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位自编自演的女星，同时和3个男人谈恋爱，21岁服毒自杀
电影《现代一女性》(1933)宣传照，艾霞
艾霞(1912-1934)从影只有三年，拍戏不多，但是当时知道她的人却很多。这是因为她常常写文章。她的文笔简洁、令人耐看。
当时的《新上海》、《申报》及《电影时报》上常出现的的作品。此外，她还会编剧本，能演话剧，被电影圈内的人称为影坛才女。
艾霞，本名严以南。1912年11月29日生，原籍厦门。其父在北平做生意时，她曾就学于北平圣心女校。
艾霞在上色版电影《春蚕》(1933)中的影像
16岁那年、她因恋爱问题与家里闹矛盾，便离开家流浪到上海，过着艰苦的生活。
艾霞别于一般姑娘，不爱打扮，不追求享受，却爱好文学、戏剧，喜欢写作。她曾加入过南国社。
1928年到上海谋生，并投身影坛，先后在南国社、天一影片公司和华利影片公司等当演员，并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
艾霞在电影《脂粉市场》(1933)中的影像
艾霞作为“左翼知识青年”被当时渴求人才的明星电影公司网罗，正式踏入电影界，算是左翼电影最早期的一批演员之一。
1932年，她到明星公司后，先在电影《战地历险记》(1932)出演一个配角，后在《旧恨新愁》(1932)中第一次饰主要角色。
影片叙述了一对受到新式教育的夫妇，先为追求自由离家，后来因经济拮据，二人离异。
1932年，电影《旧恨新愁》杭州西湖外景地，左起：男主演龚稼农、摄影师王士珍和艾霞
女方带刚生下的女孩改嫁给南洋富商。20年后女孩长大了。养父为她请了一个家庭教师。后来，女孩竟爱上比她大很多的教师。
偶然间，教师得知，这个女学生竟是自己的亲生女儿，羞愧万分，负疚离去.......艾霞在影片中鈽那个20岁的姑娘。
艾霞初入明星公司，左翼工作者正以农村为题材，大量编写“大众化”的电影剧本。
艾霞在上色版电影《春蚕》(1933)中的影像
在这些“描写农村底层的抗争”的影片里，不少当红的女明星们纷纷脱去鞋袜，演起光脚下田的村姑。
1933年，艾霞在明星公司参加了6部电影的拍摄，分别是《现代一女性》、《脂粉市场》、《春蚕》、《二对一》、《时代的儿女》和《丰年/黄金谷》。
艾霞在上色版电影《春蚕》(1933)中的影像
艾霞参与演出的这六部电影作品都是由寄身明星公司的共产党员或左翼文人编写的剧本；在这些电影中，她也曾和其它都会女演员一样，在银幕上扮演村姑——如《春蚕》中的荷花、《丰年》中的毛头。
然而，艾霞最著名的角色，却是城市知青或都会型的现代女子，特别是那些尽情把玩爱情游戏的摩登女郎。
电影《时代的儿女》(1933)剧照，左为梅熹，中间为艾霞
例如，她在左翼电影中坚份子夏衍(1900-1995)、郑伯奇(1895-1979年)、阿英(1900-1977)合编的《时代的儿女》中，饰演一个因为沉溺爱情的知识青年，“由一个放荡的女性，堕落为男人的玩物”。
当时已经是上海影坛引人注目的后起之秀的艾霞，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朝着“具有灵魂的演员”的方向成长，尽管她扮演的角色大都因身姿袅娜、性格泼辣而赢得银幕“性感野猫”的称号。如果不是那么早就结束了如花的生命，艾霞一定会跻身明星之列。
左起：王献斋、艾霞和胡蝶在电影《脂粉市场》(1933)中的影像
其中，电影《现代一女性》由李萍倩(1902-1984)导演，剧本是艾霞撰写的，并由她本人任主演，内容是讲都市职业妇女如何摆脱家庭担子，其中有霞本人的影子，影片上映后，得到现众的好评，也引起影界的注意。
《现代一女性》写摩登的房地产公司职员蒋萄萄狂热地爱上记者俞冷，为资助这位穷困潦倒的有妇之夫，委身于公司经理李史，又发展到偷窃李史钱财，终于锒铛入狱。
电影《现代一女性》(1933)剧照，艾霞
蒋萄萄希望用爱情的刺激填补空虚的心灵的努力落了空，最后受到“有着前进的思想、革命的虔心”的狱友的启发，出狱后走向“光明的路”。
虽然当时有人批评“《现代一女性》是艾霞的自叙传，片中的蒋萄萄就是她自己”，虽然蒋萄萄的转变确实显得牵强与仓促，但无论小说还是电影所塑造的这个 “摩登＋革命”的女主人公形象，已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关注。
