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堪称地方志“鼻祖”｜走近四川历史名人②

方志鼻祖、蜀史巨擘。

——舒大刚（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千百年来，成都既传承着灿烂辉煌、弦歌不辍的巴蜀文脉，又书写出丰富多彩、独具魅力的天府文化。其中，东晋史学家常璩撰写的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地方志《华阳国志》影响至今。

常璩（约公元291年~361年），字道将，蜀郡江原（今成都崇州市）人，东晋史学家、地理学家。常璩出身“文献故家”，得其叔父常宽《易》学、史学之真传。成汉时期曾任散骑常侍。公元347年，东晋大将桓温伐蜀，灭成汉。常璩入晋后，专注于修史，撰有《华阳国志》《蜀李书》等。

常璩所撰《华阳国志》记载了四川、云南、贵州全境以及陕西、甘肃、湖北部分地区的史实，记述时间远起于天地开辟之初，近止于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著作。

常璩《华阳国志》为何不以“巴蜀”命名？

在四川省图书馆560万册的巨量储存中，堪称镇馆之宝之一的就有《华阳国志》。这部记录了从远古到东晋永和三年巴蜀史实的史书，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著作，堪称地方志“鼻祖”。《华阳国志》被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赞为“中国地方志中一颗耀眼的明珠，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精华之一”，它的作者，就是入选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的常璩，被誉为“中国地方志始祖”。

常璩出生于文化世家，受家族影响，他自幼勤奋好学，少年时便以广博才学名闻蜀中。长大之后，常璩顺利进入成汉政权，先被拜为史官，后升为散骑常侍，参与决策，掌理文书，传达诏令。也是在这个时期，常璩利用工作之便，阅读了大量政府史馆书籍，并储备下大量的史料信息，为著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成汉末期，东晋大将桓温率兵伐蜀，常璩从国家统一、百姓安康的角度出发，力劝成汉皇帝李势投降。“在流民四散的乱世背景下，常璩既是巴蜀地区以诗书传家、文化传家的典型代表，常氏家族文化的传承人，又能够顾大体，识大局，对时局采取正确的判断。”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舒大刚说。

东晋统一巴蜀后，常璩随桓温到建康（今南京），入秘阁，掌著作。在建康，常璩用平生所学，花六年时间，在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公元348年~354年）期间，撰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地方志著作《华阳国志》。

“《华阳国志》的写作是由主、客观两方面因素促成的。”舒大刚表示，从客观上来讲，巴蜀地区是重要的历史存在和文化区域，巴蜀历史具有记录、保存、传承的必要，而在中原地区的正史中对其记载却仅有寥寥片语，因此，巴蜀的一些有识之士自发地补写巴蜀史。自东汉以来，巴蜀地区便产生了记录乡贤的文化风气。从主观上来看，常氏家族具有重视历史的家族传统，像常宽就写有《蜀后志》及《后贤传》；另一方面，常璩进入东晋政权之后，不甚被重视，于是，他埋下头来专心著史。历时六年，最终完成了十二卷的《华阳国志》，这也体现了巴蜀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吾邦”的气魄。

“此外，其书以‘华阳’而非‘巴蜀’命名，也是有一定考究的。”舒大刚表示，华山以南为华阳，是大统状态下的九州之一，是中国大历史背景之下的巴蜀文化，这也体现了常璩的广博见识和家国情怀。

上起远古、下迄晋室 《华阳国志》堪称“方志鼻祖”

常璩，出生和成长都在成都崇州市，如果你到了崇州市不妨到常璩广场、华阳国志馆走走，寻找常璩的生活轨迹。在常璩广场上，有一尊常璩铜像，他一手握笔，一手握《华阳国志》，蹙额凝思，严肃中略带几分自信的微笑，面露秉笔直书的神情。如果你走进华阳国志馆，还能看到《华阳国志》中所记载的古蜀风流人物、史志典故、民风民俗、自然山川等内涵丰富的内容。

很多人崇敬常璩，一部分也是被他刻苦求学的精神所打动。据了解，常璩自小受家族影响，特别是受其叔父常宽的影响，遍读家族藏书。在求学道路上也非常勤奋刻苦。适逢战乱，无书可读，他便在废墟中找书读，并且深入山间向川内名士范长生学习，深受范长生赏识，倾囊相授，并推荐他入成汉政权做史官，这也为常璩写《华阳国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地方文献记载古已有之，而《华阳国志》这部书具有超时代性、超地域性。常璩将古代志书中历史、地理、人物三体相结合，创立了体制完备、内容丰富、记事生动的方志体裁，堪称“方志鼻祖”“舆地功臣”。《华阳国志》综合继承了西汉以来八家“蜀纪”、历朝“正史”以及其他地方文献，完整构建了北起汉中（今属陕西）、南到南中（今属云南）、东到湘西鄂西、西际康藏甘青的广袤区域内，上起远古、下迄晋室的地理人文历史体系，为研究中国西南地区山川、历史、人物、民俗提供了重要史料，时称“蜀史”，被誉为“地域渊薮”“巴蜀良史”。常璩秉持“达道义，彰法戒，通古今，表功勋，旌贤能”五大书写原则，融地理、历史、人文、科技、信仰、哲学记载于一炉，通过《华阳国志》一书，让中原人士重新认知了巴蜀文明，并彰显了“蜀有学，先于中原”的蜀学渊源。

该书历来受到学者的高度评价和推崇，范晔的《后汉书》、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郦道元的《水经注》、唐初编修的《晋书》以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大量取材于《华阳国志》。

红星新闻记者 邱峻峰 曾琦 编辑 李学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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