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北京五道营胡同一个名叫School的酒吧门口，数米长的人龙堵住了来往的车辆，一位穿着紧身T恤和短裙的工作人员劝大家往边上站站，给来往的车辆放行，一边给大家“打预防针”：待会儿控制点自己，不要太燥，影响对面住的老太太休息。

这里马上要开始一场例行演出，但因为有《乐队的夏天》里的热门乐队成员参加，这个晚上又和平时有些不同。

赵梦是新裤子乐队的贝斯手，她也是乐队“闪星”的主唱，闪星是当晚演出的乐队之一。看得出，不少人是冲着她而来。人龙中，一位30岁上下的女士主动和身后的陌生人聊起赵梦，激动地说：“赵梦真的是太酷了。”

赵梦第一次出现在大众视野，是在今夏的音乐类综艺《乐队的夏天》第一期。

在表演时，她总是甩着凌乱的头发，膝盖不时会顶下贝斯，话不多，站在台上却格外有气场。新裤子一路冲到九强，赵梦收获了不少粉丝，连欧阳娜娜都感慨“贝斯姐姐特别帅”。

前九强乐队，共几十口人，只有两个是女性——赵梦和刺猬的鼓手石璐。节目前期，石璐扎着两个小辫，疯狂甩动鼓槌的样子，和赵梦一起，在今夏贡献了另一种女性形象。不同于穿着粉红色短裙芭比娃娃似的女团成员，或者走少女、御姐人设的女明星，她们都呈现出一种疯狂、想冲破些什么的能量。

1989年，中国诞生了第一个全女子乐队眼镜蛇乐队，此后人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和男性一样，可以在台上打鼓，嘶吼。但同时因为性别偏见，乐队中的女性也令一些人感到不舒服，曾有观众评价眼镜蛇乐队的成员说“谁也不会娶她们做老婆的”。

“女人是不能粗暴的”，美国音速乐队的贝斯手、有“后朋克女神”之称的金·戈登在自传《乐队女孩》一书中写道：“从文化上说，我们不允许女人那么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因为那样很可怕。对于这样的女人，我们不是回避她们，就是把她们视为疯子。用力过猛、过于强硬的女歌手，往往难以持久。”

男性是乐队文化中的主导，《乐队的夏天》中的男女比例可被当作一面镜子，摇滚乐队里必不可少的电吉他，也一度被很多研究者视为男性生殖器官的某种象征，在很多人眼中，女性是不适宜玩乐队或者是没有坚持精神的。

在《乐队的夏天》即将结束时，我们采访了上世纪90年代诞生的第一代女朋克乐队成员；2000年初的女乐手；还有在《乐队的夏天》中走红的85后女Rocker；以及刚开始玩乐队的00后女高中生……二十年来，几代乐队女孩都在试图打破性别成见，也面临和普通职业女性同样的困境与孤独。

对美说“不”

在《乐队的夏天》的一次后台采访中，果味VC的贝斯手李小泉提到赵梦时说：“太美了”，他的队友跟着起哄。但赵梦不想成为一位美女。

初三的时候，有朋友送给她几盒日本彩虹乐团的磁带，她很喜欢里面的贝斯手，于是自己也产生了学贝斯的想法，“当时就是喜欢那个人，心想我就把他们的歌弹会了就算完了，结果上道了”。

7月18日，在摩登天空一间会议室里，赵梦接受了我们的采访，采访在正中午进行，她没来得及吃饭，随后拿起桌上的小零食吃了几口，两只手上几乎戴满了的个性戒指显示了她的摇滚态度。

初中毕业之后，赵梦上了一所传统艺校学习美声。学校器乐课只教单簧管、双簧管等，同学之中，听摇滚乐的都很少。于是，刚到艺校第一年，她就产生了去北京迷笛音乐学校学习摇滚乐的想法，遭到了家人反对，“很不支持，也不给我钱”，她只好作罢。

但乐队梦并未搁浅，她在学校和几个男孩组了自己的第一支乐队，毕业的时候，还在学校礼堂做了一场摇滚演出，“整个学校都炸了，因为以前从来没有过，一般的都是文艺汇报演出，表演些相声、小品、唱歌”。

