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梆：创造故乡

Norfolk 海边

于内心而言，过往的生活就像是泥塘，王梆满脚泥泞地踏过去，直至踩上新土地，泥浆变成了可以耕作的土地。

12年前， 王梆漂泊在伦敦，身兼“穷人”、“移民工”和“外来女”三重身份：表面上是某中文杂志的特约记者，游走于巴宝莉新装发布会、泰特美术馆或英国国家芭蕾舞团之间，实际上是住在贫民区的有色人种，是摄政王大街古董表店专拉中国游客的售卖翻译，是大雪天上门服务的“中华神推”。

在不同阶层之间换脸求生，塑造了王梆这12年里最关心的问题：人如何才能有尊严地活着？

物质生活的贫瘠很快过去，王梆延展了提问：人如何有尊严地变老？远离故土的飘零感没有因为过起英式生活而消失。为了对抗“空心”的焦虑感，她以居住地为中心，画了一个直径30英里的圆，耕作土地、拜访乡里、参与社团，如蜗牛般一点点丈量“附近”的全貌。

这些发生在“附近”的具体行动，令王梆建立了在地的私密关系，化解了“无乡的焦虑感”。如同雨滴与溪流的汇合，人们身上那用“观念”织成的防弹衣被脱下。他们抛开成见，面对面地坐在一起，抵抗自身的原子化和孤独。

尊严与在地造乡都被王梆记录在《贫穷的质感》一书中，该书于2022年春出版后备受好评，截至9月已加印4次。她以“英国观察”为切入点，记录了贫穷与制度、乡村与城市、脱欧与留欧等一系列社会现实问题。《贫穷的质感》出版三个月后，人民文学出版了王梆的短篇小说集《假装在西贡》。

面对王梆，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要离开广州，去伦敦经历贫困、创造故乡？

生锈

检查结果显示，王梆的免疫功能出现了一些问题。尽管治疗效果颇佳，但她比过往更容易感到疲惫，比如每日的跑步里程从10公里变成5公里；比如曾经热爱的挖土——在一块如篮球场大小的廉租自耕地上播种、收获——被迫搁置。

最早出现的病征是皮疹，为了避免皮肤与衣物摩擦加剧不适，王梆去年秋天休息了三个月。“我怀疑是因为没有运动，所以身体才变得糟糕。我一直认为，如果你每天都做一件事，你就会有一个时间表，就像练琴一样。但如果你停下来，你身体就会各种生锈，变成被废弃的机器。”王梆说。

在采访中，王梆几度以“生锈”作比。她解释，自己加入民间互助组织，是因为必须找个地方做点事，发挥自己的能力。“你不能把我放在一个没有自我、没有自主权的环境中，那我就成了废铁，所有的心气和能力都会被磨掉。”她谈到年中美国堕胎法案引发的争议，强调个体对自身权利的争取应当持续不断：“就像是一把剑，不磨就会生锈。”

如果不离开故土，王梆的人生或许会生锈。借用费兰特的比喻，正是从幼年开始，父母就把“顺从”像衣服一样缝在女儿身上。王梆所做的，就是脱掉“顺从”，穿上更适合自己的衣服。尽管这是自我解放的积极行为，但仍然会让人感到痛苦。

14岁时，王梆离家出走，偷了父亲一个月的工资和母亲的几件漂亮衣裳。她幻想自己是孤儿，坐大船南下广州，在街上晃荡数日，藏在女厕所过夜，遭遇了坏男人的骚扰。“虽然不是非常严重，但那一幕却像噩梦中最肮脏污秽的厕所，永远留在了记忆之中，”王梆说。

记忆里也留下了母亲的质问：“为什么？我们哪一点亏待你了？你竟要离家出走？你怎么这么贱？走时还偷了我的衣服？”

“我生活在一个非常父权和厌女的环境中，一个极度家长式的家庭。父母对我从小到大的教育就是服从，如果你违反了父母的规划，就被认为是无药可救、冥顽不化。”

“我成为今天的我，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把原来那套体系抛在后面。”王梆说。

2010年，王梆前往伦敦，加入她的制片人的工作室。是年，她36岁，在“三十而立”的围剿中反复闪躲。“想到回国可能又要面对自己多年来一直不愿面对的一些问题，于是便起了留在英国的念头。”她说，“打不赢我就跑吧，越远越好。”

