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教授在他的评论文章里就早期中国历史中的战争、贵族权力和官僚制的关系提出了三点重要质疑。他提出的两点经验证据意在表明战争并非导致了战国和秦朝时期中国的官僚化，因为官僚化发生在战争之前。首先，他认为"大规模"的战争是战国时代群雄们相继进行官僚化的结果。其次，他指出在公元前7世纪，当时在大规模战争到来之前，楚国已经发生了一波早期（"第一波"）官僚化。赵鼎新的第三个批评是战国时代的战争不仅没有削弱贵族权力，反而还加强了贵族的权力，并且强大的贵族阶级主导了官僚制改革。

我们对赵鼎新教授的两个批评回应如下：（1）他只关注了大规模战争，误会了战争与官僚化关系。相反，我们用多重指标测量战争是更好的做法；（2）在公元前7世纪，楚国并没有发生所谓的"第一波"官僚化；它只是比其他的世袭制国家表现出更多的官僚制特征而已。随后我们论证了他声称的"战争加强了贵族权力，并且战国时代的官僚制由强大的贵族发起"这一说法在于没有区分贵族阶级的利益和国家统治者的利益。尽管战国时代的统治者都是个体化的贵族，当他们作为统治者将行政管理官僚化的举措是违背贵族阶级的利益的，但他们可以这样做，因为作为整体的贵族已经在几个世纪内被战争削弱了（Finer 1997:451; Hsu 1965:62, 68; Lewis 1990:5）。

取舍任何一个个案中的竞争性解释都很困难，因为有不止一个的因果论据能"解释"这段历史的主要轮廓。当案例中的数据稀少并且碎片化的时候，这一问题就会显得格外严重，因为这使得从更为细致意义上检视其他解释变得困难。有鉴于此，历史社会学的大多数研究对象必须可比，要提供额外的数据进一步甄别其他可能的观点。因此，尽管我们对赵鼎新教授批评的回应主要聚焦于中国历史上，我们也使用了一些比较案例来帮助读者研判他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

测量战争的规模

赵对本文的第一个批评是战国时代中国大规模的战争发生在官僚化之后，因此并不是官僚化的前因。他提供证实他观点的是特定战争的死亡人数，这恰恰是我们观点的实证基础。事实上，在我们对中国和比较案例的讨论当中（Kiser and Cai 2003:519–20, 522–25），我们使用了四类经验指标去测量战争的规模：持续时间（战争缔造帝国的时间）、频率（一定时间内战争发生的比重）、军事主义（军队规模占总人口的比重）以及死亡人数（特定战斗或战争中记载的最高死亡人数）。赵声称的"早期中国发生的战争在其官僚制建设之后到来"只能支持他自己描述的"大规模"战争经验，他只关注了我们提供的四个经验指标中的一个而忽略了其他三个。

赵对特定时期战争死亡人数的描述误导了战争的时间性和战争死亡人数对官僚制的影响。首先。首先，赵没有反驳我们文章的观点——中国频繁的战争要比官僚化早得多。事实上，他提及的在战国时代官僚化的前300年，战争一直是连续不断的。其次，我们实证指标的符合在理论上是重要的，我们关于战争对官僚化影响的观点不仅依赖任何一场特定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在公元前722—公元前222年间有75%的时间都在发生战争，频繁的战争的累积效应能和大规模战争一样削弱贵族力量。这就是我们用战争的四类指标的原因而不是赵所依赖的单一指标。

测量官僚制：中国有更早的官僚化浪潮吗？

赵的第二个批评，也指向我们观点中因果次序是错误的。他指出在公元前7世纪，楚国出现了所谓的"第一波"官僚化，并且发生在战争效应之前。这一批评也是误解——事实上并没有所谓的"第一波"官僚化，这一时期的楚国并没有比其他的世袭制国家表现出更多的官僚制特征。

我们文章中使用的测量官僚制的指标源自于韦伯（[1921–22]1978:217–23)）的理想型官僚制，所以我们试图扩展官僚制的层级来匹配韦伯官僚制中所没有的特征（Kiser and Cai 2003:533）。韦伯官僚制主要包括官员：（1）根据贤能来任命和晋升；（2）受到成文法规定的中央集权化的层级组织和监督：（3）支付固定薪水。这些指标提供了委托关系基本特征的最佳测量方法：支付、监督以及惩处官员的形式。

赵认为公元前7世纪出现的"第一波"官僚化：唯一的办法就是采用三种截然不同的、非常有问题的官僚化指标：任命官员管理领土、名目众多的官员头衔以及复杂的建设方案。我们对这一时期系统数据的缺乏深表理解，因此只能使用可能的测量方式，但这些指标既不能描绘韦伯理想型的官僚制，也不能匹配现在对官僚制的研究（比如Evans and Rauch 1999）。它们之所以没有被用作测量官僚制的指标，是因为这三个指标还存在于许多世袭制国家当中，因此并不能区分庇护主义和官僚制。