毕业之后，赵梦又提出去迷笛的愿望，同样遭到了父母断绝口粮的威胁，这次，她没屈服，而是像采访那天她脖子上戴着的饰品一样——两个拳头击在一起，她用自己的拳头回击了来自父母的精神拳头。她离开了家，跑到烟台卖服装，打算自己赚学费，结果她赢了。“后来他们就服了，就怕了，给我钱上学去了”，说这话的时候，赵梦脸上不经意间显露出一些胜利者的神情。

“我更喜欢别人说我酷”，赵梦说自己其实特别不喜欢大家说她“太美了”，她认为美可以通过化妆实现，但是个性却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我是这种人，如果谁特别美，我不会觉得怎么样，但谁特别有个性，我觉得挺特别。所以，我就会觉得很多人说我美，可能是害我，因为这样会遭到很多人讨厌的”。

很多乐队女孩忌讳别人说“美”。美国杂志《新闻周刊》在1999年做了一期封面，封面照片中有三个中国女孩，她们是女子乐队“挂在盒子上”的成员，主唱Gia最显眼，她中文名叫王悦，染着一头红头发，短发剪到露耳朵，一绺一绺地支棱向天空。在引导中性审美领域，Gia要比李宇春早上好几年。

Gia

1998年的一天，北京嚎叫俱乐部外，有人喊了一嗓子“女孩打鼓”，所有人听到后，都往里涌，这是著名的朋克圣地，“69”“脑浊”“反光镜”等多个朋克乐队从这里走出，他们被统称为“无聊军队”，很少有女孩在这里演出。

女子乐队“挂在盒子上”那晚要在这里登台。临上台前，主唱Gia的吉他弦还被人恶作剧地故意调坏了，她也不知道怎么调回去，事实上，这是她们第一次演出。

“闪光灯噼里吧啦一闪，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演完了。”Gia向本刊记者描述演出的感受。嚎叫俱乐部的合伙人吕玻在一篇叫做《嚎叫俱乐部与北京朋克的故事》的文章写道：“王悦与沙文主义的男性观众发生了言语的冲突”，一片混乱之中，中国第一个女子朋克乐队就这样诞生了。

“别把我当女的”

登上《新闻周刊》的封面几个月后，Gia又被该杂志选作了封面人物，这次报道的主题为“中国50年庆典”，封面图中，毛泽东的头像占据中间，Gia的照片被印在右上角，而左下角为克林顿。

“他们可能觉得在当时中国这么传统的国家，有了一支这么反叛的女孩乐队，很有冲突感。”成立时，“挂在盒子上”最小的成员只有15岁，Gia认为当年她们之所以能上美国大刊的封面，是多种因素综合导致的。

但在一些人看来，采访了这么多乐队，却只给她们乐队上了封面，原因仅仅只是因为她们是女生。“挂在盒子上”遭到了圈内的排挤，“就不知道中间发生什么了，人家就不给你排演出了”。

在世俗眼光看来，“女人应当是维护世界的力量，而不是毁灭世界的力量”，金·戈登说。出道不久，“挂在盒子上”就写了不少类似新女性宣言的歌词，例如《Iamnotsexy》《NoMoreNiceGirls》，试图打破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她们用英文写歌词，会用“bitch”“fuck”等大胆字眼，招来不少非议。

“其实挂盒，我觉得当年应该算是第一批网络暴力的受害者，在2000年的时候，还没有微博、微信，只有论坛可以发帖子，我记得那时候骂我的帖子，每天浏览量就有几万。”Gia在接受公众号摇滚囻的采访中说。

Gia说她们当时做了很多网友不太理解的行为。刚出道的时候，她们曾经拍过一张照片，把衣服撩起来露了一点内衣，“我们就觉得挺好玩的，挺酷的，因为我们喜欢的国外乐队，像L7乐队，演出的时候都直接把卫生巾扔台下了，态度很摇滚”，但却遭到了很多人的谩骂，Gia认为当时很多人“心里很渴望摇滚的东西，但当这个东西放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又接受不了，理解不了”。

