忌才妒能，为何周瑜三起杀心欲害诸葛亮？

假如要给《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列一个智商排行榜，端居首位的毫无疑问是诸葛亮。诸葛亮的高智商不仅让他的敌人吃足了苦头，就是亦敌亦友的周瑜也命丧其手。所以，历来读者对“卧龙吊孝”颇有微词，认为诸葛亮“气死人还来看出殡”，未免有点过分做作。其实，客观一点看，诸葛亮虽然对周瑜不曾留情，但事情的起因却总是因为周瑜气量太小。他处处欲与孔明斗智，却总是输给孔明；又不肯承认自己并非孔明之对手，就此老老实实与其配合，而是必欲除之而后快，诸葛亮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也为了蜀汉的大业，不得不与之一争高下。如果周瑜能正视现实，在诸葛亮面前甘拜下风，也就不会有性命之虞。所以，周瑜之死，归根到底，不是被诸葛亮气死的，而是他自己量窄造成的。周瑜和诸葛亮相比，不仅输在智商上，也输在情商上。

周瑜为什么特别不肯放过诸葛亮呢？照周瑜口头上所讲，是因为诸葛亮聪明过人，“久必为江东之患”。这当然也是周瑜要杀诸葛亮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周瑜不便明说，但也不免有所泄漏，那就是“其计画又高我一头”。如果说，前一个原因是出于公心，是为了东吴大业的话，后一个原因就不那么高尚了。容不得别人高出自己（不管哪方面），因而仇视别人，忌恨别人，这就是嫉妒。

人类的活动是呈阶梯型的，每一个人都站在特定的一级上，往下看，有无数级；往上看，也有无数级。头顶上或脚底下不再有人的情况是绝无仅有的少数。一个心智正常的人，应该既能正确对待在自己之下的人，也能正确对待在自己之上的人。最好的办法是向上面的人看齐，努力向上攀升；最坏的办法则是拉上面人的脚，希望他掉落下来。使用这种最坏的方法的人，就是嫉妒者。

嫉妒是典型的不良情绪。妒忌者对别人的每一次成功都感到痛苦——尽管有的时候这种成功实际上对自己并无损害。比如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成功，对周瑜非但无害，而且有益；“祭风”的成功，更对周瑜“火烧赤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些都换不来周瑜对诸葛亮的喜爱、尊敬或钦佩，而总是激起他的仇视。这种痛苦心情使得嫉妒者烦躁、忧愁、不安，从而影响到身心健康，嫉妒者为了摆脱这种痛苦，就从心底里希望别人远离成功，对别人的失败幸灾乐祸。嫉妒心特别严重的人甚至会不择手段地施行破坏，欲将被嫉妒的人置于死地而后快。

周瑜是个嫉妒心比较严重的人，但他总算顾全大局，在诸葛亮出手时基本上没有破坏性行为，因为彼时孙刘联合破曹，敌人是共同的，因而胜利也是共同的。不过，周瑜欲置诸葛亮于死地的心却从诸葛亮初见吴侯时就开始了，以后一直就没有改变过。周瑜和诸葛亮初次交锋是关于面对曹操大兵压境是战还是降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两人本来同心，周瑜“自离鄱阳湖，便有北伐之心，虽刀斧加头，不易其志”。但他却偏不明说，在诸葛亮面前耍了个小小花枪，掀起了一场智斗。周瑜明知诸葛亮来劝战，故意在其面前说要降，以观其变。诸葛亮早知其心，“只袖手冷笑”。等周瑜发问，也正话反说，只说要降，决不讲战。在这场智力游戏中，谁说出要战的真实想法，谁就是输了。

诸葛亮灵活机智，借曹植《铜雀台赋》中的词句“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巧妙地曲解“乔”字，把两座桥说成是江东乔公的两个女儿大乔和小乔，用作曹操想夺取孙策和周瑜妻子的证据。这是对周瑜情商的挑战。周瑜果然经不起考验，一听此话，“勃然大怒，离座指北而骂”。孔明激将成功，还不肯大意，偏要周瑜亲口说出“小乔乃瑜之妻也”，再“佯作惶恐之状”，又进而请其三思，逼得周瑜不得不将实情和盘托出：“适来所言，故相试耳。”至此，智斗结束，周瑜输了第一回合。很明显，周瑜的输不在智商，而在情商。他在诸葛亮面前的败笔出在“勃然大怒”之后，当他被情绪系统所控制的时候，理智才会软弱无力。

