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动物，也需要看医生吗？

随着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成为越来越热门的话题，为需要帮助的野生动物提供医疗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野生动物医学最初仅包括动物园兽医学，目标是保证园里动物的生存和福利，但现在已逐渐转移到对野外的动物的医疗上。

作为非传统兽医医疗领域，野生生物医疗常常非常依赖于主治医生的道德选择。其中最常见的难题之一就是，野生动物「病号」的治疗目标通常不能仅限于「治好」，而是往往要达到「可释放」的最终目标。

例如，鸟可能因为翅膀骨折而被送到野生动物医生那里，但是根据创口是否开放或者闭合，或者是伤口的新鲜程度，医生可能能够根据经验判断即使手术能够修补创口，但是在最好的术后照料下它也永远无法再次正常使用翅膀。他们可能会选择不进行手术，因为即使治愈的动物也是无法放归的。

塔夫茨野生动物中心救助的黑熊幼崽

即使病号能放归，医生常常也必须在设计治疗计划时就考虑将被治疗的动物放回野外的影响。比如，如果病号是由于传染病入院，治愈后的动物还可能传染吗？另外一个常被人忽略的问题是，什么药物应该被允许使用？放眼世界，多数国家法律法规在这一块都是空白，人们对动物的好意可能无意中伤害到了环境的健康。

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寂静的春天》里提到过的生物积累性，意思是动物体内无法代谢的化学物质可能通过层层食物链的积累，最终聚集到生物链的顶级捕食者中，导致死亡（印度的秃鹫就是个例子）。即便在美国这个野生动物救助体系比较完善的国家里，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也仅仅批准了几种用于野生动物的药物*，而很显然这些药物是不够满足各种各样的治疗需求的。

（*没有FDA批准的药物并非不可使用，只是消费者在用药的时候需要知道药品可能有没有被发现的巨大副作用）

美国康奈尔大学野生动物健康中心的Dr.Hopf为豪猪听诊。

为了保证治疗安全有效，许多原本不是为野生动物设计的药物也被用在野生动物身上。药品作为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在动物体内的代谢也是有时限的，如果超出了这个代谢时间再进入食物链并不会造成有害影响，但在五花八门的野生动物中，我们不可能知道在上百种不同的动物中一种药物分别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代谢完毕。

再加上大部分动物在圈养环境中待得越久，野外的生活技巧就越生疏，放归也就越困难，许多野生动物救助都争取尽早把动物放归，却在断药和放归之间没有留足够长的时间。而如果被救助的是允许狩猎的物种（例如野鸭），那么威胁更甚——这些药物不仅可以通过食物链污染生态系统，而且对吃野鸭的人的健康构成威胁（不过希望新冠疫情过后，吃野鸭的人就减少了……）。

康奈尔大学野生动物健康中心的员工为濒危的粗鳞响尾蛇植入芯片。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野生动物患者的「特殊身份」造成了这么多问题，而且反正也不赚钱，却还是有人坚持在野生动物医疗和救助的行业奋斗？象象认为，虽然野生生物救助似乎是巨大的资源投入，且好处无法立即显现出来，但是野生动物医疗依然需要一支坚定的专业队伍来不断培训人员提高识别和治疗野生动物疾病的相关知识水平。

随着“壹健康”（One Health，即人类健康，动物健康和环境健康为一体的概念）和越来越多的新兴人畜共患病被发现，投资于野生动物医疗所带来的好处会越来越明显，并会要大于实现目标所需要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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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谈谈之前提到的药品残留问题。确实，治疗动物后的药品残留是一个潜在风险，而且目前没有解决办法。因为目前为止只有非常少的几家药剂公司会为野生动物开发药品，而且往往是在非洲野生动物国家公园这类特殊的场景下使用的，而许多常见的状况反而缺乏药物。

例如，鸟类的疼痛控制（pain management）就一直是个难点，目前尚不清楚常用的美洛昔康（Meloxicam）是否真的能让鸟在手术后没那么疼。但「不治疗任何野生动物」的简单解决方案不但对动物的健康或福利没有任何好处，也不符合人性——小象就看过无数的例子，许多人在看到受伤的动物后是会花好几个小时去寻找相关资源救活动物的。

康奈尔大学野生动物健康中心，一只小狐狸正在接受麻醉。

但是，在众多野生动物治疗的问题中，药品残留的问题反而可能是最小的一个，因为首先野生动物病号的数量非常有限，相比起野外至少以百千计数的大部分物种种群来说，放归几只接受了抗生素治疗的野生动物并不会使环境里的抗生素积累到对种群数量有影响的剂量。

更何况救助的对象里鸟类占了多数，而鸟类中受救助的很多本身就是处于顶级猎食者的猛禽，并不会出现一只顶级猎食者吃了许多含有少量药品的小动物而导致药物浓度在体内过高的生物富集的现象。相反，如果我们能够扩大兽医的领域，就能够获得对人类和动物都更安全的药物。如果市场足够大，制药公司才可能开始进行研究，并更可能生产出更符合我们需求的产品。

