问题导致的。

由于医生只认准了“颈椎间盘突出”“钙化性棘上韧带炎”“颈椎管狭窄”“颈椎肿瘤”等疾病，往往在把脖子的问题解决之后，甚至给颈椎做了大手术，病人却在受到很大的打击之后症状没有解除。再仔细检查，才发现是病人的神经卡压所致。

付中国认为，医生一定要把病人看成亲人，要克服自己的经验主义，给病人认真查体，多做分析。“作为一个医生，人家认为你是天使，那你一定要起到天使的作用。不能最后成为一个恶魔，把病人当成试验品，这种思想绝对要不得。”

“如果医生因为这种专业知识更新上的欠缺，给病人误诊误治就太遗憾了。”付中国指出，由于医生的错误指导给病人造成更大的伤害，这是最不应该发生的。但是实际在临床上，这种事情却并不鲜见。

为此，付中国在行医过程中不断地呼吁同道们用心钻研，不断自我提升，特别是临床上经常遇到又感到似是而非的问题，一定要多看看书，多与同行进行交流，那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想打破一些专家级手术的神秘化

2014年1月，由付中国、张殿英主编，姜保国主审的《肱骨近端骨折的外科治疗》一书出版。在这部37.3万字的巨著中，他手工绘制出书中所有的示意图共400余幅，将那些过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手术关键步骤，用分步图解的方式生动细致地进行了诠释，便于读者理解每一个细节，以提高我国肩关节创伤的诊疗水平。

有追求的人不会沉醉于现有的成就止步不前。付中国希望在目前精力旺盛的阶段，把这些年积累的从医经验，包括医疗技术、如何与病人沟通、对年轻医生的传教等知识，利用自己绘画的一技之长著书立说，留给年轻人。

“现在有些手术的方式还可以在经典之上再增添一些便利性，使手术更加能让病人和医生所接受，使之更趋完美。与此同时，也能够让医疗技术更加普及。”付中国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一些技术推广和普及到各级医生都能应用的程度，使有限的大医院资源扩展到基层医院，增大受惠的人群，这将是不可想象的贡献。

他的灵感来自于电脑使用便利性和普及性的不断提高。最初人们使用电脑，需要会一些Basic语言之类的技术。现在不会输入法的老人，还可以通过手写或语音将信息发送出去。“同样的便利度难道就不能普及到医疗吗?”付中国想要打破一些医疗的神秘之处，使其走下“神坛”。

一直以来，“髓内钉”“钢板”这类手术由于难度很大，弄不好就会把某条血管弄破、某条神经打断，因而被设为禁区，只有专家才能做。“我想打破这种手术的神秘化，只要用我的东西，不用管什么专家不专家，就可以避免很多风险，让更多的医生掌握这种技术，而且质量绝不次于专家的水准。”付中国说，这是他最想要达到的目的，现在正在为此而努力。

同时，他还在钻研一些小发明和小创造，如果将来获得成功，可能会给同道带来一些惊喜和快乐，但是现在还要保密。

作为一名受欢迎的医生，在科室的年轻人当中，他也是一位大哥级的导师。只要他们需要，他会倾其所有跟他们交流，可以无私的把自己曾经遇到的一些陷阱告诉他们，坦诚与他们交流自己失败的教训。“将来自己老了，他们才能更好地为我们看病。”付中国打趣道。

工作和生活中，他愿意用坦诚之心对待所有人。“大家都坦诚，生活就很美好。”他认为，科室和其他医院同道们的互相鼓励，能带来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因为共同前进才更快乐。

生性活泼的付中国很受病人欢迎，有些老病号甚至会在看其他病时，在他出诊时专门到诊室跟他打声招呼。他曾经救治过的一些小病号甚至将其视做再生之父，过年过节时会问候他：“爸爸好!”这种快乐让他内心很有成就感。

农村十年艰苦岁月的磨砺，养成了他不怕吃苦无惧困难的性格。而父亲的医生身份，造就了付中国与病人交流时的耐心，因为他从小就看到父亲给病人看病时，无论病人有多多，都服务热情，给病人解释的很多，每次下班都口干舌燥。

医生有一颗乐于付出之心就足够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2003年，付中国赴美学习时意识到，自己以往没有认识到的问题居然有这么多。当时他不明白，很多病人从片子上看没有什么问题，老美为什么要做手术?后来仔细读病历、看书，才发现这种病其实对病人的生活质量影响特别大，不能正常上洗手间，不能独立穿衣，开车在缴费口举不起手来缴费。

外国人不愿意因可以治好的病痛而一步步地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今后，随着国人生活水准的提高，人们对生活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一方面会促进医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促使医生提高自己的医学水平。

付中国教授与学生

一天，刚毕业的医学博士徐春归到付教授办公室请教问题，记者除了听到师长的循循善诱和鼓励之语，还注意到徐春归T恤上的文字：“not everyone can pick up the scalpel”(即“不是每个人都拿得起手术刀”)，另外还有一个大大的单词“DOCTOR”，以及象征医学的蛇杖图案。而在其胸前，则是一个听诊器和“Medical School”。

我们有理由相信，有这些受过严格专业教育和良师指引的医学生接班，病人将来会少受很多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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