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男子被困精神病院14年，为证清白，起诉亲哥状告医院获自由
2000年的一天，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市，某医院。
徐伟（化名）拿着一份报纸翻来翻去，却怎么也读不下去。至少2个小时之前，他的体检报告就该出来了，可医生却一直告诉他再等等。
徐伟是澳洲打工仔，这次来医院体检，并非是身体不舒服。而是他目前的签证就快过期了，想继续留在澳洲，就要申请永久居留签证。而在这之前，他需要一张证明自己健康的体检报告。
“他们故意刁难你，不想让你拿到签证。”身边的老乡贾翔（化名）说。
徐伟想不明白，医生为啥要刁难自己，问贾翔，他也说不清楚。但无论如何，徐伟今天必须拿到体检报告。
墙上的挂钟，分针又转了一圈。体检报告还没有出来。
徐伟甩下手里的报纸，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问题:最近怎么越来越不顺呢？
上个月在赌场，居然连输21局，一个月的工资转眼进了别人的口袋，运气咋这么差？
本来晴空万里的天气，偏偏在我出门以后突然变了脸，瓢泼大雨把我淋成落汤鸡。
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好些次，老天成心与我作对吗？
还有，刚才街上那条狗，对每个人都扭腰晃尾的，怎么一看见我，就一颠一颠地狂叫？
想到这些，徐伟心里越来越焦躁，这时听见贾翔说，再不回去，老板又要扣你工资了，都怪这个医生。
徐伟心里的火儿再也压不住，抄起一本杂志朝医生脸上扔了过去……
他把事情搞砸了。
徐伟被澳大利亚移民局遣送回国了，连同他的老乡贾翔。
到澳大利亚，原本是去留学的。可用徐伟自己的话说，他不是读书的料，于是早早就放弃了学业，做了打工仔。
如果安分地打工，其实收入也还不错，这些年下来，回家付个房子首付不成问题，毕竟澳大利亚的薪资还是挺高的。可惜徐伟染上了赌博的恶习，经常输得身无分文。
在澳大利亚11年，徐伟既没拿到文凭，也没赚到钱。
回到国内的徐伟,一度无所事事，没文凭，好工作难找，没本钱，生意也做不了。
在父亲和哥哥的眼神里，徐伟看到了恨铁不成钢的无奈。
更无奈的是他自己，23岁就出国求学，徐家最该出人头地的人，多年后却一事无成，要啥没啥，与当初的期待形成了巨大落差，徐伟觉得，他成了街坊邻里的笑话。
徐伟把当下的窘境，归咎于澳大利亚移民局。假如自己的签证顺利办好，就还有机会赚钱。
最起码，十多年的海外打拼，不该以被遣送回国的方式结束。
心有不甘的他，要给自己讨回一个公道，他开始到处申诉。
上海外事部门、出入境管理处、华侨办公室、澳大利亚领事馆等部门，仿佛成了徐伟的打卡地，不知往返跑了多少次。
那两个月，光是国际长途电话费，就花了五六千块。其他鸡零狗碎的日常开销也不少。
然而，徐伟的申诉注定是徒劳无功的，想获得澳大利亚永久签证并非易事。
雇主移民、技术移民、还是投资移民？其实无论用哪种方法，徐伟都不符合条件。
而在徐伟的父亲和哥哥看来，澳大利亚的事儿已经翻篇了。徐伟目前应该安下心来，脚踏实地找点活儿干，而不是一个劲儿地瞎折腾。
自从回国以后，徐伟一直没有收入，四处申诉的开销，全靠父亲的帮助，这让父亲和徐伟的哥哥心生不满。
他们甚至觉得，徐伟已经不太正常了。
不仅仅是因为他四处申诉，也因为徐伟的言行越来越古怪了。
比如徐伟经常对他们说，有人一直跟踪他，从澳大利亚一直跟踪到上海。听得他们一愣一愣的。
老乡贾翔有一次来看徐伟，徐伟问他，一直跟踪自己的人是谁？想干什么？贾翔答不上来。
徐伟又说，他总能听到一些奇怪的声响，像木棍敲打玻璃的声音，像石头沉入井底的声音，等等。
父亲和哥哥显然理解不了。
更糟糕的是，徐伟的脾气也越发暴躁，经常无故地摔东西，还会莫名其妙地对路人发火，有一次甚至打了别人一巴掌，人家差一点报警。
父亲和哥哥不得不怀疑，徐伟是不是得了精神病？
2001年，全家人过完春节后不久，徐伟就被父亲和哥哥送去了精神病院。
在医生的诊断下，他的种种反常行为，似乎有了合理的解释，徐伟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
无论他是否接受这个事实，他都只能住院治疗了。
经过1年的疗养后，徐伟看起来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了。
这是父亲和哥哥去探望徐伟后，得出的一致结论。
徐伟不再提申诉的事情，不再说些古怪的话，也不再乱发脾气。
于是2002年10月，父亲和哥哥把给徐伟接回了家，并给他找了一份工作。
徐伟给一名沙特老板当翻译，工作比较轻松。但是干了一个月后，他就不想继续做了。和澳大利亚打工时相比，现在的工资太低了。
这段日子，徐伟经常向父亲吐槽，工作没什么前途，不想做了。
“不行，不做这个你能做什么？”儿子刚刚稳定下来，父亲显然不想让他再瞎折腾。
并且，父亲还有另外的担忧，因为他发觉，刚从精神病院出来没多久的徐伟，又开始说些没头没尾的话，脾气又变得暴躁起来了。
徐伟现在的精神状态，和初进精神病院时极其相似。