象君在洗鸭子。@Cape Wildlife Center

如前所述，野生动物的医学曾经是以动物园医学为主体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如此。「动物园动物和野生动物」在国外的兽医学院中通常是一门课，并且仍然是某些住院医生实习项目的名称。但是自由放养的野生生物还与环境健康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他们的伤病有时可以为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发生的事情提供警报，这是动物园里的动物所不能取代的。

其中一些死亡可能与公共卫生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例如印度秃鹰危机中，秃鹰的大规模死亡对人类中的狂犬病有催化作用（见参考文献3）。而民众将受伤的动物带到诊所也是对研究者和动物本身都更友好的取样方式，可以筛查所关注的疾病，尤其是寻找异常的死亡或受伤情况，而无需雇用研究人员和额外资金去主动采样。但是，训练出能够敏感察觉出异样的野生动物疾病专家需要时间，更需要一个健康发展的专业领域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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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评价野生动物医学的时候总会说，「拯救一只动物对种群没多大用。」最常用的反驳则是对于濒临灭绝的物种，每一只动物都很重要。象象想补充一点，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拯救个体重要，而且要拯救这个个体所需的专业经验也很重要。「野生动物」实际上是一个很广的物种范围，治疗一只鸟和袋鼠的方式自然也完全不同。然而对任何兽医来说，对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做手术的机会可能一生只有一次，而在对整个世界剩下的少数物种之一进行手术之前，医生起码应该进行过无数次类似的以放生为目标的手术，而野生动物医疗就是最好的准备。

康奈尔大学野生动物健康中心的Dr. Sanford-Childs和实习医生在麻醉一只bobcat

目前，尚无这种「准备工作」如何为外科医生对稀有物种进行更成功的手术的文献，因为这种手术太少见了。但经历表明，如果缺乏这种培训，在救助过程中除了可能造成额外的经济损失，动物福利也会受到损害：2017年，青海的一只雪豹（后来被取名「凌雪」）被群众发现患有股骨骨折。

在拯救雪豹的过程中。凌雪先是被运送到一家小型动物医院进行放射学诊断，并且首次手术放置夹板的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因为给凌雪提供的围栏活动空间过大，最终造成夹板断裂。凌雪因此被送上前往设施更齐全，也有具备专业能力的人的北京，最终骨折得以修复。如果能有更多针对这种情况的培训，使得青海在地也有能力手术和术后护理，整个治疗过程对动物带来的压力会大大减少，更不要提能够节省多少时间和金钱成本了。

例如国际动物福利基金会（IFAW）就声称其拯救海豚的成功率从1990年的10%上升到了如今的80％。但是这是他们30年在援救海洋哺乳动物和完善救援流程的过程中的积极参与和试错换来的。这种培训和知识积累一定会在急需的时候派上用场。

野生动物救援的培训不仅能使已有医疗专业人员受益，野生动物患者通常还提供了良好的教育机会。例如，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珍妮特·L·斯旺森（Janet L. Swanson）野生动物健康中心每年接待约1,500名病患，而塔夫茨野生动物中心在过去的一年中接待了4,410名病患。这些都是以学生和志愿者为工作主力的医院，这不但为兽医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动手实践机会，公众志愿者也能通过亲手接触土生土长的野生动物行为得到关于生物多样性的知识，而不是只能观赏动物园里人工饲养的动物。

塔夫茨大学野生动物中心2019年的病例量。

最后，野生动植物恢复中的另一个问题涉及到使用人工饲养的动物去喂养野生动物（特别是在救助肉食性动物的情况下）。不过，尽管这种情况的确置小白鼠于不义，但从长远来看，它可以为生态系统中的人和其他动物带来更好的福利。

我将在这里以北美的红尾隼为例，因为它是美国东北部野生动物诊所中最常见的鸟类之一，但是这个情况对于其他以小型啮齿类为食的猛禽（例如猫头鹰）也成立。平均而言，一只红尾隼在野外一天可以吃大约六到八只体型较小的老鼠。而在治疗的过程中，医生通常会根据体重为红尾隼病号提供小白鼠，一天在三到六只小白鼠之间。经过相对短期的留院治疗后，这只红尾隼能在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里为我们提供除去鼠害的生态服务。

从金钱上和环境卫生上考量，这些小白鼠在良好的圈养环境下长大后用于饲喂病号，或许是值得的牺牲。野外的老鼠携带着各种疾病，即使不是为猛禽所食，人类往往也要想尽办法根除。而我们的野生动物患者为我们提供生态服务。如果我们要使用传统的害虫控制方法，可能要花费数千美元，而其他哺乳动物则可能受益于从这些小鼠中传染病的风险也较小。

康奈尔大学的野生动物健康中心，未成年的一只白头海雕正在接受检查。

我们必须放宽视野，并超越个体的福利去看待野生动物医学的潜在价值。它在教育，保护和提供（目前来说还是很被忽视的）生态服务方面具有其独特的优势。随着越来越多的兽医开始意识到环境健康，动物健康和人类健康之间的联系，小象提议，野生生物医学不仅应存在，而且应作为兽医教育的必要组成部分。此外，野生动物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生态服务（具体可见小象君过往文章），这也是一种人类感谢它们的方式。

作者 | 周羊羊

不会画画的作家不是好兽医。

编辑 | 周羊羊、JJJ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