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毛主席气呼呼地对《毛选》的编辑尤金说：你们想干什么？

老覃在去年写过《1950年，毛主席访苏迟迟未归，华北爆发了一场荒诞的“割蛋”谣言》一文，文中提到了毛主席在1950年访苏之事。同时也提到，毛主席早在1947年就酝酿访苏了。只因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斯大林还拿捏不准让毛主席以什么样的身份出访莫斯科，生怕会被西方舆论说毛主席是“游击队的领导人”，从而影响到苏联的声望，所以委婉拒绝。而当新中国已经成立，斯大林就没有什么顾忌了，大大方方地宣布承认新中国，大大方方地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那么，毛主席访苏就顺理成章了。

毛主席该次访苏的目的，是要搞出一些“好看的东西”和“好吃的东西”来。

这“好看的东西”是指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好吃的东西”是要从苏联得到实质性的经济援助。

既然毛主席是有备而来，斯大林虽然表示出了欢迎，却有意克制这种欢迎，不敢表达出过度热情。也就由于这个缘故，《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结束后，斯大林对自己在毛主席初来之时的处处怠慢感到了愧疚。作为补救，他在招待宴会上对毛主席说：“你本人对苏联还有什么的要求，请尽管提出来。”

毛主席一心为国，绝对不会因为自己个人的私事对斯大林提什么要求，他一摆手说：“我们衷心感谢贵国对我们国家的帮助，至于我本人，一无所求。”

但斯大林总觉得过意不去。他想了又想，觉得中国革命历经苦难，却始终坚忍不拔，经过了这长达几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很值得总结。

于是，就诚意拳拳地说：“我提议把你在革命历程中写过的论文、文章、文件等编辑出版为选集，书名就叫《毛泽东选集》，同时出版俄文版。毛泽东的思想，对我们也是有启发指导意义的嘛。”

我党在七大会议上已经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斯大林的这个提议，得到了站在旁边的周恩来的热烈赞成。

周恩来兴奋地说：“我们也有这个计划，把毛主席的著作编辑出版。”

鉴于斯大林曾经对中国革命抱有过偏见，毛主席也打算让他见识见识中国的革命理论，就认可了这件事，但嘴里仍谦逊地说：“苏联共产党已经在革命胜利的经验上总结出了丰富的革命，我们也一直用这些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整理我的著述，也要用这些理论来指导啊。我们自己总结恐怕总结不好，麻烦你派一位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水平高的苏联同志来帮助编辑俄文版的《毛泽东选集》。”

毛主席也就客气地说说。

但斯大林为了弥补他先前的失礼，把毛主席的这句客气话理解为毛主席的个人要求，欣然答应，豪爽地说：“那就让苏联科学院研究马列主义的尤金院士来做这项工作吧，他很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是马列主义的顶尖专家。”

毛主席笑了笑，只好回答说：“这样再好不过。”

这样，苏联科学院研究马列主义的尤金院士就来到中国了。

尤金院士带领毛主席的俄文翻译师哲和苏方的中文翻译费德林一起翻译、编辑俄文版的《毛泽东选集》。

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也提出了翻译出版《斯大林全集》的要求。

尤金研读过毛主席的文章后，对毛主席的思想、理论、哲学、史学各方面成就有了了解，马上佩服得五体投地，也和毛主席建立起了非常深厚的友谊。

他每次编好了毛主席的文章，都迫不及待地打印好一份寄给斯大林，让斯大林先睹为快。

斯大林读了这些文章，也对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有了更多的了解。他迫不及待地把《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毛主席的哲学代表作发表在苏联的《布尔什维克》杂志上，让苏联人民先睹为快。

尤金在主持编辑俄文版《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曾提出了300多条修订意见。

毛主席对他的意见一条接一条地进行了研究，最后完全同意并采纳了他的建议。

随着友谊的不断加深，毛主席与尤金在一起无话不谈，而且都是敞开心扉，直抒胸臆，从不掩饰。

他曾对尤金说：“我让斯大林派你来看我的文章真是因为我对自己没有信心吗？不是的。我是请你们到中国看一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还向尤金说了自己对曾在1949年秘密访华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的印象，以及自己出访苏联对斯大林的印象。他说得很直接，说米高扬“自大”，说斯大林一开始对签订新的条约“消极”。

尤金在主持编辑俄文版《毛泽东选集》时，毛主席又选出了一批新的文章，交由翻译译成俄文，让尤金校审。

这样，尤金的工作量加大了，一时半会离不开中国。

毛主席发电报给斯大林，说“尤金同志来华两个月期间给予了我们很大帮助”，要求延长尤金在华工作的时间。

斯大林爽快答应了毛主席的要求。

斯大林后来觉得尤金既然在中国这么受欢迎，就干脆让尤金担任了苏联驻华大使。

尤金从1953年到1959年出任苏联驻华大使，时间长达6年。

话说，1953年夏，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我国在国际上拥有了巨大的声望和话语权，苏联方面也因为在1949年已与我国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其即于这一年的夏天将沙皇掠夺去的天然良港旅顺的主权交还给我国。

