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竞争中发生对抗性冲突的可能性

七十年代以来，很多人认为中国得到了发展机遇。这得益于中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主要矛盾，更不是矛盾主要方面的对立面。然而，现在最具本质性的不同，客观看是因为我们已经无法回避地成为主要矛盾中被主要方面所决定的次要方面。当然，次要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反作用于主要方面。而这个条件，就是矛盾双方还或多或少地分处于资本主义不同历史阶段。

在金融资本阶段，美国是占据核心地位的第一大国，其金融衍生品的交易规模占全球份额近40%。而在产业资本阶段，中国是第一大国，产业门类最为齐全，装备制造业占全球比重超过1/3。世界由此形成美国占据金融资本高级阶段，中国处于产业资本次级阶段，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资源经济低级阶段的世界经济新格局。如果据此看全球化之下的中美大国关系，是两个分处不同阶段的第一大国之间具有经济互补性的利益关系；而且，中国当前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总量上都世界最大，但之所以仍是矛盾“非主要方面”，主要因为在资本主义框架下的制度权和话语权都是美国这个霸权国家所独占的。

中美关系是否向对抗性冲突演变，也是矛盾主要方面所决定的。这是因为2007年次贷危机、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2009年全球危机之后，中国沿海被动地发生产业外移的“去工业化”，迫使中国经济迅速向金融资本升级。而金融资本阶段的主要矛盾，体现为金融资本之间的斗争。历经10年经验教训之后的2019年2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深化对国际国内金融形势的认识，正确把握金融本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为，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已成为世界金融资本总量最大的国家。虽然金融资本阶段占据主要地位的依然是美国，但其主要竞争对手已从仅有统一货币而没有统一财政的欧盟转向肢体俱全的中国。

于是，不论主观意愿如何，中国已经成了金融资本阶段的主要矛盾中的次要方面。

概括来说，中国是一个经历民族民主革命而建立起独立自主政权的国家，不是美元金融资本的代理人政权。依托这一独立政权的中国拥有主权货币和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结构，在加入到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过程中依然保持了金融市场不开放、本币不自由兑换，尽管外资在这一过程中从中国赚取了巨额利润，但中国产业资本崛起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并且这些财富以本国货币计价和体现，催生了人民币金融资本的崛起。

中国在产业资本阶段走了自己的路，并没有遵循西方的模式，虽然有不同解释，但任何产业资本的崛起都是充满着各种各样复杂的矛盾斗争，包括要大规模占有劳动剩余价值、同时占有资源变现收益。社会矛盾是内生的，某种程度上还是尖锐的。

而在资本主义高级阶段占据统治地位的金融资本，因被占据单极化全球霸权地位的国家掌控、而具有对下转嫁制度成本的条件和能力。比如，美国2008年遭遇金融海啸之际连续实施大规模“量化宽松”，增发美元流入新兴市场,导致新兴经济体被迫对冲增发货币，使本应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并不发生在美国，而是“通货紧缩”；反过来美国再向全球输出通缩使得全球需求下降，导致中国出现了更加严重的工业过剩。2014年1月美国正式退出量化宽松政策，2015年11月中国提出工业供给侧改革，先从“三去一降”开始。

这个先通胀后通缩的演变，很清楚地揭示了中国处在矛盾非主要方面的被动性。

2019年中央提出金融供给侧改革，也因为过去应对外资流入而派生了大规模增发货币，创造了过多的流动性，构成金融相对过剩压力。此前，中国已于2010年开始推进金融投资和实体产业“走出去”战略，并在2013年以来全面实施“一带一路”等对外投资项目来带动人民币国际化。

在此背景下，我们说中美贸易战只是一个现象，真正的问题仍然产生于在21世纪中国从原来的产业资本阶段的竞争迅速进入金融资本阶段的海外布局，演化为世界金融资本及海外投资都是总量最大的国家。

2013年美国在停止QE政策之前，已经联合欧洲央行、瑞士、英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六家经济体，宣布将原有的临时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转换成长期、无限额、多边的互换协议。意味着“1+5”的金融资本全球化新核心及其运作机制得以确立——其中任何一个经济体发生流动性短缺、即要出现金融危机的时候，其他任何一个经济体的金融流动性立刻会成为这个短缺国家的金融资本，并且不得提高利率。2020年3月美国连续股市暴跌之后，又增加了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巴西、墨西哥及北欧三国等，扩充为“1+9”形成“半核心”。

在金融资本阶段本来是美元集团与欧元集团这两个矛盾的主要方面互相争斗。现在，一旦形成几家重组的金融资本新核心及半核心之后，没有被纳入的、金融资产总量最大的就是中国。这使中国上升到了矛盾主要方面的对立面，实际上是在中国金融资产成为世界最大的同期，西方舆论的“中国威胁论”随之替代了“中国崩溃论”。在新冷战意识形态环境之下参加疫情防控大考，中国人答卷做得无论多好都动辄得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