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内粮食供求紧平衡的脆弱性面临国际粮食价格上涨的冲击

2017年以来，中国大力推行农业供给侧改革，农业供给侧改革与工业供给侧改革所针对的问题是一样的，在农业上叫做“结构性过剩”，这就意味着除了粮食基本上属于紧平衡略有盈余之外，其他大类农产品全面进入过剩。在这种情况下，农业供给侧改革当然就有跟工业供给侧改革同样的内涵：要尽可能把过剩问题缓解下来。在这个阶段上（大概2018年前后），财政部提出，农业生产“产、销、调、存”的各个环节都需要补贴，加起来上千亿。生产给补贴、收购给补贴、去库存给补贴······，拿稻谷来说，每一吨从收到卖，全部财政补贴将近3000块钱。现在库存积压1.3亿吨稻谷，要全部处理完了，财政要拿出3000亿。财政部认为按照目前的补贴办法，粮食耗费太大。对此，正好结合农业供给侧改革，财政部要取消补贴。这中间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矛盾，虽然经历三年曲折，但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下调基本到位。

目前的情况，一方面，美国遭遇股市暴跌，采取了无底线量化宽松的措施，并且美国现在拉入15个国家共同通过量化宽松的方式制造过量的流动性资金，流向原材料、石油期货、粮食期货等各种市场，这样一定会造成价格上涨。这就导致所有的进口国（无论进口原材料、能源还是粮食等等）形成输入型通胀，这是毫无疑问的。另一方面，国内农业供给侧改革正好是基本落实到位。这些恰好与国际市场的新形势碰到一块：一方面外部环境影响下全球粮食价格上涨，一方面我们的粮食紧平衡，很多单位都是借着调整的机会甩锅。

所以我担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国内的农业供给侧改革基本到位，而粮食的过去紧平衡略有结余，结余是否还存在很难说的。当然紧平衡问题里有一些属于结构性矛盾，比如某些品种等；还有稻米走私冲击国内稻米市场，比如说一段时期以来，南方稻米（越南米、泰国米、缅甸米）走私问题客观存在，冲击了南方山区的稻米生产。有些结构性问题是长期存在并且不断变化着的。但总之，大的矛盾是国际粮价有可能上涨，而国内供求紧平衡局面维持吃力。这是第一个负面的情况。

二、粮食价格变动会对粮食种植结构产生影响

当国际粮食价格发生严重波动时，国内种植情况会受到影响。这个影响很可能在饲料用粮方面。我们国内的玉米生产对国内口粮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早就有人建议调整现在主粮的统计结构，把大豆和玉米剔除（因为它们都不再是口粮），考虑把马铃薯或红薯这些往往用作口粮的品种纳入。这些建议都有道理，但要和过去的口径统一起来难度很大，会导致很多复杂变化，所以一直没有调。客观地看，玉米早就不是口粮，很大程度上是饲料用粮，而中国饲料用粮完全是走国际市场的，谁便宜买谁的。现在大的饲料公司，从国外购入的这些饲料粮（玉米、豆粕等）几乎都是转基因的。针对这个问题，目前国内要采取些措施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会导致，当国际粮食市场价格下跌的时候，国内生产饲料粮相关作物（大豆、玉米等）是不经济的，也因此这些大豆和玉米主产区一直希望调结构，但是从粮食内部结构来说调整是非常困难的。

当国际粮食价格发生严重波动的时候，国内的粮食生产会受到连带影响。但是以今年的价格波动情况来看（比如像东北、华北的玉米主产区应该已经过季了），价格信号的敏感度不会马上就反映到播种面积的增减变化上。

针对饲料粮和国内的饲料粮的种植面积波动以及投入情况的变化，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来看对中国整个粮食市场变化的影响。

三、粮食问题受到庚子年气候异常周期的影响

庚子年存在气候异常变化，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庚子年气候异常在历史上是多次发生过的。上一个庚子年大家知道是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这次（庚子年）从去年就已经开始。随着降雨带向西向北移动，降雨总量的分布出现了严重的不均衡，相当部分南方地区、沿海地区出现严重干旱。这次庚子年的气候变化在今年很可能会有更为严重的表现。

四、病虫害对中国粮食安全造成威胁

之前大家可能都有关注非洲草原的蝗虫有没有可能进入中国等这些问题，但也需要注意进入中国的草地贪夜蛾，这些都是具有摧毁性影响的病虫害。加之国内常年在粮食生产上，不愿意投入劳动力而只能使用机械、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已经造成粮食主产区的地力下降等问题。这就像人的免疫力下降一样，土壤的有机质含量下降，土壤生长的作物抗病虫害的能力也是下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