2004年，“挂在盒子上”参加两个德国导演拍摄的纪录片《北京浪花》，Gia在片中坦承自己大踏步之后，也开始往后缩脚：“因为之前咱们做过一个过分的行为，在中国老是受到攻击，咱们受到的伤害太大了，现在演出就是会保守一点，就不会像Peaches（英国摇滚乐女星），我觉得她那样是牛的，但是在中国的话，肯定也不行。”三年后，“挂在盒子上”宣布解散。

一位网友在2013年回顾了“挂在盒子上”十年精选作品时，在微博里写道：“Gia殿下如今卖衣服了，女人果然还是更爱衣服或者更爱金钱。现在能有几个辛苦练琴练鼓的女孩啊。”

在乐队中，有一位女性，常常会使乐队更容易被推销出去，但女性日后若想要别人把自己和男性音乐人平等看待，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在《乐队我做东》节目中，新裤子成员庞宽评价赵梦“我没把赵梦当作一个女孩来看待”，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在关于乐队中的性别问题的提问，赵梦不断强调这个观点：“别把我当女的看，我根本没把自己当女的看。”

“被卡在这儿了”

李青常在北京五道口的D-22酒吧演出，她同时担当两个乐队Snapline和CarsickCars的吉他手和鼓手。结束后，无论是看演出的还是演出的，大家都在坐在门口，喝酒聊天，“都可开心”。

这是2007年前后，李青称之为“疯狂的时代”。“经常黏在一块儿不分开，一周有三四天都在一起吃饭，吃完饭就天亮了，之后才各自干自己的事情，上班或者是回家。”当时，刺猬、后海大鲨鱼等新声音都从这里发出。

Carsick Cars、 Snapline乐队成员李青

7月19日，李青在太合音乐接受了本刊记者采访，她的出现，让我们感到吃惊。

我们在她身上找不到一点玩乐队的符号，与地下音乐的现场相比，她或许更适合出现在写字楼的格子间里。采访当天，她背了一个帆布包，穿着一件简单的衬衫和牛仔裤，戴副眼镜，短发，梳得齐整的刘海乖乖地趴在额头上。她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机电工程专业，从小到大都是“学霸”“别人家的孩子”。

刚上大学的时候，李青组成乐队Snapline。

大学毕业后，李青到了一个杂志社当编辑，业余时间玩乐队。有段时间，李青每个月只有800块钱工资，但还是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能干自己想干的事儿”。她对本刊记者说：“那个时候从来没想过说要靠音乐赚钱，原因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玩乐队、做音乐是一个比较纯粹的事情，反正先做，至于它以后会怎么着，没考虑。”

2007年李青接受采访

但慢慢的，现实的压力覆盖而来。2007年，李青所在的杂志社倒闭，她和朋友一起创立了兵马司唱片公司，2015年又出来创建了“赤瞳音乐”。独立音乐的收入不高。“你开始工作几年以后，慢慢地跟你的同学就有差别了，看着人家有的生老大老二了，有的带父母出去玩了，有的把爸妈接到身边，你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原来我从来没让我的父母失望过，但慢慢的我心里就开始有这样一个结。”李青说。

现在，李青和之前的大学同学很少联系，在《乐队的夏天》的一期节目中，李青曾经作为嘉宾助阵刺猬乐队。“他们有的care的会给发一句，‘我在节目上看到你了’，不care的看到有人发到同学群里的视频，也不会回复，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李青说。

刺猬乐队

在这个男性主导的圈子里，乐队女孩都不喜欢突出女性身份，李青认为在天赋和投入度上，自己完全可以和男孩一样，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女孩有天生的职责——生育。李青觉得自己“被卡在这儿了”， “我家人巨催，但我就迈不出去这一步，没有那么大胆量。因为你害怕如果要用很多精力照顾家庭，还能够专心创作吗？”

在家庭和职业这条平衡木上，女性的确走得比男性孤独。

不再是“野孩子”

上世纪末，“挂在盒子上”在一个酒吧演出，Gia上台后，发现现场的调音的把她们的声音开小了，她很愤怒，拿着麦克风就甩了出去，想砸酒吧的老板。

在电台节目《摇滚又一榜》中，她分享了这段经历，主持人问她：“你一小女孩怎么和人打啊？” Gia说：“一看你说这个就特别不朋克。”当年的Gia拍照的时候，经常头昂得老高，眼睛里是有火焰的。在这档节目中，她还分享挂盒在去美国巡演时，在一辆加长卡迪拉克里她和脑浊乐队的成员肖容动手的经历。