去伦敦前，她做过记者，也是自由撰稿人、编剧和纪录片导演。她出版过小说集和随笔集，也得过一些奖。她居住在广州自购的一间小公寓里，有许多喜爱文化艺术的朋友。可在伦敦待半年后，她拿着仅有的一千欧元——一个德国电影节给予导演的放映酬劳，开始寻找住所。

王梆与制片人产生巨大分歧。浸淫在独立电影中的青春期塑造了她的原则：导演必须直面与商业世界的冲突，忠于自己的叙事。

与制片人分道扬镳后，王梆在好心朋友的沙发上睡了几宿，开始想要租房。她当时所能负担的，仅有伦敦贫民区里一个如旺角公屋厕所那样狭小的单间，每周房租近一百英镑。单人床如同为省钱而被缩短一截的木棺。睡觉时双腿无法伸直，闭上眼睛，脑中就跳出奥威尔在《通往威根码头之路》里描述的那张“要抱着膝盖”才能“把自己安置进去”的矿工的单人床。

她吃3.25英镑一大袋（当时汇率：1英镑相当于8.52元人民币）、每袋能下20碗的素面条，配老干妈辣酱和学生榨菜；在慈善店淘3.29英镑的裙子和4.99英镑的外套；去艺术工作室的开放日享用免费的甜点酒水。

她仍以写作为主业——即使稿费与伦敦的物价相比显得微薄且寒酸——有时也接些听起来不太靠谱的活儿填牙缝：为犹太商人翻译古董表零件名称，为第四频道的纪录片《Sex: My British Job 》（《性：我的英国工作》）翻译姐妹们的日常对话，或是上门给本地中产妇女上东方瑜伽课——王梆确实有瑜伽教师资格证书。

本地居民为特殊人士农场捐款，跳起了Morris舞

Lewisham街头

“所以，你为什么不回去呢？”这是个老问题。时不时会有人对王梆说，在广州，她不至于如此窘迫。

“你看过《我自己的爱达荷》么？”王梆以这部电影中Mike与Scot的故事作为回答。贫穷的弃儿Mike与想要体验生活的市长公子Scot在街头相遇相知。Mike对Scot说，你可以回到你的世界，继续上流生活，而我无处可去，只能继续困兽般的生活。

她亦可退回原来的生活，像Scot那样。她知道，在过去的生活里，只要“掉几滴鳄鱼眼泪”，爹妈就能接济自己。

只是，倘若如此，她就要向自己怀疑的一切低头。“这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的墓志铭被写好了：没有退路可言。”王梆说，“既然我和爹妈说不回去，我就是不回去。我当时想这条路能有多难？无非就是把房租给交了。”

她并非身无所长。尽管挣钱很费力，但王梆能挣到钱。她是一个专栏作者，还兼职做小工：一对一的瑜伽课每小时能赚15英镑，一对一的推拿一次能赚40到45镑。她跟着做医生多年的母亲，耳濡目染，又练习瑜伽多年，只要说话甜一些，这些钱她都能赚到。

异乡

关于贫穷的细节，王梆能说的还有很多。在写作中，她准确地记录了商品折后价，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但苦难就是苦难，苦难本身没有意义。借用王小波的话就是：“吃苦必须有收益，牺牲必须有代价。”

“无非就是物质上苦一点，但内心很饱满。”王梆说。

只需要5英镑，一碗唐人街牛肉面的价格，她就能在国王学院侧门的一个小酒吧听独白剧，在拉法加广场不远处的一个环形广场观赏莎士比亚的悲剧。刀光火影，水磨功夫，连盔甲据说都是按都铎王朝的织物法，一针一线穿起来的。她曾钻入一块黑布中，经过密密麻麻的人群，找到一个洞眼，从洞眼探出脑袋看《麦克白》，双眼被舞台烟幕喷得血红。

在伦敦，36岁的王梆常被称为“Young lady”。她结识了几位伦敦女友，都是大龄未婚女青（中）年，每个人自有困扰，但都与婚嫁无关。

远离大家族，身处一个对女性相对宽容的环境中，王梆是自由的，如同一颗灵活的种子，慢慢地游走于大不列颠岛，被宽容滋养着，生根发芽。

在旧时的故土，王梆的母亲亦是厌女与父权文化的受害者。1980年代初返城运动前夕，母亲用蓝粗布给自己缝了一条裙子，坐在家门口对着晒谷场练吉他，被父亲斥责抢风头、搞修正主义。离婚时，父亲在一周内找到了年龄相仿的再婚对象，40岁出头的母亲净身出户，因已育两孩，相亲经历大多是六旬老人找贴身护工。

