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六朝金陵，如同读一本书，意味悠长，芬芳醇厚。这书中有颐和路的蔷薇花与民国建筑相映成趣，有长江路的人文与商业交汇融合，有上海路里文艺与市井的独特诗意，也有中山东路上高大浓密的梧桐和丰富的文化景观。俯瞰中山东路，以明故宫遗址为中轴，两侧分布着南京博物院、午朝门公园、西华门遗址等为人熟知的文化地标。而在明西宫遗址上坐落的一座仿宫殿建筑，偶有行人驻足拍照，在梧桐绿荫掩映下，闹中取静，平添几分神秘。即便问一问土生土长的老南京人，也未必熟识。这就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二史馆）。

深院隔尘嚣

二史馆是坐落于江苏南京的唯一一家中央级国家档案馆。一座小小的庭院，却如一部浓缩的民国史。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到袁世凯攫取革命胜利果实，从北洋军阀统治到南方革命政权建立，从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到汪伪政权叛国投敌，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到可歌可泣的救亡图存运动，历史的一幕幕都通过档案史料、照片影像和实物信件记载延续下来，又通过档案馆走进大众的视野，“活”了起来。

二史馆正门

细看这座建筑，大门是牌坊式结构，正面写着馆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为郭沫若先生所题。反面则是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体现了“坚持胸怀天下”的价值取向和人文情怀。二史馆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设立。南京解放后，由于国民政府各中央机关人去楼空，大量档案、资料、图书被遗弃，到处一派紊乱之像。然而这些档案是历史的真实记录，是国家和人民宝贵的财富，因此中央人民政府高度重视。1949年10月25日，政务院指导接收委员会成立，以陈云副总理为主任，负责统筹指导与处理国民政府中央各机关人员、档案、图书、财产、物资等接收事宜。11月底，由董必武副总理任团长组成华东工作团，专赴南京、上海等地接收档案。为更好做好历史档案管理工作，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南京史料整理处，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历史档案管理机构，也是现今二史馆的前身。

国民党中央党史料陈列馆落成场景（1936年）

成立之初，南京史料整理处以原国史馆（南京市淮海路31号院）作办公场所，后来在南京市委帮助下，逐步将档案集中至现址，即中山东路309号。该地原为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会址，于1929年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决议设立，蒋介石、吴稚晖、王宠惠、胡汉民、邓泽如、邵元冲、陈立夫、胡汉民等国民党要员曾任委员，由建筑大师杨廷宝设计，1936年7月落成，处处呈现着杨廷宝的建筑理念。杨廷宝是我国近现代建筑设计开拓者之一，他一生设计工程之多，有“没有他，南京城便失了一半光彩”的说法，在建筑界亦有“南杨北梁”之誉。“北梁”是梁思成，“南杨”便是杨廷宝。陈列馆大门正对中山东路，门两侧各设置警亭一座，外形仿清代重歇山宫殿式建筑，赭色琉璃瓦顶，绿色剪边，主楼有古典拱形门，环廊设计、宫灯环绕，与绿地、花坛、树木、鸟鸣交相辉映。回廊中建有档案库房，每库达100平方米，通过防潮隔热处理，一年四季温湿度稳定。可谓清幽中见实用，楼宇中显自然。该建筑也正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二史馆的主体。

二史馆剪影

兰台半生缘

追溯“兰台”一词，早有“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后有“龙朔中改秘书省曰兰台”，渐渐被引申为档案工作的别称。又以兰花素有高雅之名，“兰台人”也成为档案工作者的雅号。1951年，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位中年人受组织委派，从北京南下赴宁，从此扎根金陵古城，和兰台结下半生之缘。

这位中年人叫王可风，是二史馆的主要创建者。王可风（1911-1975），早年毕业于师范学校，抗日战争爆发后，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194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5月调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历史研究工作。他追随范文澜多年，曾参与编写过初中历史课本，对中国近代史有一定造诣。和王可风一起南下的还有一男一女，分别是唐彪和华明。唐彪曾任二史馆副馆长，华明是王可风的夫人，曾任二史馆研究室主任。一行3人于1951年1月12日抵达南京，23日接收原国史馆，26日接收档案组，共接收两机关人员53人。他们“从根做起”，把大半生精力全都奉献给新中国的历史档案工作。