周瑜情商上的弱点，更表现在他对诸葛亮才华的妒嫉上。周瑜要和曹操决战，首先要得到孙权的充分信任。在这个问题上，正是诸葛亮助了其一臂之力。他准确地分析出孙权的最大疑虑在于“心怯曹兵之多，怀寡不敌众之意”，适时向周瑜提供了“以军数开解”的方法。周瑜照此办理，向孙权解释说，曹操虽然号称“水陆大军百万”，实际上，他所带领的中原的兵马只有十五六万，“且已久疲”；从袁绍那儿得到的降兵也不过七八万，“尚多怀疑未服”。这样的军队，数量虽多，战斗力并不强，周瑜只要“得五万兵，自足破之”。一番话，果然说得孙权不再疑虑。周瑜在此方灵验后，非但不感谢诸葛亮，反而因“孔明早已料着吴侯之心”而萌生了害其性命的歹意。虽说周瑜也有为东吴考虑，想到诸葛亮“久必为江东之患”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他不能容忍诸葛亮“计画又高我一头”，是一种妒嫉。

似乎是巧合，《三国演义》的作者在描写周瑜对诸葛亮萌生杀心的同时，写了东吴老将程普对周瑜的态度。程普比周瑜年长，看到周瑜的爵位在其之上，心中不服，故意在周瑜点兵那天托病不出，让儿子程咨去代替。程咨回来，告诉父亲周瑜调兵如何“动止有法”，程普立刻“大惊”，认真检讨了自己的心态，说：“吾素欺周郎懦弱，不足为将；今能如此，真将才也！我如何不服！”并亲自到周瑜的营帐去谢罪。如果说程普开始的“不服”带有感情用事的成分在内的话，这时他的自我反省就完全是理智思考的结果了。理性思维使他拥有了一份面对现实的宽容大度，这在人际关系中是至关重要的。周瑜缺少的就是这样一种客观态度，他一直到死都没有说过诸葛亮“真将才也！我如何不服！”之类的话。

周瑜对诸葛亮二起杀心，也是在发现“此人见识胜吾十倍”之后。交锋的起因是要不要去断曹操的粮道。其实，曹操的粮道不可断，这也是周瑜和诸葛亮的共识。周输正因为知道曹操多谋，平生惯断人粮道，他自己的屯粮之处必有重兵把守，才让诸葛亮于星夜前去—目的正是要借曹操之手而置孔明于死地。他考虑到，即使诸葛亮识破此计，拒绝前去，也可趁机嘲笑他一番。这又是一场智斗，周瑜为诸葛亮设计了一个两难境地。

诸葛亮沉着应战，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动声色地淡化了去与不去的问题，这也就让自己从周瑜设计的两难境地中摆脱了出来。他知道周瑜此计的目的，也知道周瑜欲行此计的原因，并从中发现了周瑜的致命弱点一—气量狭窄。诸葛亮针对这一点发起进攻，故意说周瑜让自己去断曹操粮道，是因为他“但堪水战，不能陆战”。这个激将法本不算出色，但却是另辟蹊径，不玩智商玩情商。智商不低的周瑜，情商果然不高，其情绪系统很容易被激活，一下子便大怒，并冲垮思维系统，竟忘了自己当初叫诸葛亮去断粮道的本意，贸贸然自己要亲自前去。待诸葛亮把问题揭开，说：“公瑾令吾断粮者，实欲使曹操杀吾耳。吾故以片言戏之，公瑾便容纳不下。目今用人之际，只愿吴侯与刘使君同心，则功可成；如各相谋害，大事休矣。操贼多谋，他平生惯断人粮道，今如何不以重兵提备？公瑾若去，必为所擒。今只当先决水战，挫动北军锐气，别寻妙计破之。”周瑜这才“摇首顿足”，恍然大悟，领教了诸葛亮的见识。

周瑜三起杀心，仍是在被诸葛亮的聪明所震撼以后。周瑜利用蒋干，使曹操中计，杀了蔡理、张允，让对方再无熟习水战的将领，谋划不可谓不精彩。得意之余，周瑜又想到了老对手诸葛亮。如果诸葛亮不知此计，那么，至少在这件事情上，他输给了周瑜。于是，周瑜让鲁肃前去打探。不料诸葛亮又先知此事，致使周瑜痛下决心：“此人决不可留！吾决意斩之！”

嫉妒像一条毒蛇，死死缠住了周瑜，使他在盟友诸葛亮身上花费了好多无谓的精力，暴露出他在情商上的致命弱点。与人相处的能力是情商的重要内容。从远古洪荒时代开始，人就是一种群居动物，不能与人友好相处，就不能在社会中取得成功。无论我们把社会比喻作金字塔形、橄榄形或花环形，绝大部分人的前后左右总是充满关系链，嫉妒的含义是斩断所有在自己之上的关系链，这既是做不到的，又是十分危险和有害的。即使是像周瑜这样高智商的人，斩断向上关系链的企图也未能得逞，反误了卿卿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