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这十年的乡建工作

大家好，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把我六十岁到七十岁这十年有关的情况做一个汇报。希望大家理解。

按说六十岁是个坎儿。其实在快到六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我的身体状况和过去不一样了。最主要的感受就是有一次在当时的翟城村晏阳初乡建学院组织来培训的学员，包括农民、干部、知识分子等等。组织大家一起搞团队建设活动的时候，早晨搞接力赛，我的那个感觉是接力赛这个棒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应该是跑出去的，但是感觉人已经跑出去了，但身体没跟上，所以就横空摔出去了……那个感觉使我印象很清晰：我的身体反应跟不上我的意识！

所以我当时就想，到六十岁一定要退下来了，身体不那么灵了，不是很适合再继续工作了。但是没想到六十岁这个阶段，反而各种各样的事情突然就增加起来了；而且好像各个领域的事情都在增加，一时半会儿还真的退不出来。至少大家应该了解，也是老天爷很凑巧，我是2011年5月16号我六十岁生日那天，得到了国家银监会的批准文件，我就成了中国农业银行的非执行独立董事。当时拿到这个批件，我说：“怎么这么巧？早不下晚不下，非要赶到我六十岁生日这天下文件？”这样我就突然多了一份工作。当然这是一份薪水比较丰厚的工作，要求一年工作时间不得少于15天，但是给的待遇却是大大的高于我当时的工资，就是我从学校拿到的工资。当然也多了一份责任。但也同时多了一个很重要的领域，让我更直接的去了解金融部门的情况，尤其是了解涉农金融的情况，而且是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层次上我们算是高管嘛。这就等于打开了一个领域，就是说我六十岁的当天给了我一个机会，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是一方面。

和它相关的是什么？

正好我在2012-2013年完成了和宏观的经济过程直接相关的《八次危机》的写作。这本书是2012年12月份 2013年年初正式出版的。也就是说，我六十岁的第一年开始进入金融领域做一些工作，当然以前也不是完全不了解，不是完全没有做；但是毕竟有了这么样一个直接去参与、直接去观察的这么一个机会。接着又是我们团队和金融高度相关的另外领域的一个研究，就是宏观经济演变过程的研究正式出版。此书一出，我也没有想到会引起这么大的反映。很快当年就印刷了6次，卖的很火，据说当年就卖了多少万本。一般的一个学术性的著作恐怕很难有这样的销量。然后大家就有很多反映，认为我们对于整个当代史的梳理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意识形态、也不同于西方所谓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很客观、直白的解释，很多人都觉得很简单、非常容易的就进入这个逻辑。也是说，给定的这样一个非常简洁明快的描述，其实是大家本来都应该了解的；只不过是被原有的、老的那套描述把它掩盖住了。

当人们开始这样理解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就等于在研究上多了一个直接把宏观和微观结合的机会。也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上了一个台阶。一般人还停留在从西方搬过来的学科的体系限制，学科又分的是宏观就是宏观，微观就是微观，每一个领域都是被这种学科的研究体系、被它的知识所限制的，那我们就多了一个很重要的研究空间的开拓。它是个巨大的创新，使我们所有的研究团队对任何问题的研究都能够具有微观宏观相结合的特点，那也就出现了所谓跨学科，出现了今天大家所说的“穿越”！这个“穿越”得跨行，跨的可厉害了！于是很多人就说，这个对知识体系来说具有颠覆性的作用！

这东西就麻烦了。竟然创新知识体系，而且是“穿越'的，是跨过了不同部门、不同学科的，这个要求就显得比一般人的要求要重要的多。我们似乎是在帮助人们重新理解建国七十年的历史。又恰恰是这个阶段上，从建国六十周年的庆祝到建国七十年的庆祝，这个阶段上正好是需要思想的创新、理论的创新。于是研究方面的开拓相对来讲这十年内有一个很重要的新的发展。

再进一步看第三个方面。假如第一个方面工作领域的开拓让你有了一个新的知识面，第二个研究领域的开拓有个新的突破，那第三个方面：我们从乡村建设实践来说也正好就是这几年、2011年我六十岁的时候，到西南大学去参加了一次关于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的研讨会，就打开了一个面，过去我们很少去研究企业家们的乡村建设，而进去这个新领域以后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不久，关于张謇研究我们也介入进去了。张謇、卢作孚研究几年后形成的是一个社会企业的序列。

接着 2011年有这个研究之后，2012年西南大学就把在西南大学校内已经成为学校资源的重要部分，就是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他们当年在抗战期间，甚至卢作孚早在抗战之前二三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乡村建设的这些文化资源、这些历史遗产，本来都已经收到了西南大学，比如说，西南大学原来就有晏阳初路、晏阳初班等等，那它现在要建立一个（不能叫恢复而叫建立了）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因为我2011年就去了那里，2012年就被他们请来直接担任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的执行院长。这等于是我们恢复了二三十年代一直延续到四十年代的中国乡村建设在重庆四川这一带的历史遗产，同时把它和当代的乡村建设结合，尤其是和重庆所承担的一个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和抗战大后方的研究又结合了。于是，原来我们在北京有一个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这样就有了一个伙伴单位，在西南大学建立了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紧接着，乡建老骨干邱建生带了一批人在他老家福建，兴起了福建的乡村建设运动，又把福建早期的黄展云在长乐区的营前村搞的乡村建设经验，把二十年代付柏翠在龙岩搞的乡村建设的历史经验，把这些都结合进来了，于是福建又成立了一个乡村建设的新基地。我们2013年又到福建农林大学建立了一个海峡乡村建设学院。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三角：北京有一个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西南大学有一个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福建农林大学有一个海峡乡村建设学院。

