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中国鞋史系列篇之四十一——钱玄同认脚鞋的故事

漫谈中国鞋史系列篇之四十一

钱玄同认脚鞋的故事

钱玄同（1887—1939年），原名钱夏，字德潜，号疑古，自称疑古玄同。浙江吴兴人。著名国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字音韵学家、思想家。

钱玄同19岁留学日本，师从章太炎；26岁开始，先后任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大学教授。30岁开始，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杂感，力主“文学革命”，与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并称为《新青年》杂志的“四大台柱”；“五四”运动后，致力于音韵学研究，从事文字改革工作，成为白话文、汉语拼音、汉字拉丁子母化、简体汉字、汉字横排以及从左至右书写和阅读方式的发明者、开拓者和推动者，被称为“文字改革的先驱”；在鲁迅处于“报国无门”的彷徨中，是他说服鲁迅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就是这样一个国学大师，演绎了一段令人匪夷所思的“任脚鞋的故事”。这件小故事，足见他幽默与偏激的性格。

说钱玄同在生活中的幽默，令人捧腹。

他喜欢与友人谈天说地，天南地北，所见所闻，无所不谈。他往往坐下来就谈个没完没了，要么是忘了走，要么是不愿意走，要么是等着“赏”顿饭吃，自称是“屁股生了根”走不动了；他每次上课，总是先在课堂外等候，铃声一响就大步走上讲坛，把铅笔在点名薄上一竖“点了名”，算是该到的学生全到了，立即开讲；每次逛北京厂甸的旧书肆，必将所喜之书扫荡一空方才罢休，被人戏称为“厂甸巡阅使”；更令人捧腹的是他在音韵学课堂上的幽默。

他47岁的时候，在北师大中文系讲传统音韵学。为了通俗易懂的讲解“开口音”与“闭口音”区别，就举了个十分幽默的例子说：“北京有一个唱京韵大鼓的女艺人掉了两颗门牙，为避免说话时露出难堪的豁牙，就只好用闭口音说话。当问她贵姓时，她答“姓胡”；问她住何处时，她答“保府”；问她岁数时，她答“十五”；问她属性时，她答“属虎”；问她贵干时，她答“打鼓”。当她镶好了牙，再有人问她贵姓时，就变成用开口音作答“姓李”；问住何处时，答“京西”；问她岁数时，答“十七”；问她贵庚时，答“属鸡”；问她贵干时，答“唱戏”。这个幽默的例子，令学生们大笑不止，也从中获益匪浅，对开口音与闭口音的区别铭记在心。

说钱玄同在生活中的偏激，令人忍俊不止。

钱玄同常涉事极端，十分话说到十二分。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曾经留学日本的他，即日与日本人断绝交往；自热河沦陷后，三个月谢绝饮宴；日寇占领北平后，他复名钱夏，宣示自己是“夏”而非“夷”，决不做敌伪的顺民；他主张废除古文，甚至废除汉字，不是因为自己不行，为的是后人学习方便；他自号“疑古玄同”，对过去的大师持否定态度，令世人侧目；他能写一手漂亮的隶书和篆字，曾用小篆抄写章太炎的《小学问答》刻印出版，连鲁迅也指责他不该如此复古。

然而，正是钱玄同催生了鲁迅这位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这一天，钱玄同前去拜访周树人（鲁迅本名）时，只见周的书桌上堆满一叠叠抄写的古碑文，于是问“你抄它何用？”周答“无用。”钱追问“你抄它有何意思？”周又答“没意思。”钱再问“你何不在《新青年》上做点文章？”再答“一间铁屋子里的人要闷死了，并不感到死的悲哀。现在你惊醒他们，也无可挽回他们临终的苦楚，岂不是对不起他们？”钱怒道“他们既然被惊醒，就有摧毁这间铁屋子的希望！”这句话切中要害，打动了周树人绝望之心，于是走出沉默，奋笔疾书《狂人日记》，以笔名鲁迅发表于《新青年》杂志。从此，鲁迅一发而不可收，小说、杂文等新作不断，在同旧世界的斗争中冲锋陷阵，所向披靡，成为文化革命的一员悍将。

在钱玄同的教学生涯中，他偏激的人格更不把分数当作学生的命根子。学生期末考试他从不阅卷，只要答了题，就一概以“及格”处之。但在当时的燕京大学讲课，按规定不改试卷就扣发薪金。钱玄同倒也干脆，就把钞票和试卷一概退回，并附信曰“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从命。”不过，他的傲气在刘半农家却被一条小黒狗所制服。他每次到刘半农家，只要看到门口的小黒狗就望而却步，只等刘家的孩子把狗引走，才敢进门。黑狗，钱玄同一生所惧之物也。