与许多母女关系一样，母亲的经历与选择烙印在王梆身上，并最终以反叛的形式表现出来：“生为女性，我很自豪；爱穿什么就穿什么，管它什么风向；年龄、体形和外貌，以至婚姻，通通不是检验一个女人幸福的标尺，思想才是；女性拥有对自己子宫的绝对处置权……”王梆说。

异乡将“自由”从书中的词语变成了具体的氛围，内心深处的自我认同与当下生活重合起来，脑海中的意识不断被唤醒。“真正的身份认同，就像是空气一样，你每天都能呼吸到。”王梆说。

她探访了妇女研究机构（Women's Institute），一个有着百年历史、像钩织花布那样遍布并连接社区的妇女组织。每个月，大家坐在一起或讨论或投决公共议题，然后联谊：这个月分享自制蛋糕，选出社区蛋糕女王，下个月展示彼此的手工布偶，选出社区布偶女王。

而身处全球最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王梆也目睹了资本主义的残酷：英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开始落后于经济增长，2017年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跌至2007年的水平。不仅如此，一股卷土重来的右翼风暴席卷全球，世界并没有越来越好，理想世界的期待被过往的阴暗与诡异再次覆盖。特朗普鼓吹的保守主义复兴特权阶级价值观；弗吉尼亚州的极右组织重举纳粹旗帜；反移民和反伊斯兰的法国国民阵线党一度获得超三成的支持率；在五十多个城市的抗议中，波兰的右翼政府通过了“反堕胎法”……

2015年，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高票当选工党党魁，成为当时保守党右翼政府的一股强大阻力。科尔宾主张增加富人税，减少军费开支，支持移民，支持更多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

“保守党越将他们视如寇仇，我就越想看他们手中的法器。”好奇心使然，王梆像所有向往民主社会主义的自由左派一样，决定加入工党。面对结构性的不公与不平，她从一个观察者变成了一个行动者，还当选了自己所在选区的BAME（Black, Asian and Minority Ethnic，黑人、亚裔和少数族裔）工党发言人。

王梆在特殊人士农场采访现场

工党

加入工党的第一步，是在2016年初春的傍晚，走进一间乡村社交俱乐部：旧仓库般的空间一分为二，一半挂着平板大电视做酒吧，另一半被王梆形容为“20世纪80年代沈阳铁西区工厂小饭堂”，围坐着七八位工党成员，讨论国家大事。

半年里，在某种无需费力经营的友善中，王梆结识了神父、政治学博士、心理学教授、 跨国公司软件工程师、杂志编辑、艺术家、火险评估员、 村自然小组组长、退休珠宝商等等。他们是科尔宾所声称的“自由派社会主义者”，平均年龄五十左右。他们身处东英吉利亚，此地因多农业而历来是保守党票仓，“东欧移民工抢走了本地农民饭碗”是地区共识。

王梆与她的工党朋友们，就在这片蓝色雷区里拉选票。或是敲开门，门缝里传来一句“你们快滚”；或是对方抽出邮箱里的传单，追着扔还给他们；或是在寒冬腊月里举行声援全民医疗服务的集会，空荡荡的现场只有两个工党成员。

幸好，这段经历非常短暂。科尔宾失去党魁位置后，左派力量在工党中式微。王梆，这位缺少参政议政经历、对党派斗争有敬而远之本能的异乡人，飞快地离开了选票政治。

在政治中，王梆无处可去。即使在左派中，她所想起的也是齐泽克所说的：左派无法让人看到一个清晰缜密的计划，一个让人们可以安全地走出垄断资本主义的计划。

或许重要的不是政治派别，而是选票政治永远无法成为答案，非此即彼的左右之分也不是答案。政治立场无法缓解困顿，政治立场也无法给异乡人一个归宿。

“人们穿着防弹衣，把身上的人味去掉，把肉身竖立成观念的靶子，结果社会变得越来越分裂，这才是现实。”王梆说。

美国作家彼得·海斯勒记录过特朗普当选前的科罗拉多州农村。在共和党的集会中，科罗拉多的农民们对着记者尖叫咒骂：“把他们全部吊死！”“把他们关起来！”一些本地人对这样的场景感到震惊：礼貌、公共礼仪曾在当地受到高度重视。