赵的第一个证据是公元前7世纪楚国国君任命官员来管理一部分领地（县）。然而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Bodde 1986; Creel 1964; Hsu 1999）认为这些县在官僚化方面比后来中央集权制下的县要少的多。进一步，这些任命官员来管理部分领土的做法也清晰的见诸于许多世袭制国家中，包括俄罗斯的督军制度、奥斯曼帝国的提马尔制度以及早期法国的省长（Pipes 1974; Inalcik 1973; Mousnier 1979）。这些官员官僚化与否并不取决于他们如何被选拔、组织以及支付工资的。赵提供的证据（p. 605）表明公元前7世纪的楚国并不比其他任命官员的世袭制国家更官僚化——贵族在职位上具有垄断性的权力，官员选拔依据贤能的因素十分有限，一些职位还是世袭的。

赵引用的第二个证据是行政管理中名目众多的官员头衔。然而，许多不同种类的头衔也很容易反映行政管理体系的世袭性。比如，在15世纪末到17世纪末，俄国门第选官制（mestnichestv）的头衔比随后彼得大帝建立的半官僚制国家的官员头衔还多，它反映了门第选官制所依赖的贵族头衔的复杂等级（Pipes 1974:90–91; Riasanovsky 1969:208）。另外一个因世袭动力而催动官员头衔数目增加的例子是早期现代法国和西班牙。自从这些国家从卖官鬻爵中获取巨大利润，他们重复创造了大量官位来增加他们的收入（Doyle 1996; Swart 1949）。正如这些贵族世袭和卖官鬻爵那样，行政体系内官员头衔的数量并不能告诉我们官僚化的程度。

赵列举的第三个证据是所谓的"第一波"官僚化，即公元前598年楚国修筑城墙的复杂规划。这也是一个不好的测量官僚化的方法，因为对复杂规划的精确记载也见诸于许多世袭制国家。魏特夫（Wittfogel 1957:22–48）提供了记载许多世袭制国家（包括巴比伦、亚述、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其他国家）国家官员队营造宫室、陵寝和运河等复杂工程下达指令的长清单。或许古埃及王国建造金字塔（比建造城墙更复杂的工程）是去中央集权化、世袭制国家中详细、精确的例子（Finer 1997:149–61; Jackson and Stamp 2003:49–70; Kamenka 1989:17; Tompkins 1971:217–35）。

贵族权力和官僚化

与我们宣称战争削弱贵族的观点相反，赵（p. 3）认为，春秋时代的战争强化了贵族的权力，并由此形成了贵族权力的优势地位推动了战国时代的官僚化。然而现实似乎并非如此——如果一个强大的贵族控制了国家政策，那么为什么他们消灭了他们本可以垄断的食利性地位并且减少了可获得的资源呢？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说，为什么一个强大的贵族会支持法家思想（官僚制改革的理论基础），拒绝贵族优先的原则并且对贵族和平民一视同仁（Yang 1997:389）？我们知道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历史案例中强大的贵族愿意放弃这么多权力和特权。

当我们仔细的看赵对历史的描述，我们就能很清晰的发现赵所得结论的问题。他关注了魏国——大约在公元前445年第一个官僚化的战国国家。晋国内部三大贵族斗争数十年，终于在公元前453年诞生了魏、赵、韩三个独立的国家（赵所谓的"封建危机"）。在这次分裂后，魏国国君开始了强力的官僚制改革（在三家分晋之前已经开始了有限的改革）。

诚然，赵声称的所谓这些改革由贵族发起不错，但是他却没有分辨贵族在制度中的职位和利益。几乎所有前现代国家的统治者都是贵族，而战国时期中国的国君也非例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像贵族一样来执政或者他们制定的政策都只反映贵族阶级的利益。赵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重述了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即忽略统治者和统治阶级具有不同的利益（参见Skocpol[1979]具有说服力的批评）。身为国家的统治者，作为个体的贵族总是潜在的具有自主性，以便将自己同贵族阶级整体的利益和控制区分开来。当统治阶级很弱时，就像历史学界公认的那样这是长时间战争的结果（Finer 1997:451; Hsu 1965:62, 68; Lewis 1990:5），事实上统治者能够具有自主性并且能作为统治者来按照自身利益行事，这就是在魏国和其他战国国家发生的事情。以法家思想为指导，转向官僚制行政管理的改革明显与贵族阶级的利益相左，但是贵族势力因为几个世纪连绵不断的战争被削弱而无力阻止。与此同时，改革却符合作为个体贵族的君主的利益。贵族并没有因为战争而得到加强，相反他们被削弱了，这就是国家的统治者具有自主性并足够强大发起官僚制改革的原因。

结论

尽管赵鼎新教授对本文提出的三大质疑提出了重要问题，并提供了澄清战争规模、官僚制、贵族阶级权力等指标理论基础的机会，但却没有一个令人信服。他指出我们倒果为因的观点是错的，因为它建立在糟糕的测量基础上。他得出的"官僚化促动战争"的观点是用狭隘的大规模战争取代了我们对战争规模的多维度测量，他宣称有"第一波"官僚化的依据则依据了非常可疑的官僚制测量指标。尽管如此，正如赵鼎新教授所指出战争与官僚化的关系，我们也并不相信战争与官僚化的关系是单向度的。

文献来源：Edgar Kiser and Yong Cai, "Early Chinese Bureaucratiz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Reply to Zhao,"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9 (Aug., 2004), pp. 608-612.

作者简介：Edgar Kiser, 华盛顿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访问教授；Yong Cai（蔡泳），现任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社会学系副教授。

翻译：杨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