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总有一天会凋谢的花，而是燃烧的火花。我们要切断把女性视为漂亮的花朵，最终和性器官划上等号的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纽带，我们不是花，而是火花！

——《N号房追踪记》

距离韩国“N号房”事件的曝光已经过去整整两年。

从最开始的备受全世界关注，到如今慢慢淡出公众记忆，N号房已然成为了一件蒙有性阴影的历史往事。

对于N号房中女性群体遭受过的屈辱，人们习惯于用“韩国之耻”来形容它。

然而，这一悲剧并不仅仅代表了国家之耻，施害者们的变态罪行在本质上还直指社会某个角落的肮脏与龌龊，揭露了人性的黑暗。

本以为N号房事件会自此成为公众心底的隐痛，但时隔两年，仍有人愿意再次直面苦痛，剖析真相。

4月20日，Netflix发布了纪录片《网络炼狱：揭发N号房》的中字预告——定档5月18日。

有关N号房的记忆由此再度被唤醒。

一、N号房事件始末

2018年12月，一网名为“GodGod”的韩国男子成为了罪恶的源头。

他利用社交平台Telegram的高度私密性，在网络上建立秘密房间以共享女性的低俗照片和视频。

刚开始“GodGod”只是开设了一号房间，但随着观众数量的增加，他随即又增设了多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固定的3-4名受害者。

聊天房被转手给另一名运营者“Watch Man”之后，房间内容变得更加重口味：他在其中散布女性被性侵犯的照片视频，并逼迫她们做出很多变态不堪的动作。

不仅如此，“Watch Man”还专门开设了侵害亲友熟人的房间。成员们为了能够维持会员身份，上传了许多女友，姐姐或妹妹，甚至是自己母亲的照片，以供管理人员进行换脸处理并用于低俗视频当中。

一段时间后，最为残忍的管理者“博士”出现，他再度接手了N号房，并根据受害者的特性，分别对房间进行命名。其中包括“女护士房”，“女中学生房”等，甚至还有“女童房”。

其施害行为也变得更加恶劣，成员们要求受害者用利器在身上刻下了“奴隶”等字样，以炫耀她们是自己的奴隶。

N号房中所有的房间都有属于自己的等级，成员贡献度和活跃度越高，就能够进入更加私密的高级房间，观看更加恶心刺激的内容。

由于房间数的不确定以及犯罪之网的逐渐扩大，这些房间被统称为“N号房”。除了进行线上非法传播，恶魔们还把手伸到了现实当中。

他们在各大网站蹲点狩猎，逼迫中学生裸露着身体学狗吠，把她们关在宾馆里进行性侵犯，将剪刀，昆虫等异物放入她们体内，并将整个过程在N号房进行同步直播以供上千人观看。

在所有的受害者中，大部分都是未成年人，最小的甚至只有11岁。

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进入N号房中观看视频的人多达26万，占当时韩国男性总数的百分之一。

这26万人活跃于其中，把犯罪当成了狂欢，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和变态的心理，亲手将自己的至亲推向深渊。

可他们不仅毫无悔过之意，居然还声称，自己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或许在这些人看来，女人从来都不是母亲，姐妹或者女儿，而只是他们口中“流月经的东西”。

二、曝光与审判

这场残忍的性暴力持续了长达一年多，直到2020年3月，犯罪嫌疑人们才被抓捕入狱。

随后在韩国总统的命令下，警方开始对聊天房里的所有会员进行调查。

根据警方所掌握的线索，N号房的受害女性多达74人，其中16人为未成年。嫌疑人透露，受害者中还有著名女演员和女团出身女歌手。

但这些数据只是当前已经挖掘到的，并不能代表全部真相。

罪证之下，N号房创始人“GodGod“文炯旭被判刑34年，“博士”赵主彬被判处有期徒刑42年，其他的共犯也都一一受到了惩罚。

在群众的强烈诉求下，赵主彬成为了首个因性犯罪而被公开的罪犯。谁也不曾料到，看起来内向老实，参加过孤儿院公益活动且在校报上发表过文章的年轻人，会是一个丧心病狂的恶魔。

N号房的主谋们被惩罚后，受害者们才得以在黑暗中窥见一丝光明。

而这一切不能只归功于抓捕者，毕竟在被曝光之前，几起相关的女性报案都没有引起韩国警方和高层人员的重视。

为警方搜集证据，揭露N号房真相的，是两名普通的大学生。

她们从2019年7月起在N号房里潜伏了超过一年的时间，期间暗访了上百个聊天室，在周围人的质疑声中搜集到了最为有利的证据。

在这一取证的过程当中，她们每天都要花超过5个小时的时间潜伏搜集，直到凌晨三四点才能入睡，几乎每天都是在不安中度过。

正如她们后来在《N号房追踪记》里回忆：

“这段时间以来，我们好像一直站在看不到尽头的隧道里。眼前发生的可怕的罪行让我们始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们迫切地希望警察们能够了解数码性剥削犯罪的严重性，然后对案件开展有力的调查。”

如果不是因为内心有着揭露真相和解救受害者的坚定信念，她们也无法坚守到最后。

也正是有了她们的力量作为支撑，韩国媒体和警方才会逐渐关注到N号房事件。

即便是因此而留下终生的心理阴影，她们也愿意为了给受害者们一个较为圆满结局而拼尽全力。

三、权利不只是一张纸

因为害怕带来二次伤害和摧毁本就摇摇欲坠的生活，群众则更倾向选择避之不谈。

可原谅和遗忘，会成为滋生罪恶的土壤，对罪犯的审判需要源源不断的自省和发声。

N号房的纪录片定档后，有许多人在第一时间质疑起了媒体传播的作用和意义。

“普通人的声音太小了，即便是无数个普通人声音的集合，也没有办法改变什么。”

这确实是事实，可是它已经停留在了过去。

如今这个世道，改革不再只是口号而成为了信仰，普通人也能够在法律和良心媒体的保护下掀起巨浪。

不说被弱女子们发声送进监狱的某“巨星”和被媒体炸出来的“铁链女”，甚至许多法律的修订和案件审判结果也都是来自于公众的发声。

如果没有两位大学生的发声和韩国民众的请愿，《Telegram“N号房”事件防治法》就不会问世，成年人自主决定权也不会从13周岁提高至16周岁。

如果江歌案中的“帮凶”刘鑫没有受到人们的谴责和舆论压迫，法律的制裁也就不会降临到她头上，江歌的母亲也不会因此而面露久违的笑容。

如果不是《我不是药神》的上映和公众的呼吁，《药品管理法》不会重新修订，网售处方药和进口药品的代购不会成为可能，罕见病患者及其家属也不可能从中获益。

而如果《素媛》的强奸犯原型赵斗淳出狱后，公众保护受害女孩的呼声没有那么高，韩方就不会制定新规，对赵斗淳进行监外掌控，也不会轻易在法律上修订审判儿童性侵标准。

即便还是漏洞百出，但仍然有无数个向好的结局在一个个热搜，一篇篇推送和一部部电影中到来。

事实告诉我们，永远不要低估独立思考和批判的能力，不要放弃知道真相的权利，也不要对自身的力量失去信心。我们应当珍惜每一个说话和提笔的机会，使其服务于正义和光明。

希望内心的羞耻感和善良感都不再能成为我们发声和维权的阻碍。

毕竟只有在充满异议的各种发声中，在法理情的矛盾冲突和平衡中，社会才能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