形成了这样一个三角，就有这三个单位的建设，都需要投入。我本来说六十岁退下来，结果六十岁以后工作不断的增加了。第三个项目增加的时候，就增加了一个三角结构，而不是只增加了一个工作。在这个阶段上，大家可能还得注意乡村建设第三个方面。

乡村建设实际上在多个领域中正在迅速拓展着。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年代正好是中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资源环境的破坏，越来越多的表现出是被农业的过度化学化、过度资本化所破坏的。食品不安全事件就直接影响到市民的生活，尤其是已经有了一定的余钱剩米、并且食品消费所表征的恩格尔系数在不断下降（恩格尔系数就是开支中食品开支所占的比重），对于这部分中产阶级市民来说他的食品开支所占比重是不断下降的，因此，他们不再要求便宜，而是要求安全、要求质量，因此质量效益型的农业安全问题就与时俱进的提上了桌面。在这个阶段上，我们在2008年建立的小毛驴市民农园，城里边儿的农夫市集等等这些也开始拓展；接着是分享收获、南方的绿手指等等，在沿海的大城市发达地区对食品安全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这个时候，市民对于乡村建设的参与就变成了一个既成事实。过去如果说是呼之欲出的话，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广泛的参与。于是就在这几年，我们每年开的市民参与式的农业叫CSA会议也开始越来越庞大。如果说，我们在2009年开的第一届CSA大会，其实只有一个200人的教室，参加的人不到一百人，是一个相对小规模的会，那以后每年是数倍的人增加……这就等于乡村建设跟中产阶级崛起的安全食品消费的需求又结合上了。

我们早在2005年就提出乡建要进城，要搭建城乡融合的桥梁。这件事情起步很难；差不多8年之后变成现实。当然首先是2008年建立了小毛驴市民农园，2009年推进农夫市集，2009年推进农夫市集；然后，2010年形成了它的扩展，比如说新的市民参与式农业在不断发展，我刚才说到北京的分享收获、珠海的绿手指等等不胫而走。这几年短短的时间，从我们第一个发起市民参与式安全农业，到后来几百家的发展过程，都是这样起来的……

所以说这个阶段，我到了六十岁却没把工作卸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客观上是因为事儿多了。我这样继续干的话，三项大工作就都起来了。再加上从原来一个乡建中心变成三个单位，这两个三，就弄得我还得继续干了。我本来说六十岁就不干了，而且跟大家都说了，结果六十一岁还在干；然后六十二岁又宣布了一遍说我退出乡建了，结果又白宣布；新的领域不断开拓。那不干怎么行呢？大家都不是很熟悉。这样，那就得接着干。所以我到2013年真正退出的什么？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农村发展学院的院长——官方的职务我退了。但实际上更多的精力，是用于我们现在新的领域的开拓，新的工作，新的研究。同期，这个阶段有很多事业是不断发展的，不断的有新的血液注入。当你建立了一个三角结构的这样一个与乡建相关的研究体系的时候，我们这些年辛辛苦苦培养出的青年知识分子们也都拿了博士、拿了博士后，开始慢慢进入到高校。我老是觉得冥冥之中老天爷在帮我们忙。如果培养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没地儿待，当然可以说散是满天星，这也对；但是总得有个窝。那我们有了几个高校的单位，就正好把它们放在这些窝窝里边。比如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我说这就是乡建的西南中心，你们的任务是把西南地区的乡村建设带起来。福建农林大学这边建立了海峡乡村建设学院的时候尽管也是个小团队，但是，承担的任务是把东南片的乡村建设带起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我们培养的知识分子团队和乡村建设实践的更广泛结合。在这个阶段上，有大量的新鲜事物涌现出来。详细的咱们就不讲了。

我解释为什么停不下来，得把这段时间的三个方向形成的三个结构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汇报，希望大家理解，不是我不想退，我是很想退下来的，但是我没退下来的原因在这些新的变化。我原来说六十岁不做了，七十岁不写了，八十岁就不说话了。原来我有这个说法，是我自己给自己定的。结果六十岁还得继续做。那就往后推十年吧！是不是七十岁就可以不做了呢？希望大家能够让我兑现诺言。七十不做行不行？八十不写了，九十再不说了。因为增加了工作量，写作任务就没有完；几本书都耽误了，做事儿了就不能停下来写了，写作任务基本都耽误了。比如自述这本书，人家东方出版社发广告都发了两年了，文字工作仍然停在这儿，没法完成。新兴七国比较研究本来材料都已经具备了，按说理论框架也是现成的，就应该把它拿出来，但修改稿就是拿不出来。所以，写作工作就等于顺延了十年。也因此，六十到七十岁这段时间又干事儿了。主要是因为机会在这儿摆着，老天爷接连掉了这么些馅饼，你说能不接么？接着吧。我们就接着，就继续干下来了。干下来当然也是个好事。因为经验越来越丰富了 对于这个世界的了解，尤其是在这个阶段整个世界大变局给了我们极好的观察世界变化的机会；中国也在大变局，正在出现一个新的伟大的转折，就是把从资本主义文明转向生态化文明，从资本主义工业化、资本主义金融化，从这些走不出的绝路上转型到生态文明的新的方向上。这又是一个跟中国五千年传统文明能够直接结合的一个新方向！很多都还没有理解，而我们做乡建的恰恰是符合这个转型方向的。这时候是停不下来的！

希望大家理解，无论从宏观大势，还是从我们实际的工作上来说，都希望大家原谅，不是我不兑现诺言，而是我们面对的这个重大的历史转型，是个空前绝后的机会，我们得把握住这个机会，大家齐心合力把这些工作推进下去。

就先说到这儿。谢谢大家！

文字整理：靳培云，内容来自2019年12月23日全球大学团队对温铁军教授专访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