言归正传。钱玄同幽默与偏激的性情，注定他在处理一双鞋的问题时与众不同，任脚鞋的故事，也被传为笑谈。

故事说的是有一天，钱玄同在鞋店看到一款自己喜欢的皮鞋，价格也便宜，号码也合适，也没有顾得试穿一下就交了钱拿起来就走。当他回到家里一穿，才发现一只是左脚鞋，另一只还是左脚鞋。原来他买的是认脚鞋，不是国人传统的直脚鞋。传统的中国纳底鞋都是直脚鞋，一双鞋不分左右，常常互换着穿，方便而随意。直脚鞋的帮和底均呈对称状，制作简单，一只鞋样就可以做成一双鞋，盛行几千年。毫无疑问，钱玄同常常穿的也是直脚鞋，买鞋时也没有左右脚的概念，以男人的习惯交钱走人。他买的皮鞋款式，无疑是西方世界传来的认脚皮鞋。

认脚鞋，顾名思义就是能“认别”主人左右脚的鞋。左脚鞋穿在左脚上，右脚鞋穿在右脚上。之所以称认脚鞋，还因为两只鞋的尺寸完全根据脚的形状和尺寸设计和制作，也就是依脚定制。既然是定制，就一定成双配对，穿着舒适可脚。钱玄同买到的认脚皮鞋，没想到错在不是左右配对鞋而成了“左左成单”。这样无法穿的两只新鞋，令他十分尴尬。心想，好端端的皮鞋，何不像布鞋那样做成直脚的，好做好买好穿，什么时候也错不了。这下麻烦了，把它扔了？怎么仍？扔在垃圾堆废纸篓里，被人发现笑话我怎么办？一个学者、教授，竟做出这等荒唐的事来？使他觉得比做学问还难办。

想啊想，钱玄同终于想出了一个扔认脚鞋办法。等到用过晚饭，他把两只鞋用报纸包好，出门雇了个洋车来到市场，下车时故意将那个鞋包留在车上，快步就走。不料那个车夫是个规规矩矩的老实人，习惯性地回头往车上一看，正好看见了那个鞋包，便连忙叫住他说：“先生，先生，你的东西忘在车上了。”他不得不又往回走，向那个车夫道了声谢，无奈地将那两只鞋子又带回了家。

到了第二天清早，钱玄同又想出了个更好的扔鞋办法。他早早来到中央公园，花了五分钱买了门票进了大门，就一直往公共厕所走去。厕所里恰好没有人，他便赶紧将鞋包放在了一个角落里，做贼似的心惊胆战地走了出来，从公园后门一溜烟地回了家，总算如释重负。殊不知，鞋店老板此时也在为多了两只“右右成单”的皮鞋卖不出去而着急，白白地赔了一双鞋钱。如果钱玄同到鞋店换成成双的鞋，岂不皆大欢喜！果真如此，那就不是“匪夷所思”的钱玄同了。

钱玄同“打车扔鞋”的故事令人匪夷所思，就连他对自己健康的漠视也令家人担心。饮食无常、应酬无度的生活，使他刚40岁出头就患上了高血压、血管硬化、神经衰弱等病症，对此他一笑了之。钱玄同还善于在生活中给自己找乐，他把下饭馆有雅座而戏称为“雅”，把去朋友家吃饭戏称为“骗”，把朋友请客戏称为“赏”。子女劝他注意健康时，他竟不以为然地说：“我的体质虽不如你们的祖父和伯父，他们都活到了七八十岁，但我想我活到六十岁是可能的。”

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在1939年的一天，为解决李大钊子女的生活困窘问题，钱玄同四处奔波，到处联系变卖李大钊的藏书，终于筹齐资金使李大钊子女渡过生活难关。不幸的是，就在这一年，他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而英年早逝，时年52岁。

当时文化界的名人名流，纷纷撰写悼念他的文章，称他是“五四时代文化运动的斗士”，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现代转变期的代表人物”，是“文字改革的先驱”。钱玄同的一生，忠实践行了他“竖起脊梁做人”的座右铭。

且不说钱玄同的幽默与偏激，单就他作为“白话文、汉语拼音、汉字拉丁子母化、简体汉字、汉字横排以及从左至右书写和阅读方式的发明者、开拓者和推动者”，就足以令人仰慕。单就认脚鞋的故事，也诠释了中国认脚鞋所开始的时代。

作者：全岳

编辑：王克林

原载：《西部皮革》杂志201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