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秉楠丨中国首位AGI成员,不为国人知晓的中国字体之父

如果提起中国的初代设计师,大家一般都会想到石汉瑞、靳埭强或者是陈幼坚等香港设计大师,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一位,咖位完全不输前面提到的几位设计师。他就是余秉楠,余秉楠是首位进入AGI(1992年)的华人设计师。他在书籍设计与字体设计都有非凡的成就,将网格系统与西文设计带到了中国。接着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位设计大师吧。


这里只是这位大佬的一部分奖项而已 ┓( ´∀` )┏

1989 年谷腾堡奖颁奖仪式上,莱比锡市长 Seidel 为余秉楠颁发证书。


余秉楠1933年出生于上海,1956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然后经过中国文化部的考核,余秉楠被选派到民主德国学习。余秉楠是新中国第一代选派的留学生,他们肩上承担着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的重大责任。现在很多人调侃自己是全村人的希望,而余秉楠这些指派出国的留学生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确确实实是中国崛起的希望。幸好,余秉楠也没有辜负各位“乡村父老”的期望,学成之后,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出版了多本专业书籍。1962年回国后,他即任教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曾创办书籍艺术系并担任系主任。其后还同时被中央美术学院等多所院校聘为客座教授,他的设计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设计人。


在欣赏余秉楠的设计作品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位大师是怎么学习字体的。

对于当时的书籍设计来说,最重要的基本功是字体设计,所以余秉楠刚到德国莱比锡学习书籍设计的时候,老师便让他直接开始写字,不能参照临摹。当时余秉楠感觉有些无从下手,但是还是硬着头皮看德国的同学怎么写,自己便跟着写。这样经过了几周,余秉楠基本掌握了西文的字体结构之后,他才被允许临摹。

临摹也并不是对着画,而是要用笔直接写出来,用圆头笔写出笔画粗细一致的无衬线体,用扁头笔写出横细竖粗的衬线体。再往后,就是根据字体的发展历史,分阶段进行临摹,从最早的字体,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字体,再到现在的字体。通过这样的方式,余秉楠不仅掌握了西文的字形与结构,也熟悉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字体风格、时代背景,相当于又了解一遍艺术史。


接着我们来了解一套余秉楠的成名之作,也是对中国十分有历史意义的一套字体——友谊体。在临摹了一年字体之后,余秉楠终于接到老师给的第一个创作任务——一副适合用于多种排版、在中国使用的字体。

最开始挑选工具,余秉楠认为钢笔太硬,写的字会缺少变化,而鹅毛笔虽然柔软,但是写不了大的字,试了多种工具之后,都认为不太合适,最后余秉楠选用了竹笔。竹笔是什么笔相信大家比较少听说吧?余秉楠用的竹笔其实是他自己制作的笔,他将从中国带过去的毛笔上的毛去掉,笔杆削成钢笔尖的形状。因为竹笔的弹性比较硬,但是又比钢笔柔软一些,写起来书写感比较强烈,用力轻重不同,笔画粗细都不一样。


当然这套字体也并非凭空创造的,友谊体的大写字母参考了罗马大写体,而小写字母参考的是法国卡洛琳王朝的卡洛琳小写体。

创作完成后,余秉楠的导师拿着这幅字体给别的字体专家看,这些德国的专家们看完之后赞叹不已的同时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这肯定是中国人的设计,因为从设计中看出了毛笔书写的痕迹。可是明明是用竹笔写出来的字,怎么会有毛笔的痕迹呢?原来是余秉楠为了加强字体的阅读效果,会在没有衬线的圆弧拐弯的地方稍微加重,因此在德国人看来,这个地方就像是一个顿笔,书法字中的顿笔也是这么写出来的。

余秉楠回忆到,实际上自己并没有刻意地去融入中国书法,单纯是根据视觉效果加粗了某个笔画而已。可是为什么会做出具有中国味的字体呢?余秉楠后来想明白了,他是在中国长大的,中国书法以及中国文化已经悄无声息地刻在了他骨子里,所以在创作的时候,中国味就自然的流露出来了。