在特朗普当选的两个月后，彼得再次拜访当时参与集会、情绪高昂的居民，他们变得温和而友好。彼得在与特朗普支持者的交往中，学会了停止对个人政治身份的惯性猜测：坚强的职业女性支持堕胎权，但也支持特朗普；一位曾在斯洛伐克工作的和平队队员，也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从历史来看，政治行为会分裂人群，鲜少真正地促进团结。对王梆来说，她希望人们能够抛开成见，面对面地坐在一起，唯有如此，人们才能抵抗自身的原子化孤独。

在真实的日常中，意识形态与政治立场常常被具体的生活遮蔽、甚至消解。新书出版后，王梆最常被问到的是：你在英国有没有被歧视？

“我没有被人面对面地歧视过，但英国社会中的结构性歧视是普遍存在的，特别是脱欧过程中对移民的仇恨和歧视，但这不是显性的，是非常隐蔽的敌意。虽然我没有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因为我的肤色、长相就把我赶出去的人，但遭遇网络暴力是常有的事，人们进入虚拟社会后，就立刻变成了键盘党，口诛笔伐，无所顾忌。在集会、游行中，也能经常看到赤裸裸的歧视，歧视变成政治口号，一些极右主义者会与移民产生肢体冲突。”

离开工党后，王梆花了近两年时间走访民间社团、撰写《英国民间观察》。对于民间社团，她并不陌生，早在2014年初到2015年初，她就是“老年英国”（Age UK）的义工，每周定期上门看望孤寡老人；2018到2021年，她是食物银行的义工，为有需要的人士发配救济食品；俄乌冲突爆发后，她加入了当地的难民救助机构……参与社区活动为王梆的个人生活带来了巨大的转机：结交了不少朋友，不再因为外来者的身份而备感孤独。她用亲身经历证明了具体生活能够创造人与人的连接，能够帮助异乡人创造故乡。

寻找同温层

与制片人分道扬镳后，王梆独自面对签证难题，一头雾水，满心焦灼。她想找律师，在寻找律师的过程中，在一个地下商场遇到了一家名为“Chinese Information Center”机构。办公室里都是一些年轻的女孩，为前来求助的亚洲人提供帮助：或是需要续签，或是遭遇家暴囿于语言而无法寻求社区和警方的帮助，或是想要申请社会福利救济等等。王梆通过这家机构，找到了一位印度律师的事务所。

想着自己也可以为英语不好的求助者翻译律师的建议或文书，王梆很快也成为了这家公益社团的志愿者，尽管只是做一些基础的文书工作，但这是她真正在伦敦扎根的第一步。

“当时你境况也不好，为什么还会去帮助别人？”

“并不是我去帮助别人，而是我需要与他人建立连接，我要有一个自己活动的空间，在那个空间里，我才知道我的未来、我的出路在哪里。”她再次以生锈作比，“虽然我手无寸铁，但如果你把我放在一个有自主权的机构里，做些很实际的事情，我就能发挥我的作用，变得比较有用。如果我无所作为，那我就变成了生锈的废铁，所有的锐气、能力都会被磨掉。”

有时候这里就像是姐妹茶话会，大家围坐在被家暴妇女的身边，听她们讲各自的经历。有些漂洋过海来到异乡的故事太过悲惨，姐妹们出谋献计，互相鼓励，那种女性互助的情谊给予人勇气。有时候阳光爽朗，背负着不同过往的姐妹相聚在海德公园，在草地上做瑜伽、野餐，王梆是大家的瑜伽老师。

说起来，大家都是在汪洋中漂泊的小船。但在唐人街地下商场的茶话会中，在海德公园的草地上，女性们获得了互助和安慰。

在持续参与民间社团的工作中，王梆收获了一种全新的认同感：与家世、学历、财富等等无关——这些随时都可能失去，但在民间社团里建立起来的社会认同，却不会轻易蒸发。

“做好事时，不会有人关心你是哪里来的，哪里毕业的，家里有没有钱。我在巴黎街头看到很多志愿者给无家可归者发食物，没人会问志愿者上述问题，志愿者之间也不会过问这些。一种全新的社会认同便产生了，这种认同的基础不是你的财富和学历，而是你的诚心。做好事在意的就是有没有全心全意在做，只要付出了真心，对方会很感动，你也能接收到这份感动。”

王梆说起自己有一年在“老年英国”工作，每周去探望一位老人。她需要耐心给老人解释，冰箱的插头是不可以拔掉的，然后帮老人清理冰箱内融化出的水。过了几年，老人去了养老院，王梆去再去探望，老人握着她的手，掉了眼泪。