当时，苏联把一艘已经失去了自身动力、无法航行潜艇当成垃圾扔掉了。

这艘潜艇属于C型潜艇，服役年限已超过60年。

但是我国的海军建设刚刚起步，把它视为珍宝，拖运到青岛进行修理，延长了它的服役期，使它成为了中国海军洋的第一代现代兵器——第一艘常规潜艇。

新中国的陆军经过抗美援朝的生死搏杀，已经成为了举世瞩目的一流陆军。

但中国近百年来饱受西方列强欺侮，而这些西方列强都是从海上来，他们用坚船利炮轰开我们的国门，逼迫我们签订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约，却仍是无休无止，欲壑难填。

毛主席费尽心机地想让海军迅速强大起来。在1954年6月19日拍板购买了苏联两艘旧式潜艇，分别命名为“新中国11号”和“新中国12号”，接着又7月22日购买了两艘斯大林级（C级）中型潜艇，命名为“国防21号”和“国防22号”。

新中国的海军，算是有了自己的潜艇群。

但是，我国的船舶工业发展还是非常慢，到了1957年，连常规潜艇还不能自主研制。

在1957年这一年，主管军工生产和军队的装备工作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元帅被美国的一则报道震惊到了：美国“鹦鹉螺”号核潜艇从1954年初下水，一直呆在海底，到1957年4月才浮出海面作第一次的燃料棒更换，其总航程已高达6万多海里，所需更换的不过是几公斤铀而已！

聂帅陷入了沉思。

思考了几天几夜之后，他起草了一份《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连同他读过的报道，一并送呈毛主席。

毛主席阅读了聂帅的报告和聂帅转呈的新闻报道，也同样震惊到了。于是有了向苏联提出有关核潜艇研制的技术援助的想法。

在这个背景下，苏联军方也提出了两国共同建设“联合舰队”的构想。

1958年7月21日晚上，尤金和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等人到中南海匆匆会见毛主席，说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一致提出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共同潜艇舰队，以抵御美国、防范日本。

当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陈毅、彭德怀等人都在场。

尤金对两国共同建设“联合舰队”的描绘非常“美好”：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共同建立了一支联合舰队，对付共同的敌人，保卫社会主义阵营。

但是，毛主席一听，脸色马上变得非常难看。

毛主席正话反说地说：“很好，很好，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共同建立了一支联合舰队，一旦打起仗来，苏联的海军可以全部开入中国的领海，那么，我们是同盟国，我们的陆军也可以全部开入到苏联去。”

尤金没有料到毛主席会有这样一说，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

紧接着，毛主席怫然作怒，说：“请你告诉我，你们的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

尤金一时无语，当晚的会见不欢而散。

毛主席一夜无眠，他的脑中想的是中国近现代的屈辱史，他不能容忍中国的领土、领空和领海上出现有外国军队中一兵一卒的身影！

第二天一早，他紧急召见尤金。

到场的，除了前一天晚上参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外，还增加了林彪元帅。

毛主席一见到尤金，就有些沉痛地说：“中苏交往以来，是有过波折，但都无伤大局。昨天我却被你说的这个事气得一晚没睡觉，到现在也没吃饭。我想问你，你怎么胆敢向我提出这样的事情来？中国是独立的国家，不是苏联的附属，也不是苏维埃的十几个加盟共和国之一，你说的这个事是对我们民族自尊心和我们主权的侮辱！你们的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

尤金从来没见过毛主席发过这么大的火。

在他的印象里，毛主席一直都是个有长者风度的谦谦君子，待人爽直、随和，但是，现在发起火来，一点情面都不留。

他赶紧躬腰道歉，连声说对不起。

他说：“我昨天夜里已经和莫斯科汇报沟通过了，怪我昨天没有把事情讲清楚。赫鲁晓夫同志的目的是为了对付美国的第七舰队。”

他不提美国的第七舰队还好，一提美国的第七舰队，毛主席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要知道，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的第七舰队旁若无人地在台湾海峡附近来回游弋，已经成了毛主席心底最深的痛。

毛主席气呼呼地说：“中国决定撤销关于请苏联为中国建造新型舰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既然苏联迫切想要建设联合舰队，我们同意，费用全部由我们负担，共同使用，但所有权归我们，保卫国家的军事力量必须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核潜艇你们有，我们也要有，你们不给，就算一万一年，我们也要自己搞出来。你去告诉赫鲁晓夫，他可以来北京找我谈！我也想要知道他的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

尤金看见毛主席如此动怒，不敢再吱声，可怜兮兮，眼睛里闪烁着不安和无辜的神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