关于友谊体的故事还没结束,在余秉楠设计完这套字体后的一天,余秉楠被东德总理的秘书叫去单独谈话了,在谈话中他才知道,原来他设计的这套字体是周恩来总理的嘱托,周恩来总理委托德国为中国培养一位能设计拉丁字母印刷字体的设计师,而这个设计师便是余秉楠了(余秉楠这时候才知道,原来他早就是那个被选中的孩子了)。后来这套字体作为中国建国十周年的国礼赠送给了中国文化部。

余秉楠的这套友谊体当然也没有辜负国家的期许,作为中国人设计的第一套正文拉丁字母,友谊体在历年内获得了谷滕堡终生成就奖(首位亚洲获奖者)、「当代最佳印刷字体」奖、德国文化部长奖、东京艺术指导俱乐部(TDC)奖等多个奖项。


宋一体、黑一体、宋二体、黑二体

1962年,余秉楠以优异的成绩从莱比锡毕业,谢绝了导师的挽留后便回国了。回国之后,余秉楠加入了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参与了为《辞海》设计的“宋一”、“黑一”和为《毛选》设计的“宋二”、“黑二”。

辞海细体

除此之外,余秉楠还被特别委托了设计一套与辞海“宋一”配套的拉丁文字体——“辞海细体”。

宋一 与 辞海细体

由于“宋一”体非常的细,机械感比较强,毛笔书写痕迹比较少。所以余秉楠选用了钢笔写了一套非常细的衬线体,笔画没有强烈的粗细变化,当时国内外都没有出现过这么细的字体。这一套字体也是新中国生产的第一套拉丁字母印刷活字。


余秉楠在清华教学生字体设计的时候,提出了字体设计的三个创新方法:一是传统精粹与时代精神的巧妙结合,用传统的东西来参考,然后改造它;第二个是书写工具的多样化——用不同的笔、用剪刀、电子屏幕等等;第三个是与文字相关的意境的联想与拓展。

而圆宋体则正能体现余秉楠对字体创新的理解。余秉楠在创作圆宋体的时候,认为当时字体设计师创新的宋体改动并不够大,没办法跳脱出原来宋体的框框,特别是三角形的装饰角,看着很机械。于是他便想到用圆头的马克笔来写宋体,这样装饰角就不会是三角形而是圆形的了,而且圆头马克笔写的宋体保留了传统宋体的骨架,但是却显得更加的简练。


以上介绍的三款字体,余秉楠先生都已经与方正字库合作进行优化并且数字化。


可以说余秉楠改变了中国现代的书籍设计,在1950年代,当时国内对书籍设计的意识是极度缺乏的,当时的“书籍设计者”普遍认为画一个封面就是书籍设计,一般的书籍封面都是有一副插画加书名文字组成的,对于护封、书脊、纸张、装订、排版、字体等都几乎没有涉及。而余秉楠在书籍城莱比锡所学到的书籍设计知识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就像是一株生命力旺盛的野草,掉到了中国这片荒芜却肥沃的土地上,迅速地蔓延开来了。


《网格构成》

我们现在无论做什么设计,可能都会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画一个网格,而这个良好习惯就是余秉楠带回中国的,早在1986年,余秉楠就翻译出版了西方的美术学院教材《网格构成》,发表了《现代网格设计的科学性艺术性》、《版面设计的形式法则》等多篇论文,为国内提供系统的网格理论知识。

《出土文物三百品》

我们来看看余秉楠是如何使用网格系统的,我们用《出土文物三百品》这本书作为例子。

《出土文物三百品》这本书将整个版面划分为了3.5栏,也就是三个大栏和一个小栏。书的天头上有一条明线,线的上下标注着文物的名称、时代和所属类别,相当于现在的页眉。这条明线下方40毫米处存在着一条暗线,这条暗线才是版心的位置所在。虽然说整本书是在网格的基础上设计的,但并不意味着设计就是呆板的。

①先说这书分的3.5栏,他们并没有固定的位置,那一个小栏可以根据实际的需求插在版面中的任意一个位置,让整本书排版更加灵活。

②追求对比。如果对于刚接触网格系统,不太懂变通的设计师,在建立了3.5栏的网格之后,可能就会按照一种模式编排完一整本书,例如两栏放图片、一栏放正文、还有一个小栏放注释文字。而余秉楠在这本书的编排里则抛弃了这种固化的模式,在内页的许多地方都设置了对比。例如图片上的大小对比,形状对比等等。