“我问她记不记得我，她说记得。”王梆回忆起来有些激动，“我当时特别感动。我只是他人生中万分之一的过客，偶尔去看她一下，她还能记得我。”

民间社团就像微创手术，在巨大的混沌和黑暗里，年复一年，缓慢而和平地，修复着一小块乾坤。参与者通过细小而具体的行动，团结在一起，获得一种全新的社会认同。“民间社团没有政治门槛，亦不设左右之分，它不仅将不同党派、不同阶层的人聚拢在一起，还利用其独特的‘在地性’，推动着附近公共空间的扩展，守护着越来越稀有的在地公共资源。”王梆在书中总结说。

她引用历史学家大卫·弗莱明（David Fleming）的话说：“大问题并不需要大规模的解决方案，一个行动上的基本框架，外加无数微小的对策就足够了。”

王梆和三十多户邻居团购环保厕纸

土地

在伦敦，王梆因一次线上诗歌朗读论坛与一位英国诗人相爱。两人结婚后，一起搬去了英国乡村居住。尽管她融入了丈夫的英国家庭，但仍随时会被焦虑与孤独侵袭，“我的焦虑是一种异乡人的焦虑，是海德格尔笔下那种‘无乡’的焦虑。”王梆说。

在海德格尔的叙述中，人离开原有处所和历史境域，就成为非本乡的、无家可归的。王梆感觉自己上半身是空心的，剩下两条腿，像落叶一样，随风飘零。像在伦敦时一样，王梆知道自己所能依靠的是“附近”，她需要建造自己的小世界：包括在自己日常生活中能够互相扶持的朋友，以及一个自己熟悉的生活空间。

怀着好奇与期待，王梆以居住地为中心，画了一个直径为30英里的圆：她打算用蜗牛般缓慢的脚步去丈量这片土地的全貌。第一站是村礼堂，王梆每周二都溜进老人活动日，一来二去，她与同村的老人热络起来，又随老人参与了一个叫“日间中心”的民间社团活动。她不仅抵达了乡村图书馆，还发现了民间社团“图书馆之友”——专注于保卫英国各地的公立图书馆不倒闭，散发着令人心向往之的微光。她打开谷歌地图搜索“免费上门回收旧家具”，发现了名为“以马忤斯（Emmaus）流浪者连锁之家”，她前去探访，发现了从狄更斯时代到脱欧时代的各种宝贝，以每本一英镑的价格，淘了10本《格兰塔》杂志，又花了两英镑，买了一大块麦片枫糖糕，然后心满意足地陷入了以马忤斯咖啡馆的沙发。从此，这里成为王梆的周末度假胜地之一。她甚至还参与了一个名为“剑桥民间公共领域”（The Cambridge Commons）的民间社团活动，参与公共意识、民间公共空间和凝聚力的相关讨论。

我问王梆，在英国参与民间社团，与过往参与各式文艺活动有什么不同，在广州，她亦有丰富而活跃的生活。“原来那好像就是与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玩耍，让我身心愉悦。但我没有能够从那种文艺生活中产生公共的思考。”她答。

在乡下的第二年，王梆申请到了面积如半个篮球场的土地，四季朝阳。从此，她开始了自己疯狂的耕种生涯。春寒料峭之时，先在室内播种，土豆、抱子甘蓝、洋葱和大蒜的数量最多；春种后，她甚至会半夜跑去掀开保鲜膜，看看番茄和小黄瓜有没有出芽；霜冻过后，她开始面对野火烧不尽的杂草，林林总总，横蛮如狡兔。

“奇妙的是，这些苦行僧式的农活，却令我和‘附近’的关系一下子变得前所未有地亲密起来。尤其是当我俯下身，把手伸入黝黑而肥沃的泥土时，一种比地心引力更牢固的力量便会将我温暖地裹在其中。而当我从地里挖出第一筐土豆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差不多就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了。我不假思索地加入了村里的‘份地小组’，和其他租户分享着耕种的喜悦。”王梆写道。

挖掘地方记忆、深耕社会关系，这已经是人类学家所谈论的“造乡”的途径。就地创造人际连接，进入民间公共领域，再分享公共资源，对王梆来说，这就是陌生个体与在地建立私密关系的过程，是化解“无乡的焦虑感”的过程，是一个雨滴与溪流汇合的过程。

“尽管雨滴汇入溪流的运动，较之于时代的电闪雷鸣，是如此微乎其微，但我却偏爱它的微小。”她说。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杨楠