在她们那代人看来，朋克就是“不顾后果，想做就做”，本来砸向酒吧老板的麦克风掉到了一个名叫足立的日本留学生的头上……Gia下台，给足立道歉，足立一边捂着伤口，还一边说“没关系，我觉得很朋克啊”。

2005年之后，李青等新一批乐手成长起来，Gia也经常到D-22和大家相聚，Gia觉得李青和她们有很大的不同，她们那一代小孩“更野”，“急起来就是天崩地裂”，而李青这一代更像文艺青年，学习成绩很好，很乖。“感觉今天你是学生，晚上你就拿乐器就上台了。”Gia说。

更新的关于乐队女孩的故事正在上演。

没人注意到小雪。距离演出开始还有一个小时。这是一场为朋友生日准备的演出，在北京朝阳门一处不太起眼的LiveHouse。来的人不算很多，彼此见面招呼热络。左手拎着镲片包，右手提着双踩包，加起来差不多有50斤，肩膀被扯着微微下沉。这比她上学的书包重多了。开学后，她将升入高二。

7月20日，“混合理论”乐队鼓手小雪在天草之间BSP进行现场演出（孙圣钧 摄）

小雪，本名李梓譞。最后那个字，有些生僻，以至于在很多场合出现时，后面都会附上拼音。不过，这不重要，反正只要第一下鼓声响起，大家就知道这是“雪儿”。

2015年，小雪在全国性鼓手比赛中拿了冠军，成了人们眼中的“天才鼓手”。“混合理论”乐队的贝斯手小贝现在还记得第一次听到小雪练鼓时的情形。2017年，乐队刚刚组建，正缺一个鼓手，找了很久都没合适的，结果“来了这么个小姑娘”。第一天碰面，他还没走进排练厅，在楼梯拐角处听到鼓声一下下砸在地上，惊得下意识爆了粗口。

在落第一下鼓棒之前，小雪没有一丝声响。

乐队其他乐手站在聚光灯下，忙着调音，时不时借着麦克风向台下吆喝一两声。她蹲在地上安装设备，几乎不存在。也有时候，别人在调音，她就借着演出场地暧昧的灯光写作业。只有在这个时候，擅长用酒精和音乐喂饱夜晚的大人们才会想起：她还是个学生。

进入高中后，也许每一场演出都是倒计时。

LiveHouse里，人们不得不大喊着说话。小雪主动向本刊记者提出：“咱们去外面聊吧。”她跟人说话的时候总带着一点怯生生的学生气，一把马尾扎起，戴着黑色的全框眼镜，背挺得很直，无时无刻都像站起来回答老师问题的样子。

“我在心智和性格上都比较早熟。”小雪说，“我从没想过要靠音乐来生活。”她是个相当有主意的女孩，没有那种想象中乐队女孩的“狠劲”，好像打鼓就跟小时候玩儿童乐队一样，“走就走了”。打鼓与不打鼓，很多时候其实与鼓和音乐无关。

因为打鼓的启蒙老师很幽默，她从幼儿园打到了小学。又因为换了个严厉的老师，她在五年级时向父亲提出不再学打鼓。没想到父亲比她更舍不得，暴脾气的父亲坚持要让她一直打下去。就这样，小雪一直玩到了现在。

试音开始，密集的鼓声把台下的听众淹没。近20分钟后，一切调试完毕。走下舞台，她脖颈间已经挂了汗。打鼓是件体力活儿，通常都被认为更适合男生。小雪对本刊记者说，自己压根没想过男女间的差别，直到这两年开始跟着乐队排练、演出，一下子打上六七首歌，“有时还是觉得有点累”。

她的练习强度也没那么强了。从前每天放了学她就直奔练习室，周末更是从早上八九点练到晚上九十点。现在没那么多时间了，高考也在倒计时。

尽管被冠以音乐方面的“天才”“神童”名号，小雪计划的将来听起来却跟打鼓、乐队无关。第一志愿是去北师大修管理和心理学双学位，第二志愿是北大医学部，第三是对外经贸的经济专业。总之，“我只能做好一件事”。