③图片的拆分解读。在这本书中,余秉楠多次将一张图片截取某个细节,然后放大处理。这样是为了形成具有变化的重复,也形成了整体与细节的对比,加强了表现力,让读者加深对图片的印象。


④根据文物的形态进行版面构图。例如这本书《青铜器篇》中的《十五连盏灯》,由于这件文物的细节比较多,如果将细节放大处理的话会显得比较繁琐,所以余秉楠是模拟这件文物的对称结构,将整体图摆放在对页的中间,而细节部分则对称的排布在两侧。

⑤这本书最后设置了图录页。余秉楠对图录页的设置是模仿了电影结尾的回顾镜头,将文字排列成竖条状放于页面中间,而两侧留白则偶尔出现一两张回顾的图片。


《我们与艺术》这本书出版于1962年,并且获得了当年莱比锡的最美的书奖。这本书设计的主要概念是横纵对比。护封上,横向代表了艺术的种类,两幅图片同时代表了戏剧、美术和建筑,纵向代表了历史,书脊上自上而下的画面代表了艺术的发展史。

在护封里的布面封面同样也有横纵向的对比。


前面我们介绍了“友谊体”,而这一本《毛泽东诗词》则是第一本使用了这个字体的书籍,并且后来这本书与“友谊体”的铜模一同作为国礼送给了中国。

书的书套上方的德文及汉语拼音两种标题使用了友谊体,这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而标题下方,余秉楠选用了一篇毛泽东手写的书法,因为对于外国人来说,他们看不懂中文,更不用说毛泽东豪放的书法字了,所以他们看这一副书法更多的是认为他是一个具有东方美感的图形。俗话说字如其人,所以通过书法线条的走势,也可以感受到毛泽东的为人与个性。


封面上余秉楠选用了一只眼睛作为画面主体,因为这本小说的题材是以主人公的独白进行的,而眼睛作为心灵的窗户,主人公所经历的都从眼睛进入他的人生,所以眼睛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小说的内容。另外,眼睛要比人物的其他部分更有视觉强度,一双注视着社会的犀利而深沉的眼睛,难道不是很吸引人吗?在眼睛的上方还画了一个蓝色的三角形,就像是眼睛戴着一个小丑的帽子,与《小丑汉斯》的书名给呼应上了。


海报中的主体是宋代蔡襄手笔中的“家”字的写法,这个“家”字由两个部分组成,白色部分的外轮廓象征着祖国大陆,而“家”字中的一点则用彩色的台湾地图代替,从而表达了台湾是中国这个大家庭的一部分这个概念。另外海报的背景上有许多个不同写法的“家”字,意味着无论时代如何变换,中国人经过多少代的繁衍更替,生生不息的海峡两岸永远是一家人。


《明天》这个海报创作于1999年。1999年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份,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马上就要进入21世纪了,似乎所有人都对这个新的21世界充满着美好的憧憬。余秉楠的《明天》也代表了他对新时代的想象,他认为新的时代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互联网会彻底改变这个世界,所以海报上出现了各种与信息技术相关的文字符号,用毫无规律的方法排布在画面中,象征着信息的爆炸。


这张海报是余秉楠在2001年的AGI巴黎大会上创作的。画面主体是一只中国的石狮子蹲在埃菲尔铁塔的底座上,环顾四周。余秉楠希望通过石狮子与巴黎铁塔的结合,表达东西方艺术的交流与融合。


余秉楠先生今年已经是87岁的高龄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作品,至少也是20年前创作的了。余秉楠的作品可以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初代设计的样貌,也许与现在的设计相比显得有些粗糙,但是我们却能从中看到极强的生命力,那是西方现代设计在中国土壤里扎根发芽的生命力。感谢余秉楠先生,将现代设计的火种带回了中国,让我们这一辈年轻设计师能够享受现代设计成熟的果实。但是,现在中国设计与西方或者日本依然有着较大的差距,所以加油吧同学们,中国设计的崛起任重而道远呢!