一天徐伟下班回家，对父亲说自己把工作辞了。先斩后奏的做法让父亲大为恼火，父子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气头上的徐伟推了父亲一把，老头一个趔趄差点坐在地上。
父亲把这件事告诉了徐伟的哥哥，回想这段时间徐伟的精神状态，二人断定，徐伟这是精神病复发了，于是决定把他送回精神病院。
和父亲发生冲突的那个晚上，贾翔走进徐伟的房间对他说：他们要再把你送到精神病院。
徐伟心里有点慌：我没病，我不去精神病院。
贾翔只是对他说：他们要把你送回精神病院。
去不去精神病院这事儿，徐氏父子没法心平气和地达成共识。于是，父亲和哥哥报告了居委会，又联系了派出所，强行把徐伟送去了精神病院。
鉴于之前的精神病史，这次医院没有对徐伟进行正式的诊断，只是简单开了个会，就按照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开始对徐伟进行治疗。
徐伟起初不配合，坚称自己没病。结果被一帮人围着打了一顿，然后被强迫打针、吃药。
住进精神病院，就是精神病人，一切都要听大夫的。徐伟只能接受这里的规矩。
在这里，所有病人都要严格地遵照作息时间表：
6：30分起床，早餐后进行音乐治疗，或在院内自由活动，其实就是晒太阳；
10 ：45分吃午餐，然后午休到13：30分，音乐治疗和自由活动的人员互换；
15:45分吃晚饭，16:00分便回去睡觉。
一天24个小时，16个小时在睡觉。徐伟说，正常人到了这里，可能也会睡成傻子。
这样的日子，让徐伟度日如年。他只能盼望着早日出院。
然而他怎样也想不到，这只是他十几年病院生活的开始。
经过几年的治疗之后，徐伟感觉自已经康复了。他想回家。
通常来说，精神病人想要回家，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医院同意放人；第二是家里有人接收自己。
可现在的情况是，医院不同意放人，医生认为他没有痊愈。家里的人也有所担心，尤其是哥哥，有了前车之鉴，担心他回家后病情再次复发。
所以，想顺利地走出病院大门，只能想别的办法。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徐伟决定申请司法鉴定，让法律裁决自己的病情，让法律归还自己的自由。
在法医鉴定的过程中，徐伟提到了贾翔，说很久没有见到他了。
而法医告诉他，根本没有贾翔这个人，这个人是不存在的。贾翔，其实是你头脑中的假象而已。
原来，还在澳大利亚的时候，他的精神就出了状况。他的思想里虚构出了这个人物，在他每次犹豫不决的时候，贾翔只是帮助他做决定的一种情绪，一种精神上的抚慰而已。
这次法医的鉴定结果是，徐伟的精神分裂症没有痊愈，虽然不是很严重了，但仍有残存症状，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暂时还是不能出院。
但值得高兴的是，他现在可以坦然接受患病的事实。徐伟对此能有清醒地认知，那离真正的康复，就不会太远了。
此时的徐伟，已经是众多病人中的大组长，每日外出为大家买早点。定点外出，定点回来，从没出过差错。
其实这也从侧面说明，徐伟的病情，已经相当稳定了。
这期间徐伟结识了女病友袁菲（化名），二人谈起了恋爱。对自由的向往，对爱情的憧憬，让徐伟暗下决心，自己一定要带袁菲离开精神病院。
可是正常的路行不通，出院心切的徐伟想到了逃跑。
过去的几年，也有其他病友尝试逃跑过，他们有的翻墙，有的硬闯，但没人成功过。
徐伟制定了周密的计划，他买了智能手机，在网上订了去广州的火车票。那一天早上5点，他带着袁菲，像平时一样，对看门的保安说出去买早点。
一路按计划进行，二人到了火车站的候车室。
正当二人憧憬着未来的生活时，一群熟悉不过的面孔出现在眼前，病院的医生和保安找到了他们。徐伟的计划失败了。
为逃跑付出的代价，就是徐伟的外出特权被取消。一起仿佛又回到了起点，徐伟不清楚，还要在这里呆上多少年。
但有一件事情，他却彻底想清楚了，想走出病院的大门，逃离医院的高墙，只能通过合法途径。
可是，现在还有什么合法途径可走吗？
住院期间，老父亲去世，哥哥成了监护人，这些年，他一直不同意徐伟出院，作为亲哥哥，想让弟弟一直呆在精神病院里，徐伟感到寒心。
而精神病院也不想放人，谁送来，谁接走，这是行业里不成文的规矩。不然，把人放出去出了事儿，谁负责？
就在各方这样的不作为之中，又过了五六个年头。
之后，徐伟曾聘请律师，想要对精神病院和哥哥提起诉讼。但是，法院拒绝立案。理由是：徐伟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
转眼到了2013年5月，《精神卫生法》正式颁布实施。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精神卫生方面的相关法律。事情看起来迎来了转机。
因为依据《精神卫生法》第82条的规定，“精神病患者或者其监护人、近亲属认为行政机关、医疗机构、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法规定侵害患者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提起诉讼。”