王可风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南京史料整理处成立后，首要任务就是把散落在各处的民国历史档案集中起来。王可风等人由近及远，通过各种方式收集了南京、重庆、成都、昆明、广州、北京等地档案，这一过程历时两年多。而今我们也只能通过当年人的文字去体会其中的艰辛了。下文是王可风《云贵山间护运档案记》中的部分记载：

事情发生在1952年底，我们接受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到云南去接收一批旧政权档案。11月中从南京出发，12月初到昆明，同去的还有李佳、李良才两位同志。

……

车子行进到离开平彝15公里的两个山头之间，在从这个山腰转向另个山头的时候，出乎我们意料之外，车头偏右离开正常的前进方向，掉头转向千丈悬崖的山涧，在危急中，猛然轰的一声，车身向左横着摔倒了。我和李良才同志从车上摔下来，被许多箱子压在地上，好容易才从箱子底下钻出来。看车子横躺在路上，车的前一个轮子半悬在涧上半着崖边。车篷坏了，箱子散乱在地上。我的近视眼镜也砸坏了，左手、两肘和腰部被碾伤了。看不到司机和助手同志，我和李良才同志便大声地喊：司机，司机。他们也不答应。我们急忙爬到车头上，在上边开驾驶室的门，看到司机和助手都呆在那里，由于紧张过度，似乎什么都不知道了。又停了一会，司机才歉然地说：出事了。

这时来往的行人都关心我们，问长问短。司机同志说：车子下到坡底急转弯时，转盘已有些不受掌握，当车子掉头要下去时，我急忙搬闸，谁知车子就倒下了。听的人都纷纷说：好险，好险！要是再下去半尺，便什么都完了。

王可风给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授课

除了收集档案，王可风还在提出了档案整理两步走的工作方法，使近百万卷民国档案在短期内得到初步整理，为社会各界利用，弥补了新中国档案整理管理方法和实践的空白。他出版的《历史档案整理方法》是新中国成立后唯一一部系统总结历史档案整理编目理论的著作。1956年7月至1960年底，王可风担纲档案史料编辑组，完成《中国现代政治史档案资料汇编》，成为毛泽东主席的藏书。他还曾任中共江苏省第三、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江苏省政协第一、第二、第三届委员，南京市第一至第六届人大代表，并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史料学”，为档案工作和史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

史馆焕新颜

1964年开始南京史料整理处改隶国家档案局,并更名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负责保管民国时期历届中央政府及其所属机构的档案。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位于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同属国家档案局，负责保管明清时期档案。更名后，除了党的关系在江苏省外，其他由国家档案局直接领导。文革期间，二史馆实行军事管制，由江苏省公检法军管会接管。改革开放后，还曾短暂划归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由江苏省委宣传部代管。

时光轮转，岁月沧桑。从设立南京史料整理处至今，二史馆已发展成为全国民国档案保管基地和利用中心，馆藏档案1354个全宗，230余万卷档案，排架长达5万余米，可绕南京古城墙一周半有余。在格局规划上，也进行了一些增改。80年代，杨廷宝先生再次主持设计，在主楼两侧增建东西库房各一座，外观上主、配楼风格统一、相互呼应，空间上形成了秩序严谨、对称平衡的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改建数字化大楼，作为档案数字化整理、扫描、技术保护的重要场所，也承袭了原有建筑风貌。而走进原来的陈列馆，除了承担日常办公用房的职能外，二三楼的陈列室仍作为档案展览的重要场所。

二史馆景色

作为历史文库，在海内外民国史研究者心中，二史馆就像一片“圣地”。1980年正式对外开放以来，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全国各地和美英法德日等多个国家的研究者总是慕名而来，满载而归。在这里，有目前发现最早的孙中山《博爱》题词原件，也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京字第一号”物证，还有让连战最为感动的祖父爱国档案，等等。在普通查档者心中，二史馆总有一份关于祖辈的寄托。“一枝一叶总关情”，通过查询档案，看到亲人的一封书信、一份牺牲文件或者一纸入学记录，都让查档者泪流满面。

较之博物馆、文化馆，档案馆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内敛和低调。二史馆作为一座厚载历史的文库，亦是如此。这份内敛和低调隐匿于闹市的熙熙攘攘里，浸润在老一辈学人的家国情怀里，也延续在城市的文化血脉里。

*以上内部资料来自于《光辉历程70年》

作者：刘龙见

刘龙见，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学生

审核、发布：张一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