她为此也时常跟父母发生矛盾。家长坚持让她往音乐这条路发展，而小雪“以后想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演出开始，结束。人们在足以让人感官麻木的音乐中喝到断片儿。小雪收拾东西，把镲片等一一绑在行李架上，像是下课铃刚响过，收拾东西准备回家。男男女女聚在LiveHouse门口抽烟，一边还得分心照料在厕所吐个没完的朋友。

小雪等在门口，手里握着酸奶。经过她身旁的乐手们无一不在夸她厉害，她站得笔直，叫每个人“老师”。排练之余满脑子只想着要在7月31号前先上传一部分暑假作业。

她根本没时间看最近热门的《乐队的夏天》，当听到赵梦、石璐名字的时候，脸上带着疑问。而唯一能在这个为乐队狂热的夏天里拿出来讲一讲的事，不过是在某次音乐节，她所在的儿童乐队为痛仰乐队做了开场表演。小雪只记得现场人很多，也许还跟痛仰乐队有一张合影。

她聊起架子鼓、乐队，总是轻描淡写的，正如李青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提到的：“之前乐队的音乐总是极致浓烈的，年轻乐队则是淡淡的这么一种感觉，这就是当代年轻人的特点。我们当时还有一点怒放，现在年轻人就是各自花开，他们可能更现实吧。”原来是“与其苟延残喘，不如从容燃烧”，现在不是这样了，就是“淡淡的”。

走过四季

刚从迷笛毕业的时候，赵梦在香山下面租了一间几百块一个月的房子，每天坐两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到西四排练，她当时最大的梦想就是“什么时候可以不用坐公交车了”，现实超于预期数千万倍地回应了她。

2009年，她加入了新裤子，第一场演出就是坐飞机去伦敦。现在因为《乐队的夏天》，她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女乐手。采访时，她正在一沓厚厚的照片上签名，可以说，赵梦的人生已经入夏了。

Gia也早不是那个野孩子，采访前，她点了盘沙拉，拿起叉子之前，第一件事就是双手握在一起，闭着眼睛做祷告，“谦卑”成为和她对话时的高频词。她并不否认，当年一个十几二十岁出头的小女孩在突然被一些礼包砸中时，有点被砸晕的感觉。

2007年，“挂在盒子上”解体，当时大家认为是“没有什么空间发展这个事儿”，“因为在当时那个环境里，国外音乐节也参加了，专辑也发了，你找不到了一个做音乐的意义”，但回过头来看，Gia觉得这是一个很短视的想法。“事实上，你是被骄傲困在了一个地方，但又不自知。”Gia说，“好像你做音乐就是为了显示自己多厉害，就是为了荣耀自己，人为了这个目的做事情，就特别容易迷失。”

乐队解散后，Gia当过一段时间的设计师，过了一段特别能赚钱、特别能花钱的时期，她曾尝试重组“挂盒”，但并不顺利，2007年之后，她身边更迭过5个吉他手，2个贝斯手，3个鼓手，5个键盘手，折腾得很疲惫。今年春节，看了电影《飞驰人生》，她觉得自己和沈腾扮演的车手很像，永远是“马上车到手了，要去比赛了，车撞了，我的经历就跟他一模一样，每次都是人好不容易凑齐了，就要走起来了，突然有人退出”。

这两年，Gia从二环搬到了五环。她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开始上生活这堂课，“现在是买个设备还得想一下，感觉好像也有两年没出去旅行了，但就像你不经历迷茫、寻找的阶段，你就看不到上天给你的馈赠；如果没有经历过痛苦、囊中羞涩，我也不知道曾经给你提供这些条件的人，是多么值得你珍惜。”

Gia对音乐的认知和之前已不同，“荣耀不是向别人证明你做音乐有多厉害，而是你的音乐要能成为改变别人的福音”，去年，她遇到了一位很合拍的吉他手，两个人正在做一些新的音乐尝试。

一些经历过夏天的乐队女孩开始冷却反思，一些乐队女孩正在酝酿等待夏天的来临，而有的人，因为热门综艺，似乎已经陡然入夏，但其实每个人都正在走过属于自己的四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