电影《现代一女性》(1933)宣传照，艾霞
在程季华的那本存有“异议”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将艾霞自编自演的《现代一女性》归类为“有一定暴露意义”的电影，是明星公司出品的电影中，“直接或间接得到左翼电影工作者组成的编剧委员会的帮助”，而“在不同程度上表现新的倾向”的作品之一。
这位史评者，以预设的政治立场去解读《现代一女性》，企图将20世纪30年代艾霞的作品纳入左翼旗下，让人觉得那时候的新女性的觉悟是不一般的。
艾霞唯一的一本《现代一女性》小说散文集的书封
非常可惜的是，这部《现代一女性》可以称得上是艾霞的电影代表作却已经失传。
艾霞以此成为中国电影史上集编剧与主演于一身的第一人，她创下的这个骄人记录还保持了很多年。
在电影演员中，艾霞勤于写作也是出名的，她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作品，数量相当可观。
当时的《上海画报》以她照片为封面，可见她在1933年是多么的走红
其中包括散文、诗歌、剧本和小说。她爱写诗歌新旧体都能作。诗的感情真挚而缠绵，唯带有太多的伤感，如她的一首七言诗：“独起徘徊忆往年，一灯照影未成眠，星月迷濛花隔雾，此时此景最堪怜。”
艾霞的小说。如她发表在“左联”刊物《春光》上的小说《好年头》，就是一篇难得的以“丰收成灾”为主题的作品。
艾霞在上色版电影《春蚕》(1933)中的影像
这篇一万多字的小说，通过三个农民家庭的破产，揭露了在国民党残酷统治下，农民拼死拼活地干，歉年破产，丰年也落得家破人亡的悲惨下场。
小说的结尾写了农民的觉醒和反抗：“打呀！打呀！......震天撼地地沸腾起一片喊声。整个垫桥村疯狂地骚动。农村沉寂的血脉，海潮般激烈地澎湃。”
电影《二对一》(1933)剧照，左起：宣景琳、严月娴、艾霞
这篇小说是艾霞在金山浜拍《丰年》时搜集素材写成的，该篇可以与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茅盾的《春蚕》同属一主题，从中反映了艾霞思想上可贵的进步。可惜的是这篇小说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包括文学史家。这是令人遗憾的。
正当雄心勃勃的艾霞准备撰写《法网》剧本时，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落在她身上，她的恋人背叛了她。
电影《丰年》(1933)剧照，左起：艾霞、高倩苹
原来，艾霞进入电影圈后，有个导演在她身上打起主意来，他想带红、捧红艾霞，待艾霞成名后再利用她。
于是，他就拼命接近、引逗艾霞。而艾霞这个单纯又有抱负的姑娘，在事业上不甘寂寞，她自知长相不美，在当时的影圈内不容易得志，她想在写作上发展。
电影《时代的女儿》(1933)外景地，左起：艾霞、高倩苹、赵丹
偏有人告诉她，还需要十年的修养。生活上无助的艾霞该怎样度过这漫长的时光？她想自编自导自演影片，但筹集巨款又谈何容易？
于是艾霞接住了那导演伸出的手。她以为遇到了一个正直的人，可以在事业上拉自己一把，生活上也有了寄托，于是他们同居了。
在拍摄电影《时代的女儿》(1933)期间，艾霞和导演李萍倩(右)合影
孰料那个导演见艾霞对他前途不会产生预想到的帮助，便狠心抛弃了艾霞。
这是当时很多报章上的一种“说法”，这种一对一的具有“对立”和“不对等”的故事自然会“引起共鸣”，其中有的报道上还把导演李萍倩和蔡楚生(1906-1968)的照片放上去，但不表明导演的名字。
电影《现代一女性》(1933)宣传照，艾霞
之后被骗了的艾霞受不了这样大的刺激，她感到前景黯淡。在拍完《丰年》后，于1934年2月15日，旧历除夕夜，她吞服了鸦片，临死前，她含着眼泪微笑地说：“人生是痛苦的，现在我很满足了。”
在她的遗物中人们发现一首她饱藏血泪写成的短诗：“今天又给我一个教训到处/都是欺骗我现在抛弃一切/抱恩我的良心”。
薛玲仙(左)和艾霞拍摄于1933年
薛玲仙(左)和艾霞拍摄于1933年