*上文部分内容来源于书籍《余秉楠》。

以上内容经授权转自“研习设”





2020年9月24日,字体设计前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余秉楠先生因冠心病引发多器官衰竭抢救无效,于下午4点45分逝世,享年87岁。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赵健教授授权发布悼文如下:


*以上文字及图片资料由清华美院赵健教授提供


编者按:

方正字库一直受余秉楠先生恩惠、指导,早在1995年、1998年国家语委、新闻出版总署、全国印刷字体工作委员会组织对方正字库进行国家级鉴定的时候,余老师就是其中的专家评委。


余秉楠教授(右一)作为专家评委参与方正字库鉴定

从2001年首届“北大方正奖”印刷字体设计大赛起,他曾先后六次担任『方正奖』字体大赛的评委。

余秉楠教授(左二)担任第一届『方正奖』字体设计大赛评委

余秉楠教授在第一届『方正奖』字体设计大赛评审研讨会现场

余秉楠教授(左三)担任第二届『方正奖』字体设计大赛评委

余秉楠教授在第二届『方正奖』字体设计大赛研讨会现场

余秉楠教授(左四)担任第三届『方正奖』字体设计大赛评委

余秉楠教授在第三届『方正奖』字体设计大赛评审现场

余秉楠教授(左一)在第三届『方正奖』字体设计大赛评审现场

余秉楠教授(左一)担任第四届『方正奖』字体设计大赛评委

余秉楠教授(右二)担任第五届『方正奖』字体设计大赛评委

余秉楠教授在第五届『方正奖』字体设计大赛评审现场

余秉楠教授(左六)担任第八届『方正奖』字体设计大赛评委

余秉楠教授在第八届『方正奖』字体设计大赛评审现场

1961年,余秉楠教授设计完成了一套拉丁字母印刷体——友谊体,这套字体曾获得“德国当代最佳印刷字体奖”,后来在德国的应用中被称为“中国字体”,是一套象征中德两国友谊、有着重要历史意义的西文字体。1963年,“友谊体”的铜模和铅字就被德方作为国礼赠送给中国文化部。

2006年,余秉楠教授将“友谊体”交由方正字库进行数字化。在经历数十年的坎坷命运后,这套字体最终于2012年以方正秉楠友谊体的面貌重新问世。

“友谊体”设计稿

2012年9月,历经21次校稿后,“友谊体”终于以“方正秉楠友谊体”问世

方正秉楠友谊体

2015年11月23日,方正电子携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举办“余秉楠字体设计研讨会暨方正秉楠圆宋、方正秉楠辞海体发布会”,当时已82岁高龄的余秉楠老师莅临现场并发表致辞。

余秉楠教授现场致辞


创新是字体设计健康发展的基础,只有创新才能与不断变化的世界保持同步。其次,我们的目标是寻找中国当代视觉设计的道路和方法,用中国现代的国际化的视觉语言来表现我们独特的传统文化。我们对于西方和日本的印刷字体,不能盲目的临摹,要融合国内国外最优秀的传统,创造现代国际化的有中国风格的印刷字体。真正的艺术创造产生于认真、勤奋的探索,前提是要有敏锐的思考和灵巧的手。

——余秉楠


会议上,时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系主任赵健老师代替余秉楠作了《秉楠与字缘》的主题演讲,阐述了余秉楠老师在设计实践及教学中的理念,以及余老师设计与参与制作的每一款字体背后的故事。

300余名字体爱好者与字体设计领域的专家学者,一起近距离了解了余秉楠先生的字体设计成就和设计心得,并一同见证了由余秉楠设计、方正字库合作开发的方正秉楠辞书体方正秉楠圆宋的正式发布。

与会嘉宾共同为方正秉楠辞书体、方正秉楠圆宋揭幕

方正秉楠辞书体Italic、方正秉楠辞书体


方正秉楠圆宋


余秉楠老师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他将现代设计的火种带回中国,让西方现代设计在中国土壤里生根发芽,通过传统精粹与时代精神的巧妙结合,推动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他在字体设计及字体教育等领域的进步理念,惠泽年轻的设计师,让他们能够享受现代设计成熟的果实。


余秉楠老师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候,仍然在为我们展示着自己饱满的设计人生,让我们以设计的名义来缅怀他、纪念他,续写属于他的,也同样属于所有设计师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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