也就是说，无论徐伟有无民事行为能力，其作为诉讼主体的资格，是被法律明确赋予的。
于是，徐伟据此每天一封信写给法院，要求立案。
在写了200多封信之后，徐伟终于接到了法院的通知，立案成功受理。
由此，徐伟成为《精神卫生法》颁布以后，第一名案件原告人，这也被媒体称为“中国《精神卫生法》第一案。”
只可惜，漫长的诉讼等待过后，徐伟收到的依然是坏消息。法院宣判，不支持徐伟的诉讼请求，徐伟败诉。
现实再一次给了徐伟一记闷棍。
从最开始的逃跑，到申请司法鉴定，到起诉却不予立案，再到如今的新法颁布重新起诉，直至败诉，徐伟为了重获自由，一路泥泞，把能走的路都走了一遍，但现在看起来，他却无路可走了。
人一旦被打上精神病的标签，无论他做什么，都会被看作是反常的行为。
他越努力地证明自己没疯，就越被人当做疯子，即使他可能已经康复了。
徐伟现在就陷入了这样的困境。
他曾不断地向医生解释，自己已经康复。不断地向护士说明，自己现在很清醒。然而就如酒醉的人说自己没有醉一样，听到的人都不会当真。
确实，他曾经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可那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难道就因为他曾经是精神病，他就一辈子没资格做正常人了吗？
精神病院虽不是监狱，但徐伟却成了自由的囚徒。
换做别人有这种遭遇，也许会向现实低头，干脆躺平了。也许会承受不住打击，彻底崩溃了。
但难能可贵的是，徐伟始终没有妥协，他像一个斗士，誓将自己的自由捍卫到底。
2017年，是徐伟在精神病院的第14个年头。距离第一次司法鉴定5年后，他再次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判定自己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如此执着的坚持，引起了法院的格外重视。法医张钦廷来到精神病院，与徐伟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根据张钦廷后来的回忆，这时的徐伟与5年前相比，思路清晰，逻辑严密，说话很有条理性。幻听、妄想等症状已经完全消失。并且长期以来，徐伟在病院的生活自理能力与常人无异，这次找律师、付鉴定费等活动，都是徐伟自己在手机上操作的。
结合自己的多年从业经验，法医张钦廷认为，徐伟应评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也就是说，徐伟的精神分裂症，已经痊愈了。
多年以来，作为法定监护人的哥哥，极力阻止徐伟出院，怕他在外惹是生非，给自己添乱。哥哥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用弟弟余生的自由做筹码，换取自己生活上的安宁，是否过于自私？
而多年以前，精神病院的领导，面对徐伟的律师提出的出院要求，曾经这样说：你敢保证徐伟出去后不出事儿吗？你要是敢签保证书，我就放他出去。但是出了事情，你要负责！
其实，无论是徐伟的哥哥，还是精神病院的领导，都误解了《精神卫生法》上关于“危险”的适用性。
法律上的危险性，应该是即时的可能性，而不是哲学上无限的可能性，如果是无限的可能性，那么任何人在理论上都存在危险性。
但不管怎样说，如今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对徐伟强制治疗了。
因为法院已经正式宣告，徐伟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2017年8月，徐某办理了出院手续，终于走出禁锢了他14年的精神病院。
徐伟为了恢复自由，尝试了各种努力，虽屡遭打击，但从没气馁。
周围的人一度觉得他在蚍蜉撼树，不可能成功。甚至他的律师也曾经好言相劝，告诉他打官司胜诉的希望不大。
但即使只有1%的胜算，徐伟也绝不放弃。最终他把握住了转折命运的机会，开启了新的人生轨迹。
说到底，命运还是终究掌控在了自己手里。
而《精神卫生法》的颁布，让徐伟成为第一批受益者。“精神卫生法第一案”，反过来也促进了司法制度的完善。
在中国司法史上，徐伟成为一个鲜活的注脚，让更多的“徐伟”有法可依。
参考资料：
《密谋十七年的逃亡》
《精神卫生法第一案，证明自己正常有多难》
《精神病患者被关十四年何以重获自由》
《从徐为案看我国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格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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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无双表叔
编辑：丹尼尔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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