影星高占非在1934年第4卷第8期《玲珑》画报撰文称，“艾霞曾自编自演《现代一女性》，开我国影坛有史以来的新纪元，并且是中国文坛上女健将之一。她生前曾经经历许多的艰难，受过多方的波折。至于自杀的原因，在未明了以前，我仍感到莫名其妙。”
1934年2月28日出版的口袋杂志《玲珑》第132期中发布艾霞自杀新闻
而1935年第4卷第7期《电声》画报中《〈新女性〉影片摄制背景及其内幕作用》一文称，艾霞生前与导演蔡楚生、李萍倩友善。有人说，艾霞之死，与某导演不无关系。导演虽不杀艾霞，艾霞实为导演而死。
后来很多对艾霞的报道中，均夸大她受到了所谓社会和男性对她的伤害，实际上对她自身的转变却只字不提，而艾霞当时又是左翼阵营里的“弄潮儿”。
1934年出版的第6期《电声》杂志以较大篇幅做了一期“艾霞纪念特刊”
其实当艾霞赢得“性感野猫”称号后，她就已经悄悄背叛了左翼，选择响应现代派对“摩登女郎”的颓废投射。
殊不知，艾霞在那个时候的“生活作风”已经非常大胆，当时的通俗刊物《电声周刊》曾以“艾霞因为失恋而自杀”为题大作文章，不厌其烦地绘声绘影艾霞是如何地沉浸于恋爱的游戏当中，以致于终为其断送一生。
艾霞在电影《脂粉市场》(1933)中的影像
而一位20世纪30年代的影评人兼记者在这篇文章中就爆出“大料”——艾霞本人虽然非常热衷于恋爱经验，却很注重彼此隐私，因此她尽管曾经同时与和三位男士保持密切关系，但完全没有让他们感觉其它对手的存在；受访者说，“她算得上是位‘新女性’”。
如果她的行为放到目前全球风行的“政治正确”的名目下，想必也会遭到批判，自然当时的左翼阵营也不会把她的这些拿到台面上来讲，避免没有“焦点”。
左起：董克毅、龚稼农、艾霞在电影《脂粉市场》(1933)中的影像
1934年春节，艾霞因情自杀，上海各媒体率先大肆渲染。《艾霞纪念特刊》的连续发行、《晨报》记者向法院申请拍摄艾霞遗体的许可、明星公司举办盛大的哀悼会以纪念并促销艾霞的电影事业等等，连怪力乱神的附会之言也出笼。
左翼人士则不得不对艾霞这出“摩登恋爱女郎”的文化表演，进行了“迂回”批判。
艾霞的签名宣传照
最后电影评论家柯灵(1909-2000)也在 《悼艾霞》中指出：“艾霞是有才能的演员，她对待电影艺术是忠实和严肃的，但她不是什么大明星，她在电影界所经受的，白眼多于青眼。但她不愿意随俗浮沉，同流合污……艾霞不是弱者，可是她终究不能不受摧残。她是现实矛盾和时代苦闷的牺牲品。”
艾霞在上色版电影《春蚕》(1933)中的影像
由于舆论一直在追问艾霞自杀的原因，究竟是谁欺骗了艾霞。因此，艾霞的追悼会迟迟没有召开。
直到1934年4月23日追悼会场设在上海西藏路上的宁波同乡会。
来宾很多，电影界人士有周剑云、郑正秋(1889-1935)、严月娴(1911-1985)、龚稼农(1902-1993)、高倩苹、李萍倩等，但有些人专为一睹参会明星的庐山真面目而来。
1934年4月23日，明星影片公司同人开会追悼艾霞女士情形
随着“活貂蝉”顾兰君(1917-1989)、“标准美人”徐来(1909-1973)、“电影皇后”胡蝶(1908-1989)的相继来到，引起人群的阵阵骚动。她们三人在前排刚一落座，数十名摄影记者的镁光灯就不停闪烁。
艾霞是我国早期影坛上第二个自杀的女明星，在她前面的是毛剑佩(1904-1930)。其后使更是一代明星阮玲玉。
阮玲玉在上色版电影《新女性》(1935)中的影像——这部电影更多的强调了对当时社会的控诉和抗争
同年，由孙师毅(1904年-1966)编剧、蔡楚生导演的著名影片《新女性》(1935)就是根据艾霞的遭遇创作的。女主角由阮玲玉(1910-1935)扮演。
更吊诡的是，当阮玲玉传奇性地在影片上演后自杀时，包括当时文化菁英在内的全体社会的喧哗声中，我们再度听到有关艾霞因爱情自杀的检讨。
左为艾霞，右为阮玲玉
著名的左翼影评人在评述阮玲玉之死时，便曾比较艾霞和阮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女演员，指出“艾霞出身资本社会、想突破资本主义社会而不能”；阮玲玉处于“浓厚封建残余的资本主义社会”、”想完全进入资本主义的社会而不能”。
1933年第3卷，口袋杂志《玲珑》封底为艾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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